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了的改革

　　与三十年前一样，人们感到生活并不如意；不一样的是，人们现在不知道如何改变它

　　很明显，中国人之所以由穷变富，是因为中国人生产和劳动，也是因为我们改革了限制生产和劳动的思想观念。同理，那些我们没有改革的东西，正是造成我们今天重新陷入贫乏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作为一个与改革同步成长的一代人，我越来越感受不到改革的存在，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

　　对比起三十年前，那时我还在上中学，父母、老师、其他同学的家长，这是我生活的圈子。他们都在谈论改革，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诉求，现在想来，利益的差距一定是很大的。但看得出，人们热衷于谈论改革，也普遍相信改革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一些的生活。

　　后来的发展确实如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只能在电视或报纸里看到的外国人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拨儿一拨儿地赶上了。家用电器、电话、汽车、电脑、手机，以至于互联网。人们还大规模地外出旅游，国内国外的。再后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吃各种东西，品各种茶，接受身体按摩，还欣赏古今中外的音乐和绘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事情就变得不那么让人兴奋了。即使你足够有钱，从原来只能开一辆十几万的汽车到开上了上百万的豪车，热乎劲儿恐怕也维持不了个把月。人们争相购买任何一款可以显示自己有钱的奢侈品，人们高声谈论着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去处——那可都是些在中学时代的地理课本里出现的地名。

　　那又如何，你无论怎样也难以成为那最顶尖的领袖级人物，去登珠峰、去下南极。于是人们喜欢在互联网上消费他们，看他们出丑、看他们演戏。很快地，人们发现自己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焦虑感，要么你能挣到足够多的钱，才能变得和他们一样；要么你就只能在一旁看着，因为这时上涨的不是你的收入，而是你生活的成本。

　　人们再次回到贫穷，也许这一次更准确地说法是生活的贫乏。与三十年前一样，人们感到生活并不如意；不一样的是，人们现在不知道如何改变它。

　　穷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改革。三十年前“改革”作为一个凝聚人心的词汇，尽管上下理解程度有深有浅，但还是在“想办法致富挣钱、解放生产力”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从这一共识起始，我们反对计划经济，放开价格和对生产的管制，放开人们谋生就业的限制，打开外国人进来、中国人出去的大门。这时人们上下齐手，热情高涨，有的人做贸易，把外面的东西运进来、里面的东西卖出去；有的人忙于生产，很快就让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最强的制造业国家。

　　很明显，中国人之所以由穷变富，是因为中国人生产和劳动，也是因为我们改革了限制生产和劳动的思想观念。同理，那些我们没有改革的东西，正是造成我们今天重新陷入贫乏的原因。

　　按照国人被教育几十年的话语体系，社会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构成。我本人对这一话语体系持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我还是承认用这套体系最容易理解中国问题。

　　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基础是计划体系，上层建筑是一言九鼎，意识形态是统一思想。这三样东西分别对应着人的财产地位、权利地位和思想地位，理论上说现代人应当财产自主、权利平等、思想自由。实际上，这三件东西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三者之间并无先后因果关系。只不过，在改革的初期，当时人们比较容易在经济基础方面达成共识。

　　没有达成共识的有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当然就没有发生，尽管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去，由于拥有权力的一方强势阻挡，相关讨论仅限于小范围的群体之中，并经常被批判为歪理邪说。因此，改革并无可改的感觉也就难以避免。

　　在上层建筑的问题上，看上去争论在如何限制权力，但它的另一面是如何保障权利。限制有权之人的权力，实际上是扩大无权之人的权利。一个不十分有把握的猜测就是，当下中国民众憎恨当权者弄权敛财，实际上还并没有与他们切身权利能够得到多少保障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贫富差距与践踏权利相伴而生，你的生活成本提高恐怕也有它的贡献。

　　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就更加形而上了，在此，我只能简而言之。统一思想、学习讲话、汇报体会、再贯彻始终，这一套东西过去很难摆脱掉。如果我说这些东西让我的精神生活备受折磨、生命的幸福感缺失，你会同情吗？我如果说，这些东西让人民缺少创新精神、怜悯情怀、高尚情操，你会不会认为夸大其辞？

　　阅读本专栏的读者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写这个话题。改革，曾经给人民带来了福利，也让人民保有对未来的希望。所以，如果改革不再有那样的魔力，中国仿佛就会失去动力。改革既需要梦想，也需要实实在在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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