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眼泪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阶段很容易流泪。听到收音机中播放二胡曲，他独自坐在藤椅上垂泪，曲子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表侄黄永玉搞到一张碑文拓片，拿给沈从文看，上面是沈从文在1921年写的字，那时他才19岁。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访，沈从文说起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中有一位女孩子，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今天，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沈从文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最出色的小说家。那些文革后还活着的作家，没有人写过那么好的小说，恐怕也没有人流下那么多泪水。在他的墓碑的背面，是张充和的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以他的天真和敏感，在文革中如何生存？事实上，依据周围人的记载，在文革中他至少流过三次泪，和晚年的老泪横流相比，这三次流泪更让人震撼，也更意味深长。

　　（一）

　　第一次被发现流泪是在1968年。这一年的12月，思想宣传队进驻沈从文工作的历史博物馆。全馆人员都集中到馆里睡地铺，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划归牛鬼蛇神的“牛棚”。副馆长陈乔回忆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候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地址的卡片。”（208页）

　　文革中，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沈从文都没有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早已自杀过了。1949年2月28日，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划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多亏妻子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发现及时，他被送到了医院。他的自杀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危机，也来自于时代的压力。从自身来说，他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小说了，而他又感觉到，在新的时代自己必将会陷入孤立。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他有一种敏锐的嗅觉。1948年初，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集权’！”沈从文不懂政治，也很少接触理论，他这种感受是不折不扣的直觉。相比之下，1951年，陈梦家读到奥威尔的新书《1984》，感叹“1984的时代就要来了”，虽然及时，却仍比沈从文慢了半步。

　　沈从文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迎来了新生，和这个国家的“新生”倒是步调一致。但他的感受却并不好，1951年，他感叹，“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很多人都感受到欣欣向荣想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却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尽管心中有一二十个故事，写出来肯定是很精彩的，甚至可以契诃夫一较高下，但是在他决定解放（自杀）的那一刻，也许他就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写小说了。他知道，出路在于“到群里去”，但是他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

　　可以说，在50年代初，沈从文就预感到了文革的氛围。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张兆和鼓励他多写新社会，或者写一些散文，她举的写作榜样是刘白羽；儿子回来，也认为老爸的小说似乎是过时了，为什么不能像赵树理那样写作呢？这时，沈从文的心一定是悲凉的。1968年沈从文的“哭鼻子”，是为自己而哭。在50年代就打定主意只搞文物研究，哪怕是在外行的领导下，哪怕很长时间的工作只是当一名文物讲解员，哪怕完全放弃了自我，这仍然不能过关。

　　很长时间以来，中文系的文学教育都把现代文学切割为1949年前和1949年后，尽管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前者仍光辉灿烂，各种革命和探索，而对后者则讳莫如深，在垃圾中找金子，对现代作家的“后半生”几乎不着一言。整整一代人的后半生，在文学史中成为空白。尽管对整个时代定性是非常容易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后人不能简单把罪责归于时代。1949—1976年，具体到某一位知识分子，其表现如何，出卖过谁，又被谁伤害过？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沈从文的后半生》所征引的材料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完备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作为沈从文的文革答卷。

　　尽管张新颖没有在书中对这份答卷做出评判，作为读者，我们却可以大胆为沈先生评一下分数。他当然妥协过，写过自我反省、批判的学习材料，但是我认为，沈从文坚守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他没有揭发过什么人，也没有对谁下过黑手。他比普通人要勇敢一些，在巴金处于很不妙的地步时，巴金的妻子萧姗也重病住院，沈从文冒着风险写信去慰问，让巴金感动而且惭愧。也许正是因为他自杀过一次，和陈梦家、傅雷、老舍这样的自杀者相比，他更能接受时代环境下作家的命运，能够活下去。作为一个作家，他早早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后来他写过一篇《老同志》，想在满足时代需要和保持自我风格之间做一点平衡，但是失败了。从此，他没有在文学上做过迎合时代的努力，所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太荒唐丢人的作品，作为小说家，他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在1949年就死了。1949年后的沈从文，是作为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者而存在的，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伟大的：尽管环境艰难而屈辱，却仍百折不挠搞研究，他没有放弃过，也没有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过自己。

　　（二）

　　沈从文的第二次泪水给了爱情。由于张充和等人后来在书中的提及，他的这次哭泣尽管更私密，却更为人所知。

　　1969年11月，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充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张充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他，“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216页）

　　这是我读过的所有和文革相关的故事中最动人的片段。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传奇。在上海中国公学，年轻的教员沈从文爱上了学生张兆和、堪与宋氏三姐妹相媲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张兆和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却语重心长地说，这人很好啊，未来会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当然，这只是漫长故事的开始。对沈从文来说，张兆和就是女神，不折不扣的守护者。他需要一个高于自己的对象，用来爱，用来倾诉。每当两人分开，沈从文独自旅行，他总能写出最动人的情书。早期，他在信中使用各种称呼，三三，三姐……而后来，他则一直称她为“小妈妈”。沈从文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给妻子张兆和的，“三姐，我对不起你”，在小十多岁的张兆和面前，他一直是一位孩子。

　　沈从文吸溜吸溜哭起来，那时他肯定想起了在苏州，张兆和终于开始接受他的那些时光。没有张兆和，早期的沈从文不会写出那么多好的小说，没有张兆和，晚期的沈从文肯定活不下去。但是站在今天，我并不需要讲述这段爱情在文革中的感人片段，我想说的是相反的东西：在爱情和亲情中，其实藏有非常可怕的东西。在文革那样的时代，它甚至可以成为压迫的一部分。

　　如果对比1949年后的中国和苏联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我们会发现，同样是面对思想改造、流放（事实上苏联作家面临的环境也许更可怕，因为有更多的直接枪毙），中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表现，远远没有苏联同行刚烈和具有反抗性。（有关苏联作家的反抗，去年出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文版可见一斑）中国作家也有很多自杀的，也有很多成为暴政的帮凶的，但是却缺少坚韧的反抗者。除了两国文化传统不同之外，家庭观念的差异是否也是一个因素？

　　1956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疗养，到了这个在30年代初自己曾待过的地方，他忽然就来了灵感，刚去没几天就完成了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要考虑考虑。”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已经如火如荼，张兆和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1961年，沈从文又到青岛休养，张兆和抽空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是鼓励，“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在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鼓励，安排创作条件，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这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对时代的认识，张兆和似乎比沈从文要正确得多，她鼓励他创作，并不是要按照他本人的心愿，而是要按照时代和党的要求进行创作。1961年，这样做似乎是安全的，但时间并不长，沈从文还没反应过来，更严酷的现实就来了，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任何形式的写作，似乎都是危险的。1970年，沈从文在湖北干校写起古体诗来。张兆和、儿子沈龙朱等亲友都担心沈从文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沈从文考虑过后决定接受他们的劝告。

　　亲友的关心当然都是发自内心，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些关心人是否能活下去都会成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文革中，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划清界限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告诫和提醒，不仅正当而且感人。但是我们仍不禁感叹，体制的威力要真正施加到个人身上，家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对作家来说，考虑作为整体的家庭的利益，似乎是应该的，而在那个时代，要趋利避害，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似乎是不二之选。作为个体的作家，面对抽象意义的权力或者现实的危险，也许并不会缺乏反抗的勇气，但是要考虑到家庭的利益，做出让步就是很自然的。1974年，沈从文下定决心，要把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书写出来，张兆和担心沈从文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这一次，两个人闹起了矛盾，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开头就说：“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幸运的是，这一次沈从文没有听张兆和的。

　　（三）

　　沈从文的哭泣，一把鼻涕一把泪，往往像孩子一样。但是，面对文革中最大的伤害，他却只是“红了眼睛”。

　　1975年2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商鞅的历史人物画。范曾所画的商鞅，腰间别着一把亮亮的刀，沈从文当即指出错误：秦时没有这样的刀呀，也不能这样上朝议事。没想到范曾恼羞成怒，指着沈从文的额头说：“你过了时，早没有了发言权，这事我负责。”

　　范曾当时不过是沈从文的助手。当时在场的另一个助手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沈从文一生受的委屈很多，被王瑶看低，被郭沫若批判，到后来被丁玲嘲弄，对他都算可以忍受，唯有这一次，张新颖用了“伤害”作为标题。

　　沈从文对范曾有知遇之恩。1962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画完毕业作品《文姬归汉》，送给郭沫若看获得赏识，但是系主任却“勃然大怒”，给他扣上了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沈从文对他很欣赏，设法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来上班，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掏钱给他发工资。但是在文革开始后，历史博物馆里贴出批判沈从文的大字报，最给力也是最狠毒的，竟然就是范曾写的，“写了几十张，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范曾的大字报让沈从文格外痛苦，而在文革后期又当面指责沈从文“过时”，这次沈从文感受到的却是愤怒，而不是委屈。所以他并没有流下眼泪，而是给范曾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但这仍只是私人通信而已，并没有在工作中向他发难，后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范曾仍是具名者之一。

　　相同的故事还发生在陈梦家身上。陈梦家的学生兼助手李学勤，当时也不过是学术研究刚起步而已，却也写文批判他。最后陈梦家自杀，是否和李的批判有关，也许永远不会有确切的答案了。何伟在《甲骨文》中，有一段写他去清华大学采访李学勤，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按何伟的说法，李学勤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他写那些批判言论的时候，才不过24岁，那时候他太年轻，很难拒绝身边的压力。

　　范曾和李学勤的行为，相信并不是文革中的个案。对沈从文和陈梦家这一代人来说，同代人的批判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因为打笔仗已久，彼此知根知底，反驳起来也会很有章法。而身边后生的攻击才是致命的，后生可畏——他们代表着新政权的未来，把前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正常社会，这种学术上的“弑父”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代新人换旧人，只有批判的继承，学术才能进步。但是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这种“弑父”很多时候都会变成真的杀人。当学术批判和运动结合在一起，和“揭发罪行”结合在一起，它就成了杀人的利器。今天，很多人感到痛心的是文革作为一个民族的苦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反省。但是想一想如今范曾和李学勤们的地位，他们正是各行各业的经营，把持着话语权，真正的反省又如何可能？

　　不断深化的文革，是对人性的不断围捕。沈从文的墓志铭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读《沈从文的后半生》，确实可以理解沈先生，并从而理解那时被困的人性。如果照这样的思路，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可以写的“后半生”还有很多。

　　（编者注：本文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书评，文中多处内容转引自此书。）

　　张丰

　　（朱晓文摘自《中国评论月刊（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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