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哪儿去了

　　意大利威尼斯有座教堂，考古学者在一幅壁画前搭起脚手架，在画面上打了几个细小的探孔。因为一直有传言：这幅名画底下，覆盖着绘画大师达·芬奇的另一幅画。不过考古学者被告知：考察活动不得破坏前面的壁画。

　　钻探结果令学者兴奋：探头取出的泥灰中，竟真的带有一点绘画颜料。下一步该怎么办？学者一头扎进博物馆查资料，看看五百多年前的某一段日子里，达·芬奇是否购买过这些颜料。然而结果令学者大失所望，在那段可能的日子里，没有找到相关记录。考古活动不得不黯然收场。

　　看了这段视频，令我大感兴趣的不是壁画后的秘密，而是威尼斯博物馆的档案资料，竟连四五个世纪前的家庭购物账本还保存得如此完整！这使我联想到潘家园旧货摊上整麻袋的单位报废档案--被运往垃圾场的应该更多。

　　不同的生活态度或许是由不同的文化传承决定的吧？威尼斯作为曾经的欧洲商业之都，其传统是契约、账簿重于生命。而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却没什么需要精确对待的。黄仁宇在他的经济史著作中常常强调“数目字管理”，农耕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分水岭，大概就在这里。

　　不过并非中国人对数字不敏感。比达·芬奇稍迟，有位叫沈榜的中国人在顺天府宛平县做知县，离任前编写了本《宛署杂记》，对该县的政经人文作了翔实记录。其中“经费”卷中不但详列大笔的财政收支数字，连同过年时县衙中要贴几副对联，每副需银几钱几分，都记录得一丝不苟。

　　可惜这样的资料在中国经济史中只是凤毛麟角，官衙的钱粮收支，多数都是“一笔糊涂账”。抛开成因不谈，这至少造就了一种人文传统：轻视数字。

　　马三立老人有个相声至今记忆犹新：某工厂三位领导坐在一起构思“年终总结”，既不查资料，也不邀会计，一切“数由心生”：出勤率嘛，算百分之九十八吧……福利嘛，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不，百分之六十八……退休职工今年没送月饼--干吗年年送啊，不是去年送了吗？今年就写送三百斤吧……至于产值利润的增长，写百分之九十？不，不，写百分之四十七吧……

　　前两年有个朋友要到台湾旅游，照规定需要指定一位直系亲属做担保人。他想让老父亲替他担保，可是怎么证明两人的父子关系呢？一时竟束手无策--原来，他自婚后就分户另过，而他的户口页信息，还是当初他家祖孙三代共居时留下的，户主则是他的祖父。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最原始的登记依据，可是人家公事公办，只能证明我的朋友是“某某（其祖父）之长孙”，而其父是“某某（其祖父）之次子”。朋友哭笑不得，说没想到我活这么大，竟成了无父无母之人--幸好旅行社没较真，否则人家问：某某之次子一定跟某某之长孙是父子关系吗？就不能是叔侄关系？那又如何是好？

　　一对父子的血缘关系，竟然费尽周折还得不到最终确认--这样的漏洞如不及时弥补，恐怕唯一“累并快乐着”的人，便只有医院里查DNA的大夫们了！

　　【原载2014年11月12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侯会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