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认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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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5-02-16 12:12
编者按:一边,古建筑岌岌可危;一边,政府拿不出钱修缮。古建筑消损似乎已成定数,但有人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就是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文物局原局长孙永和。
2010年10月之后,一场逆袭在曲沃上演——6处县保文物古建筑先后被6名社会人士认领;2014年底,曲沃官方宣称,被认领的古建筑得到保护和修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场逆袭的制造者正是孙永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逆袭也让一些人质疑古建筑存在由姓“公”改姓“私”的风险。“古建筑是特殊的国有资产,文物法并无明文规定能否私人认领。”孙永和说,“但是,为了避免古建筑消逝,值得冒一次险。”
目前,山西多数县市文物局均面临文物保护资金困局,如何破解?曲沃古建筑认领能否趟出一条道?
“吃饭财政”倒逼古建筑认领
认领办法是没钱逼出来的,但它对文物保护很有效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曾是晋国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曲沃登录的文物有550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其余均属县市级文保单位和未列为保护单位的古建筑。
“曲沃面积仅为437.9平方公里,是个小县,但从文物密度上看却是一个文物大县。”曲沃县文物局原局长孙永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古建筑早的近千年,晚的上百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历经千百年岁月侵蚀和战乱纷扰保存至今十分不易,由于年久失修,其中绝大部分已破烂不堪,濒临绝境。这些年,县保古建筑得到全面维修的不足10处。”
曲沃文物局副局长席为民从事文物保护27年,这些年,古建筑衰亡之快令他备感心痛,“一年一个样,晚上下雨,听见轰隆一声响;次日云开,古建筑已成废墟一片。”
无力承担的巨额保护费用
根据现行法律、政策规定,市、县级文物保护资金由地方财政支出,这意味着,曲沃县级财政要承担90%以上的文物维护费用。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维修费用动辄上百万元,对于这个农业小县堪称巨大。
“曲沃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文物保护费用。”席为民说,“既无经费维修,亦无力量建立机构和委派专人管理,只能眼看着这些古建筑消失。”
席为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古建筑损毁很长时间后才被发现,“文物局现有20多名职工,全县550处文物靠这些人看护,力量根本达不到。”
据席为民介绍,四牌楼——一座木质古牌楼,如无众人相助“早毁了”。
四牌楼又名望母楼,位于曲沃县城贡院街中段,是当地地标建筑物,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这座楼阁与牌楼混合式建筑,在400年风雨侵蚀、战火纷扰、文革浩劫后,破败不堪。
但它在民间的影响力却丝毫未减。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以四牌楼为名头的“四牌楼传统古会”都会准时举行,百年未变。据说,古会期间每天有近十万人。
2000年,曲沃贡院东街拓宽改造,横跨街道的四牌楼“拆与修”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也有领导提出把它挪到一边,先修路。”席为民回忆,“文物部门坚决反对,牌楼搬离原址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另外,席为民等人担心:牌楼一旦拆掉,还能建起来吗?
最终,县领导决定在原地修缮四牌楼。
钱从哪里来?县里的干部每人集资50~100元;当地企业成了文物局“化缘”对象;向省里有关部门申请资金。东拼西凑,共筹款35万元,修缮工程得以开工,而四牌楼的命运也由此改写——2004年6月10日,四牌楼被确认为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孙永和说,这些年,曲沃文物部门修复古建筑均借企业赞助、员工捐款、财政拨款等途径完成,这些做法“既无法持久,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没钱逼出来的古建筑认领
如何打破资金困局?孙永和一直在苦思冥想。
2009年,他在《中国文物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安徽黟县推出文物新政——2006年6月,黟县推出“文物建筑保护爱心认领”。
相关报道说,拥有3200多处明清古建筑的安徽黟县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认领”当地的古建筑,这在全国文物界尚属首次。古建筑认领人可成为文物所在村的荣誉村民,并可根据出资多少,享受在该建筑内的居住权。
但是,黟县新政受到冷遇——无人参与认领。这并未让孙永和退却,在研究总结黟县新政“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孙永和决定在曲沃尝试古建筑认领。2010年初,孙永和起草《曲沃古建筑认领保护办法》(下简称《认领办法》)。为慎重起见,孙永和邀请县里的法律专家、当地30多位民营企业家及古建筑所在村的村干部座谈,“先后开了3次论证会。”
据孙永和介绍,《认领办法》规定:认领期间,实行产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得在被认领古建筑上私改乱建,维修方案须由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并接受主管部门监管。
曲沃文物部门对认领者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其维修方案等由文物部门审查批准,签订合同时文物部门需签署意见。认领期限不超过30年,认领期满,该古建筑的管理使用权无偿返还原所有者,亦可经双方同意,续订认领保护协议并备案。认领期间,如果因为认领者的不合理行为破坏了被认领古建筑,文物部门有权终止认领保护协议。
《认领办法》也给认领者们提供了一定的优惠政策:谁认领、谁维修、谁利用。“认领期限内认领人要对古建筑进行修缮和管护。”孙永和说,“维修好的古建筑在使用时有规定和限制,用途必须与古建文化内涵相协调。古寺院就是搞文化活动、宗教活动,你不能开饭馆、会馆。”他反复强调,《认领办法》的总原则是“不能影响古建筑的本体安全”。
孙永和说,《认领办法》是没钱逼出来的,但它对文物保护很有效。
也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忧:古建筑是特殊的国有资产,文物法并未明确说允许私人认领,民营资本进入是否违背国家政策?还有人指责孙永和是在搞古建筑“私有化”。孙永和很坦然,他说,自己不是在搞私有化,因为“认领的古建筑产权不变,归国家”。
“塌一处,销一个号,眼看着古建筑消失,心疼啊!”孙永和认为,《认领办法》是一条必由之路。
最终,孙永和的想法获得大多数人认同,2010年10月28日,在曲沃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认领办法》全票通过并颁布实施。为了稳妥,《认领办法》加上了“暂行”二字,“在实践中如有不完善的地方再补充修正。”
认领者修缮投入近2000万元
出乎孙永和意料,《认领办法》出台不足两年,试点的6处古建筑即被6位社会人士先后认领。
“6人中5人是铁老板、钢老板及房地产老板,另一人是普通农民。”孙永和说,“被认领的古建筑分别是西海龙王庙、西海童儿庙、义城黄帝庙、神泉黄帝庙、龙泉寺、桥山黄帝庙。”
据他介绍,认领者各怀目的——有的热心慈善只为义捐;有的爱好石雕,筹建石雕艺术博物馆;有的旅游开发,打造景点。
古建筑被认领后,认领者们在曲沃文物局指导下,委托专业机构做保护规划和维修方案,接着,古建筑维修工程先后开工。
在认领者中,前铁老板冯才以“严谨”出名。
61岁的冯才是曲沃南林交村人,多年前他曾是当地一个小铁厂老板。2007年,国家取缔小高炉,小铁厂关闭,冯才成了“前铁老板”。
2011年底,曲沃文物局局长突然登门向冯才借钱,“要修龙泉寺,但资金迟迟批不下来。”龙泉寺位于南林交村。在冯才的儿时记忆里,龙泉寺一度是粮库、放农具的仓库、出售日用品的杂货铺、纸箱厂。这也值得花钱修?
后来,通过咨询,冯才得知,龙泉寺始建于元代延祐五年(1318年),是曲沃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个有价值的宝贝”。由于无人维护,龙泉寺的建筑残损严重,且险情不断加剧。“文物绝对不能毁了!”于是,冯才爽快地答应文物局局长的借款要求。
当众人将房子里堆放的陈年杂物移开后才发现,房子彻底不行了,“墙体已经向外倾斜了80多公分,快塌了。”房屋维修的工程量远超出文物部门原先计划,“要想维修龙泉寺,资金至少需要上百万元。”
“文物局的人和我商量,龙泉寺在你村子里,你把它认领了吧。”冯才回忆,“我正好在村子边搞湿地公园,将来这个也算一个景点。”2012年2月15日,冯才与曲沃文物局签订古建筑认领保护协议,正式认领龙泉寺。
“刚开始以为花一两百万元就能把它修好,专业人员检查后才发现,柱子和檩子均已腐朽,土墙濒临解体,房子必须落架修理,全部拆掉重建。”冯才说。
为了严格按照文物局的要求,冯才煞费苦心——为买一根十多米长的檩子,他跑遍曲沃周边市县的木材市场;整座房子未用水泥,使用的都是白灰;每一块砖都经他仔细筛选;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施工。
在维修龙泉寺的一年多时间里,冯才几乎天天在工地盯着,工程结束时,他已经可以用专业术语细数修缮庙宇的程序和构件。
2013年初,耗资400万元的龙泉寺修缮工程基本完工;2013年6月,龙泉寺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才的辛苦没有白费。
现在,全新的龙泉寺已经成了南林交村中最为显眼的建筑。还有遗憾的是,大殿中央佛台上的几尊佛像还只是粗糙的泥胎,“有人告状说搞封建迷信,工程就暂时停了。”曲沃文物局局长李水河说。
2014年底,6处被认领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都基本完工,这让李水河很高兴,“总投资近2000万元,都是真金白银,是十多年来全县投入古建筑维修资金的十几倍。”
巨额债务缠身的认领者
在6名认领者中,59岁的农民闫宝林最纠结。
曲沃文物局2010年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记载:“2010年11月14日,闫宝林认领了曲沃西海村的童儿庙。这座庙宇为清代建筑遗存,年久失修,三孔庙洞塌毁,一片荒芜。西海村闫保林签约认领了西海童儿庙,先后投资50万元,对童儿庙进行维修。重修送子菩萨、财神、药王神殿;重建前檐廊、钟亭;整修绿化庙院环境。庙貌焕然一新,游人香客如织。”
闫保林受到过县里表彰,“2012年曲沃县经济工作会议上,6名古建筑认领者披红挂彩登台受奖。”孙永和回忆,“曲沃县委书记、县长给他们颁奖,每人奖励3000元。”
现在,闫保林却满腹苦水。
最初,闫保林认为修童儿庙只是“几万元就能弄成的事情”。但当他到外地向一位出家人打听后“头就大了”,出家人说,修庙要有诚心,要舍得花钱,还给闫保林推荐了工匠。
站在童儿庙前,工匠掐指一算,塑一尊佛像5万元,全部下来至少20万元。最后工匠给出最低价,塑一尊佛像2万元,“大小9尊佛,花了18万元。”
目前除佛像,闫保林还将广场、铜钟、佛台、壁画、门窗都置办齐全,“总共花了50万元。”而这些只是原计划的一半,工程如果全部做完,“至少还要60万元”。这笔钱从哪里来?闫保林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闫保林是个普通农民,家中8亩田地,除了土地上的收成,再无其他进项。修童儿庙花费50万元“全部是借款”——亲朋8万元,儿子42万元。“向所有亲戚朋友借钱,到后来,再见我,他们掉头就走。村里人都说我是傻子,把钱全投到庙里,根本赚不回来。”
42万元是闫保林儿子的买房钱,他逼着儿子拿出来,“现在,儿子基本上不回家,怕我再要钱。”
闫保林自称认领童儿庙的初衷是“积德行善”。他在童儿庙旁摆摊出售各种“开光”吊坠,也会埋怨不给香火钱的参观者是“小气鬼”。若门庭冷落,他会倒伏在佛像脚下嚎啕痛哭,祈求有香客登门。
童儿庙的香火始终不旺。2014年,童儿庙收到香火钱4000元,“除了成本,剩余1000元。”闫保林说,“照此下去,500年才能把债还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山西临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