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邓小平

　　——专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

　　邓小平晚年思考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要通过深化改革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是编辑邓小平著作、研究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职能部门。在其初期称为邓小平研究组，后经调整，陈云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也划归这一部门。

　　龙平平是第三编研部主任，这位中国社会学大师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自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编辑工作，近30年从未改行。

　　当下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热播的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他担任总编剧。

　　龙平平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有些人简单地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归结为邓小平领导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对邓小平存在许多误解，对邓小平理论有不少误读。他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视剧帮助大家澄清一些“误解”和“误读”。

　　改革开放不是自然产生的

　　《瞭望东方周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写的是1976年到1984年的邓小平。为什么专门写这段时期？

　　龙平平：邓小平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什么？他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毫无疑问，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文革”结束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向了富强，让人民过上了新生活。

　　改革开放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是一次新的革命。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截取1976年10月至1984年10月这个时间段，就是要告诉观众，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新生活是怎么来的。为了开创这个新生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么艰难的探索，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艰难的创造，克服了多大的困难。

　　1976年至1984年，是邓小平带领我们冲破重重阻力，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开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以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是一个标志，全面改革的标志，打通道路的标志。我们想帮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这条道路来得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多么应该倍加珍惜。

　　1984年是“政通人和”

　　《瞭望东方周刊》：1976年到1984年，邓小平遇到了哪些挑战，他是如何应对的？

　　龙平平：邓小平领导搞改革开放，首先是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破题的。1978年，他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经历了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进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再发展成全面拨乱反正的几个阶段。几个阶段主题的转变与深化，完全是邓小平一手推动的。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处点火”，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号召要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的这次“北方谈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的勇气坚决顶住工作重点转移之后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错误倾向，带领全党重新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拨乱反正，澄清了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些思想混乱，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特别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之确定为立国之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以此为标志，历时4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圆满结束，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改革开放正是伴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进程，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兴起的。这期间，农村改革风起云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阶段虽然尚未提上日程，但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为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一是他提出“小康”目标，为20世纪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划；二是他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走向。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开始，到正式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力度大、举措多、见效快。

　　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短短几年，从根本上扭转了“文革”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初步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到1984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就是“政通人和”，可以说是人气最顺的时候，1984年国庆出现“小平您好”的横幅，应该是一个共鸣。

　　晚年邓小平在思考什么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注意到早在10年前你就提出要重视研究邓小平的晚年思考。邓小平的晚年是什么概念？

　　龙平平：我所说的邓小平的晚年，时间上是指从1989年退休到1997年逝世。这段时间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在发挥着特殊作用，思考着许多问题。

　　与之前不同的是，邓小平的晚年思考，既着眼于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又放眼于妥善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他的这些思考，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观点，与我们今天的实践密切相关，需要加强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邓小平晚年都思考了哪些问题？

　　龙平平：简单归纳，最重要的有几点。

　　第一，根据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阐发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对改革开放提出“又快又好”发展的新要求。

　　第二，进一步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提醒全党要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他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第三，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依据。

　　第四，提出要深入研究如何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

　　第五，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精辟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特别强调全党要注意解决分配问题，探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晚年思考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要通过深化改革着力解决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在邓小平逝世之后，一方面是邓小平理论被提升到指导地位，一方面是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龙平平：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经过35年持续快速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对于社会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把它们归结为邓小平设计的错误，这是对邓小平改革发展理念和思路的误解或误读。

　　不要误读邓小平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对邓小平理论的某些质疑，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反映出经济上急于求成，过分强调高速度，只讲快不讲好，给今天的社会综合发展带来了许多弊端。

　　龙平平：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并非一直强调快。他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最初恰恰是从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思路中逐渐形成的。

　　我们知道，“文革”结束后，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曾经发生过一段“洋跃进”，盲目制定追赶世界经济强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用“大跃进”的方法搞经济建设，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而提出调整经济，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降下来，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正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80年代中期起，邓小平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些，并逐步形成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构想。但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对此，邓小平进一步论证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者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其次，就经济发展而言，说邓小平主张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能快则快，有条件快的就千万不能丧失机遇，这是他强调的重点。

　　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经济建设上长期积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归结为快速发展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否定“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实际上，对于经济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邓小平发现最早、谈得最多、谈得最透。比如，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他最早倡导全社会都要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他提出过一个口号：“绿色革命”要坚持200年。

　　这些话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很多，只要认真地读一读，对邓小平的误解就会消除。

　　《瞭望东方周刊》：也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理念和政策导致了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

　　龙平平：这又是一种误读。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14次提出要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都是在强调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手段。

　　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毫无疑义，怎样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课题。

　　共同富裕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过的大难题，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姚玮洁/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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