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20年

　　朱学东每次遇见自己以前的公务员同事，他们总会惋惜他的“离开”。

　　1994年，朱学东参加了第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署的“国家干部”，却又在2000年选择辞职，最终“离开”。

　　有人退场，有人进场，国考报考热一年胜似一年。从1994年4400名报考者（参加1995年度国考）、招录462人，到2014年报名者152万、招录近2万人，20年间，报考人数增长超过300倍。

　　如果152万报名者全部是应届毕业生，那么也就意味着每5个毕业生中就有1个报名参加今年的国考。在职业多元化的时代，公务员的待遇等条件并非“独好”，但在拥趸看来，它胜在稳定、有保障，是一份有更多安全感的职业。

　　公务员，自诞生之日起，即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座“围城”。

　　头彩

　　时间回到1994年1月，人事部机关刊物《中国人事》，出现了一个新栏目“《条例》百问”，开始向全国人事系统介绍新建立的中国公务员制度。对于“公务员”这一新名词，“《条例》百问”解释道，“在范围上相当于我们过去所说的国家行政机关干部”。

　　不过，在当年首届“中国第一考”进行时，中国大部分高校还在实行就业分配，敢于自主就业的人凤毛麟角，很多人不相信“通过考试就能当干部”。

　　可是，朱学东必须得相信。

　　“报纸到大兴也得晚一天。当初的大兴黄村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是北京的化外之地。”朱学东说。1994年时，他27岁，是北京印刷学院的讲师。学院所在地黄村，与北京市区只有两路公交往返，其中一路晚上六点即停开。因实属偏僻，他每月还能获得学院发放的15元左右的“郊区补贴”。所幸在1994年，他通过同学介绍被借调到上级机关新闻出版署工作。按照惯例，他很可能留在这个机关或转调到其他下属单位。

　　恰在这一年，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副处以下干部的选调，要试行统一公开面向社会的招考，不许再以借调的名义曲线调入。

　　造化弄人，朱学东感觉自己“中了头彩”。这一年8月，包括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在内的近30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正式招考，成为国考开端。考试内容分为笔试与面试。

　　考试那天，“一个教室几十个人，每个位子之间都被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有点像现在的高考，既激动又紧张”。国家某部委工作人员、当时在北京市郊一家国企上班的李伟（化名）记忆犹新。统一笔试结束后，各部委还要给通过者组织面试。面对七八个考官的发问，李伟异常紧张。“那时候各处都实行分配，没参加过面试，一点经验都没有。”好在考官问的都是“为什么要报考”、“以前做过什么工作”一类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面试那么专业，李伟感觉有点像谈心会。

　　被确认录取的那天，李伟还是感觉有点难以置信，而远在农村的父亲获知消息后，杀了家里的猪，像娶儿媳妇一样请全村人吃饭，颇有光宗耀祖的意味。

　　朱学东也最终顺利考入了新闻出版署，他参加这次国考最大的动力无疑是离开黄村，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需要房子”。

　　“所有机关都一样，能看到自己接下来几年的样子。”工作六年（加上借调时间）后，朱学东终究还是决定辞职，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机会”不在这里。

　　凡进必考

　　可能朱学东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辞职后不久，即是公务员考试火爆的开始。

　　“工作稳定，又有保障”，让公务员成为一份在中国为人所羡慕、崇尚的职业。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公考热愈演愈烈。

　　很显然，在对铁饭碗疯狂角逐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地位、收入、安全感最深层次的渴求。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国考到2001年，参加国考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五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这一年，正在读大三的李辉决定报考，这似乎是他最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决定也是他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李辉报考了2002年中央组织部的某公务员职位，虽然成绩突出，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录取。但他留有后手，他在国考的同时参与了北京市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恰好，北京市东城区某机关正在招聘科员，虽然不是核心部门，但李辉已是心满意足，好歹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机关单位。

　　凡事不是绝对的，公务员考试也有不那么令人动心的时候。

　　2001年，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同年，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垄断或准垄断领域，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公务员变得不再是唯一令人羡慕的职业，西装笔挺、出入高档写字楼、平时炒股、年底分红的外企白领，则顺势成为时代新宠。

　　一度，甚至还有不少公务员同朱学东一样选择了跳出体制。“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将被辞退”，2005年《公务员法》一经推出，更是引发一片哗然。

　　《公务员法》中，包括公务员录用、考核、惩戒、福利保险等一系列新制度，被以法律形式确立，这部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是建国50多年来新中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性法律，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

　　但另一方面，《公务员法》出台，“凡进必考”的公务员制度被强化，公务员职位也相应增加。这年的国考报考人数为31万，相比前一年的18.2万增加近一倍。

　　之后数年，公务员改革的步调开始放缓，“铁饭碗”进一步升级为“金饭碗”，公务员热持续升温，报考人数每年递增，有些职位甚至出现近万人赴考的盛况。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蜗居”的生活现状以及随时面临的失业风险，公务员福利待遇相对较好，对于多数人而言，依然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姜力是2008年80万国考报考人之一，但他未能被录取，于是转而参加江西的省级公务员考试，填报了某市辖区检察院的职位。对他来说，公务员只是就业的一个选择而已，学法律的他当时已进入南昌市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准备成为一名律师。两个月后，他离开律师事务所，成为某大型银行的法务人员。但最终，姜力还是听从了亲朋好友给出的共同意见：公务员工作稳定，比市场化银行更有保障。

　　到2011年，国考报考人数达140多万人，报录比例为59：1。洪杰是这一年90余万参考人的“刚需者”，在大学毕业前，他就计划着一定要考公务员，因为“稳定”。

　　安全感

　　到现在，朱学东还记得自己跻身新闻出版署公务员那年的待遇，每月工资400多元，五年后离开时，也才1000元左右。尽管收入并不算高，但他终究是幸运的，辞职前赶上了福利分房，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小两居。分房时，正值公房改革开始，朱学东以一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房子。2009年，他以一平方米两万元左右的价格将此房出售。

　　“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朱学东曾说，离开公务员岗位后，他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公文总结，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

　　仍在体制内的李辉等人却没有这种感觉。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待遇。洪杰说，大致在八九年前，自己的单位还能集资建房，有一个住宅小区。这些房子当时价格一平方米三四千元，现已涨到两万多元。“不平衡也没办法。现在每个单位都是这样的，拿到就是拿到，没拿到就是没拿到。”

　　没有分房之外，工资不高且工作量大，也让他们颇有怨言。洪杰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为五六千元，期间加薪一次五六百元。“我不太出门、不太逛街，基本都是网购选便宜的东西。”

　　12年前，李辉入职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080元，不过能享受大型节假日几百到一千元不等的补贴，以及约一万元的年终奖金。在2009年，李辉享受副科级别待遇，月工资达到三千元。现在，他的月收入在4900元左右，但是这里面已经包括了节日补贴和年终奖金。

　　李辉感觉到了落差，因为在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上班的同学的年收入已是他的七八倍，而他也曾被这家公司录用，只是最终选择了当公务员。李辉从来没有放弃，2011年他还曾通过去西部某省支边为自己仕途加分，但今年归来却发现晋升空间依然未变。

　　已经是副科长的姜力晋升速度“算是正常”，但科长一职将是其晋升的天花板，突破了就能继续往上走，否则将长期“原地踏步”。至于传说中的隐性福利甚至灰色收入，仍算是基层员工的他，并无机会触及。此间，虽然也动过走出“围城”的念头，但公务员的身份还是让他“更有安全感”。

　　“不想出来，我买了房子就更不愿意出来了，我一出来压力多大啊！”已有上海户口的洪杰亦不想跳出体制，虽然新国家领导班子上台后，传统的“年夜饭”也已取消，最近还有降薪的传闻，但对于现在的工作，整体比较满意。

　　涌进，出走，死守……一切如同无尽的循环。如何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公务员制度，当公务员考试进入第三个十年，一切又站在了新的起点。

　　（赵晓英摘自《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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