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论析大众历史观与新财富观的基础

　　摘要：劳动大众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劳动价值论为坚持大众历史观反对精英历史观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坚持大众历史观才能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家正确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有利于经济发展走出低工资陷阱，步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大众史观；新财富观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3年的0.407上升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这种情况说明财富分配领域的帕累托效应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产生帕累托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各自的依据不同。

　　经济人有一种趋炎附势的恶习，经济学也不例外。腰缠万贯的老板总是受人尊敬的，工资低廉的工人总是被人小瞧的。经济学总是津津乐道于企业家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对劳动大众的作用却往往视而不见。马克思是个例外，马克思用其一生之努力，雄辩地论证了劳动大众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使三卷《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并引领了随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曲折的探索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存在一种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

　　理论的发展总是由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出于劳资矛盾的尖锐对抗，马克思只是有限地承认资本家(企业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必须重新审视企业家的作用。这本是正常现象。但从国外引进的很多经济理论似乎有把企业家抬高到历史创造的”精英论”地位。这些精英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企业家占有剩余价值提供合理依据。

　　笔者认为，强调企业家特殊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获得的风险收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企业创造的全部价值中，扣除物化劳动(资本)转移的旧价值、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支付给企业家的特殊人力人力，再扣除资本承担的风险收益(相当于支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在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总还有很大的一块“剩余”，这些剩余不是用企业家特殊的人力资本，或资本的风险收益所能包括的。以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为例，截至2006年，盖茨已经连续12年高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榜首。作为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盖茨的净资产高达500亿美元，平均每分钟挣6659美元。

　　谁也不会否定盖茨本人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个人努力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但如果非要把盖茨拥有的全部财富都认定为他本人创造的，这就难免牵强附会。除去盖茨本人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其财富总额的相当大部分是由其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至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更是没有根据。离开了人的劳动，物化劳动(资本)不但不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还要面临不断磨损、贬值的风险。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认为具体劳动转移物化劳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通过这一创新性概念，马克思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还从历史与逻辑统一角度对剩余价值进行了考查。在奴隶劳动和封建劳动形式下，剩余劳动以明显的形式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变为以隐蔽形式存在。这种转变造成了一种假象：剩余价值不是由劳动大众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家创造或由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创造的。只有借助劳动价值论才能揭示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

　　可见，劳动价值论为大众历史观反对精英历史观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强调大众论历史观有助于积极健康的新财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个人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发展。

　　1、从个人角度讲，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大众史观基础上的财富观有利于新兴的企业家群体正确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到三十年，一些新生的企业家对自己的财富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刻画的企业家根本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意识，这些企业家的形象大体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自己努力赚来的；对国家的税收，他们极力逃避之；对工厂的劳动保护和卫生条件他们极力排斥。一份企业家社会责任调查显示：在高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制度不健全，一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恶性膨胀，唯利是图，放任自身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积弊、价值观冲突等作用，公众普遍尚未树立起新财富观，因而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缺乏正确认识，对其经营目的与行为常以有色眼镜视之。

　　经济学研究以自利为基本出发点，这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做人的出发点。作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企业家，应该处理好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为自利与利他的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当然，利他并不等于捐赠，而是要实现自身利益、员工利益、社区利益、社会利益的多赢。曾有一位管理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给自己员工只发四五百块钱，但对小姐一掷千金的人是没有资格来谈企业文化的。

　　我想这样的企业家也没有资格谈论社会责任。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但是社会对其外在的要求，而且应是个人发展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人的需求不但有量的增长，还有质的增长。需求的质就是需求层次。这是一个长期被经济学忽视的问题。需求质的提升会导致经济人行为方式的变化。毫无疑问，需求质的提升和财富的增长成正比。但财富的增长只为需求质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需求的质没有随财富量的增长而增长，对个人而言财富就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障碍。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企业家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沉溺于赌博或肉欲中；有些企业家在自己发达后不是关心为自己卖命的员工，而是用挥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马斯洛晚年的时候对上述五需求理论进行了部分调整，认为“当其他需要均已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不一定会有所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市侩式的人物来说，自尊已经达到了个人发展的顶峰”(马斯洛，P58)。马斯洛的观点无疑过于悲观。对一个追求自我实现的企业家而言，决不应该使自己停留在市侩的水平。

　　2、从社会角度讲，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大众史观基础上的财富观有利于经济走出低工资陷阱，步人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既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劳动大众，劳动大众的人力资本状况就和国家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对劳动力实行毫无限制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资本对劳动的掠夺性使用造成的劳动者患职业病、寿命减短、身高降低、智力衰退等情况。这种情况严重到了12岁的英国童工不知道有英国，15岁的英国童工不知道有伦敦。正如对土地的掠夺开发会使地力枯竭一样，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枯竭。

　　即便为了资本家整体剥削的需要也应该限制资本毫无顾忌地使用劳动力。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立法、行政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等保护了劳动力，使万恶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健康的资本主义。

　　劳动大众的人力资本状况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也体现在社会总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社会总需求无法容纳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因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身故后的经济危机也确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提高工资和增加政府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这在罗斯福新政措施中体现的极为明显。

　　中国今天很多产业，例如外向型的加工贸易，还在走低工资政策道路，这无疑是在重蹈早期资本主义的覆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那些为低工资政策辩护的观点：“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种对低工资政策的极端辩护当然不会被当代经济学者们所接受。早期资本主义所显示的社会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下降，雇佣工人生活悲惨，奢侈消费膨胀导致的经济结构畸形无一不是低工资陷阱的结果。今天要倡导可持续发展，不但要注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

　　要使经济进入人力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不但要在分配方面保护雇佣劳动者，而且要在教育上照顾劳动大众。1989年3月23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邓小平提出这一看法距今已经十八年了，但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中国变成世界加工厂，没有在知识经济中占据更有利地位，究其原因仍然是我们的人力资本状况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胡靖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