过敏—树下画廊展出诗人车前子的水墨

　　2014年6月至7月间，车前子个展《过敏》在北京798艺术区树下画廊展出。这是一个诗人的展览，也是文人水墨的另一番面貌。展览上的作品均为尺寸不大的小品，简单的运笔用色中是文人的清雅。大多作品都配有诗，这也与车前子的诗人和作家身份相应，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涉身于先锋诗歌写作。近年来则专注于绘画创作，但不难看出车前子的写作和绘画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将为文人绘画如何根植于当代土壤提供思考。

　　艺报：这次展览叫过敏，很有意思，我们就从过敏开始谈吧，看到册页里家玲给你写的附记，说如果不过敏，就不是车前子了，这种过敏我们该如何理解？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直觉？

　　车前子：对于某一些人来讲，过敏可能是一种文化过敏。而对于我来讲，不仅仅是文化过敏，也是一种生理性的过敏。我是过敏性体质，在南方只要一下雨我就会过敏。我连一些古书都不能看，因为一闻到书库里古书的那种霉的味道就会打喷嚏。我觉得可以将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过敏体质，中国文化的敏感性值得我们去琢磨。古典诗歌中的平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中国人对声音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在音韵方面表现得比较单纯，而在古典诗歌中则会呈现一种极其繁复的状态。另外一种敏感就是水墨。水墨就其材料的敏感度而言，西方的水彩画可能都无法比拟。中国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智者的文化，水墨的表现也是一种智者的表现。水墨和水有关系，水丰富的地方万物生长。尤其是在生宣上画画，笔上含水量的多少、下笔的轻重、纤维的长短、纸张的厚薄等等这些都是在敏感的状态里完成的。因此，水墨变得很敏感。

　　艺报：这种文化上的敏感在您看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习所得？

　　车前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天生有一种文化上的敏感，后天的修养和积累也有一定的作用。一个人喜欢上水墨是知书达理的表现，很多当代人都喜欢上了水墨。当一个人有了生活阅历之后，本民族和种族的东西看起来会更浓厚一些。这也是一种敏感，表明他开始对文化有了敏感。

　　艺报：由于和家玲是同学，在他的感染下，从您的诗歌到接触您的绘画，在您的生命中，二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车前子：简单的说，就像吃饭和喝酒的关系，画画花的时间多一些，写作就像是喝酒。写作的时间多一点，画画就像是喝酒。不过人总是吃饭比喝酒多，对于我来说，吃饭和喝酒都是生活的必需。

　　艺报：您如何看待您的绘画方式？

　　车前子：我画画的偶然性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偶然性和敏感是紧密相连的。画水墨第一笔很重要，笔笔生发，一定要重视第一笔，第一笔是这幅画的氛围。第一笔没有好坏，这就体现了偶然性，在之后的绘画中，再去给这偶然性寻找理由。理性与非理性，就像牛奶和矿泉水，并不能分得这么清楚。这就更像大家平时所讨论的形式和内容，我觉得形式和内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举例来说，钟摆的左面是形式，右面是内容，但是钟摆是在左右摇摆中才能产生时间。文学作品或者绘画作品永远都是摆动在形式和内容之间。

　　艺报：家玲曾以您为个案来探讨当代文人绘画方式的可能性，就您个人而言，您如何看待当下文人绘画，您觉得可能性在哪里？

　　车前子：他的这篇文章让我更坚定了一些东西。也许概念不重要，在中国绘画史中，的确有文人画这一种状态，谈论文人画并不一定要说具体作品，多年来，文人画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看赵孟頫的画，就很少用文人画这个观念。徐渭的画，我们认为是文人画的符号，但在当时谁都不会称其作品为文人画。这可以看出来，文人画的概念也在变化。但是也有很严格的标准。我觉得文心（文脉）很重要，自由、创造、想象力等也不可忽视。绘画很多时候是有天意的，要遵循天意。不是我自己想往哪方面走就往哪方面走，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个人修养方面，比如读书、交友、性格的磨练等，加上刚才谈到的文心，中国文化对性格是有要求的，要求的是沉静。沉静下来看某些事情可能会更懵懂，这里用懵懂可能会更好。石涛写过这么一本书《苦瓜和尚话语录》，但都不如八大山人的一段话“适才抹得花王一幅，大是懵懂”，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品质，或者是中国人和世界的某种关系，也就是水墨中的极高的境界。这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写的“意空翻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这两句所表达的意思颇为相近。

　　编辑/邓敏 图片/树下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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