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高贵者以高贵

　　何谓高贵者？

　　高贵者，不趋炎附势，不卑躬屈膝，拥有崇高的信念，并且有尊严地将之付诸于行动的人。

　　给高贵者以高贵，应是对高贵者最好的回报。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建于1675年，位于英国伦敦市东南郊的格林尼治小镇。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决定，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也是世界计算时间和地理经度的起点，可见格林尼治天文台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涉历几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代接一代地坚守专业领域，为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英国女王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得知天文台长、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时，极为诧异，表示一定要提高他的薪金。布拉德莱甚是不安，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这个职位上来的，将不再是天文学家了。”

　　布拉德莱台长深知世俗的力量，那是一种忘乎所以而又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的力量，无所不至，无坚不摧。凛然的高贵，往往经不起世俗的蚕食与销蚀，即便如英国这样讲究气度和尊严的国度，布拉德莱台长也担心，投机钻营者必然会挤掉学术精英，格林尼治天文台自然将一日复一日地败落。于他而言，唯一的选择，便是远离世俗，不屑于名利。

　　远离世俗，给高贵者以高贵，这应该是诸如格林尼治天文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国的学术殿堂，历经百年乃至千年不朽的一个原因。

　　然而，远离世俗、看淡名利又谈何容易。于高贵者，该需要何等的意志和操守；于主政者，又该需要何等的眼光与境界。人世间，更多的是给高贵者以世俗，诱高贵者以名利，甚至就是将名利视作高贵，让原本高贵的人，沦入沽名钓誉的污泥浊水。

　　中国的“两院”院士，可谓国之瑰宝，自是高贵，普通民众敬而仰之，将他们视作科学的良心。然而，像布拉德莱台长那样的眼光，我们会有么？中国的院士，不幸被世俗捧上了名利的高堂，各种荣誉、各种待遇，唯恐不及，都安到了院士头上。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让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学术傍上了官位，其用意，自然是让院士更加地荣耀。给者愿给，受者愿受，岂不知，今日之给，即明日之失，中国的院士便有了衰败的气息。于普通百姓而言，只是不断地听到“院士造假”、“院士拉票”一类的丑闻，不断地看到官员披上学者的外袍，钻进院士的竞争行列。当然，院士自是院士，而在民众的心目中，已经开始不高贵了。

　　给高贵者以名利，这种行径，在当今实在太多。无比尊荣的大学校长，也正在步院士的后尘，从圣坛滑向泥沼。但凡文明国度，大学校长不仅有学养之精深，且有道德之风范，亦是社会之楷模，领衔一校之长，当是终身之荣誉。当年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胡适，乃一代宗师，岂是一个地方长官或一个部门首长的官位可比。然而，大学校长如今也挤入了浩繁的官员序列，政府或部门的一个官员，可以对大学校长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大学校长自然唯唯诺诺。校长已然如此，令人仰慕的图书馆长、博物馆长、档案馆长等，也早已褪去了职务的光环，成为安排官员的岗位，学养底蕴和学术风骨，已然被世俗驱赶。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终究需要一大批高贵者。高贵者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魂，是无数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导师，让高贵者高贵，自然是让一个民族高贵，让一个国家高贵。

　　给高贵者以高贵，这恐怕是对国人价值观的一个考验。

　　【原载2014年第7期《中国城市化》】

　　杨树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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