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昨日能否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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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6-29 13:34
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曾这样表达1995年6月24日橄榄球世界杯决赛的永恒价值:“你知道吗?一件好事发生后,真正的妙处在于,它还会再现。”
虽然有些怀疑,但南非人都期待着这一幕在2010年重现。
在许多人看来,1994年5月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只是形式上的典礼。在精神上,曼德拉是因为两次球场上的“加冕”才真正成为所有南非人的共同领袖。
第一次是1990年在索韦托的足球场上,超过12万黑人参加了他获释后的首次大型集会,确定了他在不同黑人派别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次是1995年6月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体育场,6万多名以白人为主的观众向他欢呼,承认他是整个国家的执掌者。
“南非是否会按照曼德拉所设定的冷静、严肃、务实的道路持续发展?还是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那样选择堕落?这个国家正站在十字路口。”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约翰·卡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白人的恐惧与反击
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印象,大概就是曼德拉在黑人的簇拥下参加集会,以及他在比勒陀利亚就职典礼上那番激动人心的演讲。
这些欢迎曼德拉归来的集会都会出现同样的情景:首先是主持人用科萨语高喊:“阿曼德拉”——权力的意思;然后全场齐声回应:“阿维图”,意为“归于人民”。
随后是大家同唱《上帝祝福阿非利加》。所有黑人都熟悉这首种族隔离时期的禁歌——场内的几万名男人甚至都会在同一地方停顿,突出女声效果。然后,再次欢呼“阿曼德拉”——“阿维图”,以及“曼德拉万岁”等等。
那时不少白人可能认为,自己恐怕并不属于“人民”中的一员。
就在索韦托足球场集会后第5天,南非500万白人中的2万人在比勒陀利亚集会。他们中有担心被解雇的官员、害怕失去土地的农场主、唯恐被剥夺财产的商人,他们都忧虑会不会失去过去的生活以及橄榄球。卡林说,这种深层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曾经的行为受到报复。
发言者鼓动说,他们会面对不折不扣的战争。
到1993年5月,1.5万名荷兰裔白人在约翰内斯堡附近武装集会,并进行了阅兵。目击者说,现场氛围就像30年代的纳粹德国。集会确定了斗争目标:从南非现行领土中切分出一个“独立布尔人共和国”。
康斯坦德,退役的南非国防军总司令从乡下的农场应召而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带了4名退役将军作为助手,在各地举行了超过100次秘密会议。他们招募了15万名分离主义分子,其中10万人是退役军人。
6月底,上万名武装者从全国各地搭乘大巴前往约翰内斯堡。大多数人穿着卡其布衬衫和长袜,就像19世纪末与英国人进行战争时的布尔民兵一样。他们的目标是非国大和白人改革派政府的谈判场所——世界贸易中心。
最后,30名身着特种部队制服和防弹衣的突击队员带着武器从阻止他们的白人警察身边通过,进人大楼,然后是几百个农场主。好在楼里的关键人员都已撤离。
这支军队在大楼里留下涂鸦和尿渍后扬长而去。
战争与分裂的阴影
在白人鼓噪战争的同时,黑人也在分裂:除了要求报复,黑人右翼组织也主张分裂南非。比如以祖鲁人为主的“英卡塔”,他们希望按照种族在南非建立一系列微型国家。
“英卡塔”在乡村发动袭击。卡林说,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引诱非国大进行内战,从而使新国家失控。
极右翼白人突击队、“英卡塔”的祖鲁武士、情感有偏的白人警察以及非国大的武装人员,各种势力在南非的乡村中不断发生冲突,每个月都有至少数百人死去。与这些手持武器者相比,那些手拿石块的街头抗议者对新国家造成的威胁,让人看来已微不足道。
1993年8月,曼德拉与康斯坦德见面。这时已经有消息说南非国防军中忠于康斯坦德的白人将领可能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白人改革派政府。至少,康斯坦德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可以成为“南非的爱尔兰共和军”。
根据康斯坦德回忆,那天在所有人中,曼德拉的神态最为平和安详。他请康斯坦德坐在身边,亲自为他倒茶,并客气地问:“将军,要加奶吗?”康斯坦德点头。他又问:“要加糖吗?”将军说:“好的,曼德拉先生,加糖。”
康斯坦德承认,在这种情景下他长期形成的顽固成见开始崩溃。特别是后来曼德拉谈到布尔人苛刻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性格,这与他对同胞的看法完全吻合。
但是,这位将军仍坦率地表示,如果非国大不能让白人维持原有生活并自治,他们就使用武力。
曼德拉正色说,虽然白人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但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黑人的抵抗下,战争不会有赢家。
康斯坦德回答说,没错,不会有赢家。
随后,康斯坦德的组织与非国大开始了漫长的秘密谈判。对于荷兰裔白人的自治要求,非国大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未完全否定。
第二年,曼德拉在大选中获胜,担任南非总统。他在第一次新议会上说,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问题依然存在。
这就是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前的南非。
又一个被曼德拉光环“套住”的荷兰裔白人
在非国大的努力下,南非于1993年得到橄榄球世界杯举办权。曼德拉已经决心利用这一赛事来争取白人成为新南非的公民。
南非橄榄球国家队叫做“跳羚”,它是荷兰裔白人的骄傲——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黑人主导全国体育委员会后曾经要求废除它的队名以及队徽、队服。
曼德拉阻止了这一决议。他后来告诉卡林,黑人们因此向他发出嘘声,“可都是我的支持者呢!我说,这些小伙子如今是我们自己人,我们要欣然接受他们,结果人们冲着我狂嘘。”
“跳羚”队中偶尔会出现个别条件非常优越的外族球员。但一名英国裔队员说他人队后曾被暴打。当时队中唯一的非白人队员切斯特·威廉斯在种族隔离时代属于“有色人种”。
队长弗朗索瓦·皮纳尔来自典型的布尔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堡附近钢厂的工人,经常为偶然增加的生活开支发愁。皮纳尔去商店时会插在正在排队的黑人前面,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做法的公平性。“我们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政治意识薄弱,从不谈论时局,对官方宣传深信不疑。”他说。
1994年6月,新总统邀请皮纳尔见面。曼德拉后来告诉卡林,假如他想以橄榄球为武器,就必须与皮纳尔合作。他对27岁的队长说,“跳羚”队不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同胞和朋友。“体育服务于国家建构的目的。”
皮纳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又一个被曼德拉的光环“套住”的荷兰裔白人。当他们告别时,两人看起来已经是最亲密的朋友了。后来,曼德拉专程去看望了所有队员,并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球帽。
1990年后,“跳羚”队一度陷入低谷。在世界杯前虽然成绩有所回升,但没有多少人相信它会取得佳绩。
总统穿上绿色球衣
但是,“跳羚”队奇迹般的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像过去一样,决赛场内仍然有黑人为他们的对手、来自新西兰的“全黑”队助威。
决赛成为一个历史节点:经过曼德拉的艰苦劝说,一些黑人最终接受了“跳羚”队,并为它创造了一个符合黑人语言习惯的名称:“阿玛跳羚”。
同时,长期互相敌视的人们身处摩肩接踵而气氛炙热的赛场,随时可能因误会引起冲突,从而将几年来的和解努力击碎。
在前往体育场前的一刻,一位黑人安保人员向曼德拉建议,他也许可以穿上“跳羚”队的队眼。
“每当曼德拉听到别人向他提出带有政治影响的建议,或者关系他的公众形象等重要问题时,表情就会变得严峻,面孔像狮身人面像一样。”卡林说,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变得严峻,而是神采熠熠。
曼德拉立刻让秘书去给他找一件6号球衣,那是皮纳尔的号码。“我明白,白人看到我身穿‘跳羚’队球衣,就会知道这个人此刻完全支持这支球队。”
然后,他穿着这件衣服去休息室看望了新西兰人。在接受卡林采访时,人们都认为他是在故意向他们施压。但大多数人仍相信“跳羚”无法战胜“全黑”。
曼德拉也去了南非队的休息室,并向皮纳尔展示了他的号码。然后,他前往看台。
在曼德拉出现前,先是全场高唱了黑人歌曲《索索罗扎》。这是一首一直在足球场上演唱的歌曲。由于成为世界杯会歌,白人们也开始唱《索索罗扎》,虽然他们经常跑调而目无法标准地唱出祖鲁词汇。
当时领唱的黑人电台主持人莫亚尼回忆说:“这是白人心灵变化的例证。”
随后,一架腹部写有“‘跳羚’加油”的747客机超低空飞过体育场。最后是穿着绿色队服的曼德拉:白人们原以为他上台后会好好地收拾他们,但是现在,他却和他们身着同样的球衣,为同一支球队加油。
这就是新政府提出的“一支球队、一个国家”。所有自人,虽然一些人在出发前还在咒骂“这个恐怖分子”,现在都为他欢呼,令巨大的体育场经历了比747客机俯冲更为猛烈的震撼。
所有人的冠军
官方纪录片忠实地记录了那场一波三折的比赛:由于两队顽强的防守,双方都无法抵达对方底线触地得分。于是,他们不断罚球,或者远距离踢球得分。两队轮流进球,上半场南非队9:6领先,终场结束时却是9:9。
这是橄榄球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加时赛。双方先是打成12:12。距离比赛结束还有6分钟时南非队再人一球,他们随后死守战线不让对方得分。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那是他一辈子最长的6分钟。他不停地低头看表,一直在想“天哪,终场哨声到底什么时候才吹呢?”
不过当终场哨真的响起时,观众们欢呼的并不是皮纳尔或场上任何一名队员的名字,而是“纳尔逊”!
卡林说,现场那些挺着啤酒肚的布尔人,看起来都很像右翼分子,此刻却泪流满面,用荷兰语不停地说:“他是我的总统……他是我的总统……”
接下来,在为冠军颁奖后,黑人总统把左手放在白人队长的右肩上,然后握住他的右手说:“弗朗索瓦,非常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年轻的队长看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不,总统先生,应该感谢您为我们的国家做出的一切。”
这番真诚的对话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整个南非。然后,曼德拉举起绿色的球帽向全场挥舞致意,就好像面对他的黑人同胞一样。而此时,全场都是亢奋的白人。
原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向卡林承认,他在电视中目睹这一刻后像个孩子一样抽噎。他曾经判处成千上万黑人刑罚,却是最早接受曼德拉种族和解理论的白人高官。他说,此情此景可与美国建国相提并论。
一直为与黑人政府“妥协”而焦虑的康斯坦德说,他从没想过会在如此壮观的场面中得到解脱。
曼德拉的车队经过身着“跳羚”队服的黑人狂欢人群回到寓所。他看到门外有一群白人在欢庆,就向他们打招呼。曼德拉的安保人员告诉卡林,当时一名白人老妇径直向曼德拉走来,她说直到比赛前她都是极右翼组织的成员,而现在她已经宣布退出了。
“那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曼德拉对卡林回忆说,1995年6月24日的晚上,他独自坐在接受卡林采访的这个房间里,回味胜利,“我所做的不过是尽我的职责而已。”
而15年后,他是不是仍在那个房间里,静静地等待一届新的世界杯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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