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在积极改变自己的标签

　　——专访《我从新疆来》作者库尔班江·赛买提

　　《我从新疆来》虽然讲的是新疆人的经历，但说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不管在哪儿长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从2014年3月开始，库尔班江·赛买提带着相机和录音笔，行走于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近20个城市和地区，联络沟通采访了近500人，收集了100多组人物故事，包括20万字录音资料、15万字主人公撰写的文字，最终汇聚成了这本《我从新疆来》。

　　其中很多人是在看到网络上热传的30组《我从新疆来》图片故事后，主动和他联系的，希望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库尔班江说：“这些故事在主人公娓娓道来中散发的力量让我全身心都为之震撼，几乎每个人都有和我相通的经历和心得。我在记录他们，同时也是在记录我自己。他们的大爱不仅让我对这个专题更加有信心，更促使我不断前行，去挖掘这个专题中更加深厚的正能量。”

　　他希望，《我从新疆来》可以给人们一个答案，给大家一个对新疆人认识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

　　内地代表更多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从新疆走出的人群有哪些共性？

　　库尔班江：《我从新疆来》中的人物加上我总共101位，包括世界500强老总、国家火箭研究院的工程师、阿里巴巴高管、移民上海的维吾尔族第五代、到内地的新疆打工者。

　　这些人物以口述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负责记录整理。选择人物没有标准。如果非要选一个标准，就是真实。我总共采访了500多人，最后挑选这100位就是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真实。

　　这100人从新疆出来有100个理由，经商、求学、工作的都有。他们就像是从中国其他地方到北京、上海、广州的人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新疆人来说，到内地到底代表了什么？

　　库尔班江：更多的是挑战，同时也代表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发展机会和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语言？

　　库尔班江：语言是一个问题。以我来讲，从博州师范的汉语专业毕业之后，汉语还说不利落，很多话都需要用维吾尔语先在心里想一遍再说，但当时在和田已经算是说得好的。大多数从新疆出来的人，汉语都有一定基础，不是完全不会说，就是说得好不好的问题。

　　新疆，位于中国的最西部，一个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神奇土地，拥有2000万14个不同民族的人民，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融合并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新疆精神和民族文化。

　　这是中国少有的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风貌的土地，但对于大多数内地人来说，新疆仍然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话题，媒体上充斥的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贫困、瓜果和歌舞。人们对新疆知之甚少，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极端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新闻报道的措辞不当使得负面新闻错误地被冠以新疆的名号，使得普通大众多少有点谈疆色变。

　　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有时候感到一些困扰。而这更多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缺乏。

　　即使在“7·5”事件之前，内地人对新疆人的总体印象是以开餐厅、卖烤肉等做小生意为主。做我们这样工作的，更多会被问的是，哪家新疆餐厅正宗好吃。

　　再说到挑战，首先是生活习惯。新疆来的穆斯林朋友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因为大家对“清真”都不太了解，还有清真餐厅相对要少，对伊斯兰的了解是空白的；第二，有些被异化，一旦有新闻冠上新疆恐怖什么的，在内地的新疆人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语言，这个压力相对较小，可以学。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很难被理解。比如说新疆的少数民族姓名中间有个点，在新疆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大家都会操作，但在内地很少遇见，有时办理业务时会遇到麻烦。

　　都是普通的中国公民

　　《瞭望东方周刊》：能总结一下新疆人是什么样的吗？

　　库尔班江：新疆人与北京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拿掉地域与民族，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从新疆到内地，大家的目的都是类似的，无论学习或者赚钱，都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也为了有一天能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和他人无异。

　　中国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背景特征，新疆人和所有人一样都在努力适应。我想，很多障碍和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越来越简单、容易。

　　在内地，年纪大的新疆人，对国家的认同非常强，并且非常认可。他们说，任何苦也好、难也罢，过去了，生活还要继续。他们的自豪感很强，都觉得自己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作了贡献，觉得自己内地的生活“很值”。

　　这本书里有几位是已经回到新疆的朋友，也有打算回去的。其实大多数人绝对可以在内地长久生活下去，回去的原因也基本和大家没有区别，有的想落叶归根，有的是想回去和家人一起生活，没有特殊的原因。

　　要想把家庭从新疆带到内地，确实有些困难，有调工作困难的，有找工作困难的。这100个人里有把家属带过来的，也有在内地工作生活期间遇到另一半成家的。另一半有从新疆来的，也有当地人。

　　人是社会的产物，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受到制约，但更多的是在促进发展。发展中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少数人极端反击，多数人包容应对。有这样一批人，在新疆这个符号被异化的社会发展环境中，他们没有选择逃避或极端，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继续热爱生活，坚守着自己的专业和岗位，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有的更成为了佼佼者。

　　但无论离开新疆多少年，新疆都是他们无法割舍的元素，新疆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给了他们鲜明的性格，给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更给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选择。每一个新疆人都是新疆这幅画面上的一抹颜色，即使离开新疆，他们都对家乡有着割不断抹不掉的牵挂。

　　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我从新疆来》出来之后，达到你所希望的影响了吗？

　　库尔班江：很多人都说，“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坏人”。

　　从《我从新疆来》的出版也可以看到在慢慢变好，高层领导也很重视，还问我需不需要资金支持。

　　开始是我给王蒙老师发邮件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他很快回复，就这样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叫我好兄弟，我叫他爷爷，都是彼此觉得最亲切的叫法，他对这本书的支持可以说是最大的。

　　与编辑和发行的同事们一起沟通了很多次，也有过不少摩擦，主要也是因为不了解。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积极配合，希望能够多了解，光文字就修改了四五遍。我给他们讲述新疆人的故事，给大家“脱敏”。

　　拍摄期间累到每天说梦话，也因为吸收了太多的情绪而崩溃过，但我也收获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在说，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的出现，希望了解新疆和新疆人，这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从新疆来》虽然讲的是新疆人的经历，但说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不管在哪儿长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白岩松老师推荐这本书时说，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

　　拍摄和采访期间我停掉了所有纪录片外拍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全靠存款和家人支持，几度资金非常紧张，但我没有放弃，我对自己也不断反省，以希望更加努力去完成这件事。这不是要树立少数的个别的偶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故事重新认识新疆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抛开地域和民族，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真实的故事，了解真实的新疆，了解真实的自己，更希望他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所散发出的榜样的力量，能够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能够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年轻人勇于拼搏，敢于吃苦。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海博/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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