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漩涡中的以色列大选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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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5-04-09 14:02
3月17日,以色列开始第二十届议会选举。与选前民调不同,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大幅领先呼声很高的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并最终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根据以色列《选举法》,在正式结果公布后,“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已获得总统授予的组阁权并有望成功连任。此次议会选举是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长期动荡、内战不止的背景下进行的,反映出以色列对周边形势的因应变化与调整;同时,以色列议会选举及其随后的组阁情况也势必向外辐射一定的地缘政治影响。
议会选举出现新情况
从本次议会组成的图谱来看(共120个议席),右翼阵营(世俗右翼“利库德集团”和“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宗教右翼“犹太家园党”、极端正统派“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占57席;左翼政党(“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阿拉伯联合名单”、“梅雷兹党”)占42席;中间党派(“未来党”、“我们大家党”)占21席。右翼阵营仍占议会多数席位,但与上届相比出现一些新情况。
其一,世俗中间政党横空出世。一个是偏左的“未来党”,一个是偏右的“我们大家党”,两者都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政府应更多着力于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前财长拉皮德创立的“未来党”(2012年4月)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获得19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在政府中获得财政、教育、科技等五个部长职位。“我们大家党”脱胎于“利库德集团”,由前通讯与社会事务部长卡哈隆于2014年创立。卡哈隆出身“草根阶层”,因任内推行改革和担任“反贫困委员会”主席而广受民众欢迎,2013年议会选举中因与内塔尼亚胡产生分歧而退出政界。“未来党”和“我们大家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蹿升,一个重要因素是顺应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潮流。近年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和西亚北非地区剧变的影响,以色列政局虽未受到动荡波及,但也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对政府“高物价、高房价”的“帐篷运动”(2011年、2015年)。可以说,两个中间政党均准确摸到了以色列社会嬗变的“脉动”。
其二,中左政党联合壮大。本次议会选举最大看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对“利库德集团”形成的强劲挑战。2014年12月,为吸取历史上因政党分裂而导致选票分散的教训,“工党”主席赫尔佐格联手“运动党”主席利夫尼组建“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工党”是以色列政坛的“老牌”左翼政党,由于中东和谈长期停滞不前而一直处于颓势(1999年后),特别是因前总理沙龙于2005年组建“前进党”、时任党主席巴拉克于2011年另建“独立党”,接连分走部分选民而屡遭重创。“工党”在2013年获15席,但未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成为最大反对党。“运动党”是“前进党”时任党魁利夫尼在党内选举中失败后于2012年成立,2013年获6席,也未加入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在本次选举中已对“利库德集团”造成强力冲击,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其三,阿拉伯政党联合自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20%,大多为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留下的巴勒斯坦人。虽然以色列法律赋予他们平等权利,但其在事实上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他们原则上反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享受着比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被两边均指责为“叛徒”,身份尴尬。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有自己的政党,也有人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部长或副部长),但总的来说并不活跃,甚至基本上抵制大选。由于巴以和谈停滞不前,阿拉伯政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改变了游戏规则,四个政党合并为一个“联合名单”,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领导人也鼓励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积极投票。“阿拉伯联合名单党”一举获得14席,跃升为议会第三大党,标志着“以色列最大少数族裔的觉醒”。尽管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仍面临“不能加入占领者政府”的选择困境,但联合参选为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和保护他们的权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内塔尼亚胡获得议会胜选
2014年12月,内塔尼亚胡在议会强推“犹太国家法案”,遭遇时任财长、“未来党”主席和司法部长、“运动党”主席利夫尼的反对。为了肃清执政联盟和收拢权力,内塔尼亚胡果断解散议会并提前大选。根据当时的民调,内塔尼亚胡将获得高达77%的支持率,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选前民调一直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将领先“利库德集团”。但最后统计结果出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这一过程表明,尽管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民众开始关注经济和民生问题,但国家的“安全”议题仍居首位;中间政党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不足以与右翼势力或极右势力相抗衡,以色列社会的右倾化趋势虽有所减弱但仍在持续(右翼阵营上届议会选举获61席,本届获57席)。内塔尼亚胡此次胜选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以色列民众对“民生”的担忧不敌于“安全”。由于数千年民族苦难的历史和特殊的建国历程,以色列人对“安全”始终有一种“病态的执着”,这是一种渗透到骨髓的情感积淀,如梦魇相随难以消弭。西亚北非陷入大规模动荡以来,周边多国相继陷入内战(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伊斯兰国”趁势“坐大”并不断扩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又开始和自己的“宿敌”伊朗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一再触碰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经。内塔尼亚胡在此次竞选中沿袭以往打“安全牌”的老路,在战略上并没有错。为吸引更多右翼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强硬:一是出尔反尔背弃曾经认可的“两国方案”基本原则(内塔尼亚胡于2009年在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演讲时曾表示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建立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二是不顾劝阻“任性”赴美国国会发表针对伊朗核问题的演讲,意在强调“只有他才能捍卫国家的安全”。内塔尼亚胡上次与“我们的家园以色列”联手获胜,此次选举“单枪匹马”就取得骄人战绩,表明选民对其执政理念的认同。其支持率出现反复,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表现欠佳,部分选票流向了中间政党。
其次,“流动”的中间党派不敌“稳定”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以色列政坛实际上并无严格的中间党派,即使出现中间党派也极不稳定,不是偏左(“未来党”)就是偏右(“我们大家党”),但极右翼宗教政党(如“沙斯”、“联合托拉犹太教”等)的选民始终比较恒定。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在以色列是一个特殊人群(约占总人口的20%),他们不参加工作,生孩子和念经即所谓“天职”。由于完全依靠政府济养,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参政议政意识较强,近年来随着人口的激增,其政党的“票仓”更加充实。在政治理念上,除“民生牌”外,中间政党和右翼党派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并无太大差别,“未来党”主席拉皮德在呼吁恢复以巴和谈的同时坚持拥有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赫尔佐格也申明,即使恢复以巴和谈也要“誓死保卫耶路撒冷的统一”,[1]本质上与内塔尼亚胡并无二致,其“中间”色彩主要来自于内政诉求而非外交理念。
再次,温和中左“新秀”不敌政坛“老江湖”。内塔尼亚胡叱咤政坛数十载,已三次出任总理(1996年、2009年、2013年)。其立场坚定,作风老辣,是继沙龙之后的“强硬派”代表。2009年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曾输给时任外长利夫尼,但在后者未能成功组阁的情况下,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最后问鼎总理宝座。2013年再次当选后,尽管遭遇“兵役法争论”、“犹太国家法案争论”、“预算案危机”、“竞选联盟分手危机”(2014年7月“护刃行动”期间,“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党主席利伯曼认为内塔尼亚胡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打击力度不够提出“分手”但不退出政府)等,但均能平安渡过。相比而言,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赫尔佐格和利夫尼在选前短短三个月内表现已足够好,但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一定的领袖魅力,不足以对内塔尼亚胡形成致命一击。
最后,“绅士淑女”做派不敌选前“变色”策略。选前民调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先或至少与“利库德集团”持平,并没有错。赫尔佐格和利夫尼的联手对中左阵营确实已产生明显的凝聚力,也使得内塔尼亚胡一度陷入选前“恐慌”或“变局困境”,但内塔尼亚胡很快根据情况调整了竞选策略,一是不再回避采访,而是频繁在媒体露面,公开阐述自己的见解,亲力亲为地跑每个选区,不放走任何和选民见面的机会;二是不择手段抛出“阴谋论”,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收取外国资金、策划阴谋推翻自己(即美国一家支持“两国方案”的公司通过“V15”在以色列活动);[2]三是抢夺同一阵营票源,呼吁右翼和宗教选民投票给他;[3]四是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策略的转变确实见效,关键选票最后一刻到位。[4]赫尔佐格尽管得到前总统佩雷斯、前“摩萨德”领导人达甘、前“辛贝特”(国家安全总局)领导人迪斯金、前总理巴拉克等各界“大佬”背书,也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将内塔尼亚胡拉下马。
新政府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
以色列《选举法》规定,在大选正式结果公布后一周内,总统将根据与议会各党代表协商的结果,授权最大党派领导人在不超过42天的期限内负责组建新政府,组阁成功后则任命其为新总理。从本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看,右翼阵营获57席,左翼阵营获42席,中间党派获21席;“利库德集团”尚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至少61席(伊沙伊领导的极右翼宗教政党Yachad未通过3.25%的最低门槛,否则加上4票内塔尼亚胡可以稳建一个右翼政府),必须争取中间政党尤其是“我们大家党”的加盟,这使得后者成为名副其实的“造王者”(kingmaker)。由于“我们大家党”主席卡哈隆主要关注民生问题,其加入内塔尼亚胡内阁的可能性比较大。不出意外的话,内塔尼亚胡即将展开第四任期,成为可以与“国父”本·古里安在位时长媲美的以色列总理,其新政府将面临的内外挑战如下:
第一,民生问题。大选暴露出以色列社会的分裂,内政、民生将是内塔尼亚胡关注的首要议题。以色列虽未到达“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点”,但“民生”问题已连续两届成为内塔尼亚胡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容忽视。根据多方数据显示,2014年以色列GDP增长2.8%,低于2013年的3.2%和2012年的3.0%;2008-2014年房价涨幅达60%;贫困化率20.9%,远高于OECD国家11.3%的平均值。[5]在新一届任期内,内塔尼亚胡随着身份从“国家”领导人到“民族”领导人的蜕变,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来自左翼阵营的掣肘,但平抑高企的物价和房价、减小贫富差距、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等是其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否则一旦入阁政党,比如关注中间阶层的“我们大家党”,就有可能退出内阁,威胁执政联盟的稳定。
第二,以美关系。美以特殊关系自约翰逊时期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在一些地区议题上(如中东和平进程、伊朗核问题等)受国家利益排序差异影响,双方也时常发生龃龉,但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的私人恩怨不时将两国关系带入“新低”确也前所未见。最近的冲突发生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关键时期,美国国会众议院绕过白宫邀请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内塔尼亚胡抨击奥巴马积极推动的谈判将为伊朗核计划“铺平道路”,从而开启中东“核噩梦”。奥巴马则反讥内塔尼亚胡的演讲“没有新意”,“也给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指责内塔尼亚胡不该利用外交议题“掺和”美国内政尤其是两党之争。尽管以美关系基石牢固(内塔尼亚胡是除丘吉尔外唯一获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但沙龙和小布什德州“围炉夜话”式的亲密在双方任期内很难再现。鉴于维护和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性,内塔尼亚胡必须硬着头皮黏合受损的双边关系。
第三,以巴问题。出于对和平的无望,巴勒斯坦近年来改变了“以色列为和谈设限”的历史,走上单边建国之路,2012年底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2014年底又申请加入多个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受到欧洲数国的承认,其国际环境显著改善。由于“两国方案”缺乏现实路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曾威胁采取“一国方案”,即利用以色列民主国家性质和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改变后者的社会基因。本次议会选举阿拉伯人积极投票即现端倪,以色列将面临新战线的挑战。内塔尼亚胡上台并非以巴和谈的终结,虽然竞选期间传递出“新三不主义”(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军、不在伊朗核问题上妥协),但同期透露的信息表明内塔尼亚胡在2009-2013年秘密谈判中,同意从1967年战争所占领土撤出。实际上,以巴和谈历经半个多世纪,左派或右翼的选择空间都非常有限,强硬派领导人实现和平的几率更大。
第四,国家安全。以色列一直自认为“强敌环伺”,处于受伊朗庇护下的叙利亚、“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包围之中,特别是“伊斯兰国”近年来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中心拔地建都,极大地威胁着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以色列所处的地缘环境蕴藏不少危机。长期以来,以色列已习惯用“武装到牙齿”的“不变”来应对形势的瞬息万变,但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上美国一旦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与周边国家关系不睦的以色列将“独自”面临更多的“生存”考验。另外,近年来“反犹主义”有所回潮,保护海外犹太人权益是以色列政府面临的又一挑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2月发布的一个报告,尽管全球针对宗教的敌对行为出现几率呈下降趋势,但有更多国家的犹太人面临骚扰,2013年在198个国家中有77个国家的犹太人遭遇骚扰,为七年来最高。
[1]JPost.com Staff, “Herzog: I Know How to Preserve the Strength of Jerusalem More Than Any Other Leader”, Jerusalem Post, March 15, 2015.
[2]Michael Wilner, “Fox News Reported that Senate Panel is Probing OneVoice Organization’s Funding of V15”, Jerusalem Post, March 14, 2015.
[3]Lahav Harkov, “Bayit Yehudi’s Bennett Battles Flow of Votes to Likud”, Jerusalem Post, March 16, 2015.
[4]Anshel Pfeffer, “How did Netanyahu Score Such a Decisive Election Vitory?”, Jerusalem Post, March 15, 2015.
[5]AFP,“Housing Crisis Trumps Security in Looming Election”, YNET NEWS, March 15, 2015.
柳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