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长庆：捆钞机背后的金融安全

　　懂点日语的同事说，日本人之间的对话是：“中国企业现在依靠我们，还有说话的权利吗？不与我们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20年前，中国的银行用麻绳人工捆钞，无论如何都很难达到“整齐”，运输过程中也极易松散。

　　10年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所有ATM机都来自发达国家，中国的银行不得不花天价购买。

　　如今，在世界金融自动化生产行业的排名榜中，来自鞍山的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公司）已跻身前五。它所生产的点钞机、ATM机、纸币清分机等金融设备，不仅获得了60%的国内市场份额，还销售至德、法等发达国家。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聚龙公司董事长柳长庆的身份还有：国家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金融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

　　他还曾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金融自动化装备集成信息化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课题组组长。

　　如今中国市场的交易活动仍以现金交易为主，大量现钞流通于市场，给金融市场以及金融防伪带来巨大压力。

　　从2011年5月起，柳长庆作为主要起草人的《人民币鉴别仪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反假币类金融机具在标准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夯实反假币类金融机具研发、生产和使用，加强市场准入与运行管理基础性工作的战略举措。

　　对每一张纸币的关注，都与中国的金融安全密切相联。这也是柳长庆和聚龙公司创新故事的深意所在。

　　把孩子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了

　　1996年，时任鞍山市工业尼龙厂厂长的柳长庆和几个同行朋友决定，要研究可以把钞票捆扎美观的“全自动扎把机”。他此前的工作与金融毫无关系，并一直担任辽宁科技大学的教师。

　　回忆起当年这个决定，柳长庆说：“我也想走引进-发展-吸收-再创造的路线，可是没有钱，全部积蓄只有13万元。”

　　只有参考图，没有模型，几个工程师凭想象用虎钳、锉刀、台钻、万用表等工具，历时两年，终于做出了扎把机的雏形。

　　然而研发成功后的两年间无人问津。1998年夏天，朋友告诉柳长庆，北京有个银行行长想看一看。

　　聚龙公司研发中心执行总裁崔文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机器送到北京的头3天，误差率不能令人满意，经过全力改进，“到了第四天，失误率仍在10%，客户不能接受。”

　　柳长庆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到了晚上10点多，手已经不听大脑指挥了。”他清晰记得，当时已经发现问题，“想把机器外壳卸下来改进，手却怎么也对不准螺丝钉。”凌晨一点，柳长庆不得不给大家1小时的休息时间。

　　“所有人瞬间倒下，几天没合眼，睡1个小时就要起来十分困难。负责电力的工程师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得不舀了一瓢冷水把他浇醒。”崔文华说。

　　最终，在北京演示的机器失误率下降到6%，得到银行领导的认可。可在开专家鉴定会时，聚龙公司已经无法拿出每人50元到100元的咨询费用。

　　柳长庆把孩子攒的压岁钱从床底下拿出来，带着一堆钢去银行换了整钱。最后还差一笔午餐费，他硬着头皮向工厂附近的一家小羊肉馆赊账，押下了结婚时买的手表。

　　然而，1999年初他们的扎把机刚开始小批量投放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国内，银行采购量下降，扎把机的销售受到影响。

　　柳长庆注意到，当时大部分银行还采取最传统的“用麻绳系、用千斤顶顶”的捆扎模式，运输中容易散捆，也让人有机会能“捻出”一张。

　　与自动扎把机相比，捆钞机是银行的“刚需”。

　　在自动扎把机的基础上，聚龙公司研发成功世界上第一款全自动捆钞机仅用了一年：只要轻触开关，30秒内就会完成整齐、压紧、“双十字五点”粘接等全自动捆扎过程，改写了纸币手工扎捆的历史。

　　“2003年我们就有了几千万元的积累，决定研发金融工具中最高端的两种产品：纸币清分机和ATM机。”柳长庆说。

　　没有选择，一定要干

　　纸币清分机采用机电一体化结构，可同时实现钞票的点钞、计数，识别真假、残破、新旧不同版别的纸币。

　　当时，全球只有德、日、英、美四个国家具有制造纸币清分机的技术。中国市场上的中小型纸币清分机被日本企业垄断，大型纸币清分机被德国和英国企业垄断。

　　2004年3月，柳长庆带领4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到日本，拜访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日本公司。

　　对方首先丢给柳长庆一份日文版的保密协议。

　　柳长庆请翻译转告对方：保密协议可以签，但在看不懂的情况下不会签字，“况且作为一个国际公司，怎么可能没有英文资料？”

　　翻译说完，日本人一片哗然，他们告诉刘长庆：这些都是与我们合作的中国企业签的，要是不签就无法开展工作。

　　谈判陷入僵局，“我就当来日本旅游了。”柳长庆带着大家头也不回地离开。

　　出了门，懂点日语的同事说，刚刚日本人之间的对话是：“中国企业现在依靠我们，还有说话的权利吗？不与我们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个工厂到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周围是一片稻田。从大门出来，我们沿着稻田走，周围安静极了，大家都陷入了沉默。”柳长庆这样回忆起当初的场景。

　　在稻田中，他决定：“没有选择，一定要干！”但年长的教授们都表示，没有把握，花钱也不一定有结果。

　　“我和大家说，我手里还有几千万元。本来就是穷光蛋，大不了再回到穷光蛋，这口气一定要争回来。”柳长庆说。

　　一个月后，“多国纸币清分机”立项，但自主创新之路却充满坎坷。

　　崔文华解释说，纸币清分机涉及软件、硬件、精密机械、制造、图像识别等多个学科，比如通过图像快速识别、精密机械等技术的相融，最终要达到1秒16张纸币的分辨速度，还要辨别纸币的孔洞、折角、缺角、写字、脏污、褶皱等细节。

　　“国内的技术教育是细分教育，跨学科人才十分稀缺，我们这样的三线城市人才更缺乏。每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只从自己的角度分析，比如电气研究员和机械研究员就经常无法达成共识，相互推卸责任。”柳长庆回忆说。

　　纸币清分机是具有5000多个零部件的精密设备。彼时，国内采购无法保证零件的精确程度，聚龙公司只能引进加工自动化设备，从德国请来车间主任，自己加工精密零部件。

　　如此，原计划一年的研发周期延长到3年，研发费用也达到6000多万元。到2006年末，聚龙公司的积累不仅耗尽，还负债2000万元。

　　那年冬天，柳长庆的胆结石已达重度，担心因住院带来债主的关注，他忍着疼痛坚持把手术期安排到小年。“小年连着春节假期，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物联网必须自主

　　2007年，纸币清分机的研发终于接近成功，国内银行却不愿意提供试用机会：过去曾有几十家企业前仆后继展开此项攻关，都因质量达不到要求、在试用时给银行造成了损失。

　　于是柳长庆将产品送到德国汉诺威展览会。由于成功通过欧洲中央银行（ECB）检测中心的检测，引来了法国的上千台订单。

　　两年后，柳长庆拿着与欧洲人签订的合同和汇款单找到了国内银行，“看到欧洲人都认可我们的产品，国内银行终于同意我们参标。到2014年末，我们的纸币清分机在国内银行安装总数已经达到行业第一。”

　　2013年5月，欧洲央行开始发行第二套新版欧元，给欧洲所有金融机构和纸币设备制造商带来了机遇。

　　一个月后，聚龙公司在世界金融中心——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了全资子公司，随后大批聚龙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清分设备成功进入欧洲市场。

　　“纸币清分机有一个快速扫描的功能，就是把信息数字化。它不应该仅是简单的点数、区分真伪和新旧，而是能把信息提炼出来，用于金融安全领域，使每张钱币与每个人、每笔业务相关联，实时在线追溯查询。”柳长庆说。

　　最终，新一代现金流通智能化管理方案——“人民币流通管理系统”在聚龙公司诞生，并于2010年通过公安部、国家标准委、人民银行专家鉴定。

　　这套智能化管理方案的核心原理是识别和收集纸币上的冠字码，用二维码存储和管理，对每一张纸币的流向全程跟踪监控。

　　“这个联网作业有很多功能，比如解决假币纠纷、侦查金融犯罪等。偷盗、吸毒、洗钱，或恐怖组织等需要大量现金时，能快速被识别并引起重视。”柳长庆说。

　　对纸币冠字码追踪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系统经过汇总和统计，可以构建起商业银行网点、现金中心和人民银行等机构数据共享；银行网点具备后台进行ATM配钞功能，能够实现信息追溯，减少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也极大节省了银行和公安系统的货币押运成本，减少运钞风险。

　　然而，与过去单一的点钞机、ATM机不同，这类大型金融物联网系统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它掌握着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乃至整个国家的金融秘密。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攀升和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反假币已不仅仅是中国维护金融安全的唯一重任。柳长庆希望，聚龙公司从一家工业制造企业快速转向“金融安全智能装备及金融物联网系统应用”，其间还有许多任务等待着中国的工程师们。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徐颖 特约撰稿黄扬/鞍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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