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裁统治到权威碎裂——利比亚战争爆发四周年

　　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运动，要求惩治腐败、改善民生、扩大民权，后演化为国内反对派与时任政府间的国内战争。3月，北约战机进入利比亚，发起“奥德赛黎明行动”，宣称将帮助利比亚推翻腐败的现政权，实现民主。战争历时半年余，最终实现利比亚政权更迭。但战后四年，利国内并未实现预期的民主，而是从独裁统治沦为权威碎裂，国家渐趋空心化。卡扎菲生前曾说，如果他的政权倒台，利比亚将破碎，此语正在“应验”。

　　权威碎裂的表现

　　利比亚战后虽然保持了原有统一的国家形式，但国家权威的运行却难以统一，社会演变为一个多种组织的大杂烩：地区间角力，武装组织相互混战，部落冲突频繁上演，且与政党政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在不同于国家所提倡的规则下运作。尤其自2014年8月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后，其前身国民议会不肯交权，国家呈现两个政府、两个议会、两个内阁，两个中央银行等双重权力机关平行并存、对峙争权的非正常状态，国家权威碎裂，具体体现为：

　　一、地区各行其乱

　　利比亚领土由三个区块组成：东部昔兰尼加地区、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和南部费赞地区。三地间自古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氛围都有很大差异，加之长期被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历史使其相互间缺乏紧密联系和一致认同，难以接受统一管理。利比亚战前，国家处于强人霸权下形式上的统一，但两任领导者偏颇的统治政策使得地区差异和离心意识始终存在。战后，昔兰尼加地区已宣布自治，仅在外交事务上仍统一于中央政府；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正处于多股势力的争夺中；费赞地区已成为恐怖分子的巢穴，甚至已沦为整个非洲地区恐怖势力的枢纽，政府对其早已鞭长莫及。当前，利比亚所辖三地各自为政，乱象丛生。

　　二、教俗权力之争

　　利比亚属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世俗国家。战后，国内宗教势力得到显著提升。就其国内情况而言，伊斯兰武装在利比亚战争期间的反对派武装中担当重要角色；伊斯兰政党在战后首次大选中得票数居全部候选政党的第二位。从地区形势看，“阿拉伯变局”后，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北非地区整体得到提升，利比亚政局也受此影响。

　　利比亚战后，教俗两派间即开始以各种形式和途径争夺对战后国家的领导权，自2014年起双方间的武装斗争加剧，尤其体现在对东、西部地区大城市的争夺上。2014年5月16日，世俗势力代表人物、退役将领哈利法·哈夫塔尔以在利比亚“根除恐怖主义”为由对班加西的多支伊斯兰民兵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自此掀起东部地区持续至今的教俗对战。2014年7月13日，伊斯兰民兵武装“利比亚革命者行动委员会”与世俗派别的津坦民兵武装争夺的黎波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此后冲突不断激化，并蔓延至整个西部地区。

　　三、民兵厮杀混战

　　利比亚战后，国家军队孱弱乏力，民兵武装混战猖獗。当前，利比亚境内存在上千只规模不等的民兵武装，分别代表各自所属地区、部落、派别等各类群体的利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最强世俗派别武装“利比亚国民军”、最强民兵武装--代表宗教势力的米苏拉塔民兵、已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安萨尔旅”等。他们中既有曾在推翻前政权统治的战事中立下战功者，力图争夺对战后国家的统治权或竭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有前政权的支持者在战后遭到清洗、劫杀的，还有一些中立者因临时政府未能提供其所需的保护而不得不武力自卫。民兵厮杀混战的局面在利比亚长期持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四、部落冲突不断

　　自古以来，部落及其宗族谱系维系和规范着利比亚社会。强人霸权统治下的利比亚是一个“一元多部落”国家，众部落虽然矛盾重重但尚能保持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固的利益架构。战后，部落间因失去了维系的纽带而使原本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冲突频发。从三个地区情况看，当前在西部和东部地区，部落矛盾多已与民兵武装混战相结合，南部地区的部落冲突尤为凸显。从部落冲突的主体看，当前的部落冲突主要存在于前政权的支持部落与反对部落间、阿拉伯部落与柏柏尔部落间，以及存在利益争端的相邻部落间，部落冲突持续加剧。

　　上述可见，国家呈现多重势力混战的状态，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权力机构可堪领导整个国家的大任，国家权威破碎，权力真空，国家滑向空心化。

　　权威碎裂的原因

　　利比亚战后直接由武装革命转型为精英主导的政府，但在其国内并没有出现有凝聚力的领导阶层、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一致的民族身份认同等成功民主转型的因素，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失序特点。这其中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原因，还有境外因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利比亚自古国家凝聚力不强

　　利比亚国家的建立不是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生成，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先国家后民族逆向生成，由此带来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不强。且利比亚的国家认同深受多种次级认同的分裂干扰：从地区因素看，利比亚所辖三地间差异大，战后三地各自为政已成事实；从部落因素看，利比亚自古至今部落体制始终伴随，战后国家重建过程中在东、西部地区出现了权力分割部落化和权力垄断部落化的现象，南部地区已陷入部落各自为政的碎裂现状；此外，利比亚的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与少数民族群体（主要为柏柏尔人）之间也存在民族认同带来的冲突，国家甚至面临后者寻求独立的挑战。因此，利比亚民众根深蒂固的地区归属感、部落意识，甚至族群认同必然弱化国家统一认同，致使其国家凝聚力较弱。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呈现高压下稳定统一的表象。战后，其强族群弱国家的特性显露无遗，国家凝聚力进一步弱化。这类国家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各群体之间对权力分割和占有的微妙平衡，由此使得国家权威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该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即会引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乃至内战。自古存在的多种次级认同与国家整体认同的冲突也使利比亚的战后发展遭遇深刻的挫折乃至失败，并成为其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利比亚战后的真实政治是：新的国家领导者取得强势领导地位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水平较低。

　　二、利比亚战后政治清算无休

　　通常情况下，一国政治“变天”后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对前政权的政治清算，然后创设新的政治制度和构建新政权，利比亚也不例外，战后即开始对卡扎菲政权残余势力的追缴。利比亚战争使得卡扎菲家破人亡，其本人及三个儿子死于战争中，其妻子及另几名子女或流亡海外，或被捕等待接受审判。除卡扎菲的家庭成员外，其家族、部落、卫队成员以及支持者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战争期间或战后被捕或被杀，其中包括被称为“卡扎菲的黑匣子”的利比亚前情报部长塞努西、卡扎菲政权的总理马哈茂迪，以及卡扎菲卫队的大量成员等。战后，利比亚临时政府还曾要求埃及相关方面移交位于埃及境内的卡扎菲时代的36名高级官员。

　　然而，利比亚战后政权并未在短时期内完成政治清算，开始新的创制和组织，而是将政治清算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战后至今三年多时间里，利比亚境内不断发生针对曾效力于卡扎菲政权的现政权成员的暗杀事件，仅安全部门就有数十名官员遭到暗杀。2013年5月5日，利比亚国民议会以绝大多数票赞成通过“政治隔离法”草案，内容为在1969年卡扎菲革命至2011年2月17日革命期间在利比亚政府工作过的高官应被隔离出当前的政治领域，不得担任要职。“政治隔离法”引发的内阁和军队的“大换血”必然导致政府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下降，也使利比亚国内面临新一轮因政治分化和权力重新分配带来的动荡。此法的实施对象是曾在卡扎菲统治时期长期任职的高官，他们多来自西部地区，该法实施后必然使得西部力量受到打压，东部势力大幅上升，从而使得本已有自治倾向的东部地区加快自治步伐。昔兰尼加地区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其利用“石油武器”争夺经济利益都是有力的佐证。该法案的通过和执行使得利比亚战后政治清算合法化、长期化，使得利比亚权力内部缠斗难休，阻碍权威的强化和统一。

　　但是，从利比亚的政治基础和现实情况看，“斩草除根”式的政治清算在战后利比亚难以实现。卡扎菲以其独特的方式独裁统治国家四十余年，致使利比亚的统治制度较当代主流统治制度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和缺失。战后，国家濒临分裂，政府权力虚空，社会陷于混乱。当前既没有成熟的体制，也没有强大的党派或领导者能够担起领导国家重建的大任。除曾任职于前政权的官员外，战后新产生的组织及领导者皆无执政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在战争期间才回到国内，此前长期旅居国外，对利比亚的国情缺乏深入了解，难以独立执政。因此，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可能实现彻底“换血”，这就决定了利比亚战后的政治清算必然是不彻底的。

　　当前，利比亚陷入彻底政治清算的不现实性与新政府希望“纯洁队伍”的矛盾中，为此频生事端，龃龉不断。事实上，政治平稳过渡最需要的政治远见是放弃清算，同心为国，但这一点在当前的利比亚几无可能。

　　三、西方发动利比亚战争功利化恶果

　　四年前，西方国家以帮助利比亚推翻独裁统治和实现民主之名，强行更迭其政权。战后，他们分享利比亚的“经济蛋糕”。但面对利比亚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他们陆续中止与其的经济合作，关闭驻外机构，乃至全面撤侨。当前，西方国家正面临众多国际热点问题的“炙烤”，在无力兼顾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利比亚选择性放弃。西方大国主导的相关国际组织也对利比亚权力机构的求助充耳不闻，对利比亚今日乱局视而不见。至此，西方当年发动利比亚战争时所宣称的名头已不攻自破，其在利比亚“只破不立”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使其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功利化尽显。当前利比亚权威碎裂窘境即是食其恶果。

　　权威碎裂的结果

　　实现政局稳定是利比亚各方面重建的前提，但是当前国家却呈现政局动荡、权威碎裂的乱象，由此带来国家多方面重建进程的迟滞甚至倒退。具体体现为：

　　一、经济重建受阻

　　利比亚富有油气能源，其石油储量高居非洲首位，天然气储量也位居非洲前列，能源产业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国家财政收入的80%来自石油出口，天然气产业作为石油产业的有益补充。但独立后的两任领导者没有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多元经济，造成国家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出口收入，总体经济基础薄弱。鉴于此，战后新政权必然以能源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作为经济重建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为经济全方面重建创造物质基础。同时，新政权也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经贸合作置于重点发展的地位。为此，一些利比亚驻外使馆的商务处纷纷开始与驻在国企业取得联系，试图将利比亚国内需求与当地企业的能力实现对接，为预期的合作打下基础。但上述经济领域的重建与发展却都因政局动荡和权威碎裂而无法推进。

　　从石油领域看，利比亚的大型油田和输油管道多跨区域分布，战后多种势力深陷政治纷争中，国内环境恶劣，各方势力甚至将自身控制下的经济设施作为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武器和筹码，导致石油的开采、运输、出口受到重重阻碍，石油产能不进反退，屡创新低。在其他经济建设领域，由于利比亚缺乏强有力的统治权威，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无法与政府相关机构实现对接，难以开展具体合作。其国内日益严峻的冲突环境更使得外国公司纷纷撤离。总之，利比亚的经济重建中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宏观调控，协调各方力量将优厚的能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这在当前权威碎裂的利比亚很难实现。

　　二、国家统一意识难以构建

　　利比亚自独立后一直未能构建起牢固的国家统一意识，且不断受到部落意识、地区意识、族群意识等多种次级认同的挑战。战后，新政权致力于加强国家统一意识的构建，为此采取相关措施，如战后首次大选以党派或个人为参选单位，而非战前的以地区和部落为单位；新政府组成后公布成员信息时，只包括其学历、资历，而无部落、地区和族群属性等。但随着社会意识进一步分裂，地区各自为政，部落混战争权，族群间武力冲突不断，当前的权威碎裂使得国家统一意识难以构建。

　　三、社会动荡加剧

　　利比亚战后，权威碎裂，众派别武力争权，加之战争中及战后大量武器流散，以及国家正规军的孱弱，安全局势严重恶化，社会动荡不断加剧。一是前政权残余势力仍在不断袭击现政权，复辟之心犹存。发生在苏尔特、塞卜哈的武装冲突多为此类。二是一些战争中的反对派武装不满于既得利益或权力分配的结果，时而挑动事端，抹黑政府形象。三是不同武装派别、部落间为争权夺利而争斗不休。此外，极端组织的势力也正在趁势扩大，愈发肆意妄为。2012年9月11日，利比亚境内极端武装组织袭击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导致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三名外交人员身亡。利比亚战后至今，暴力革命带来的暴力思维仍在延续，权威的碎裂必然加剧混战乱局，加剧社会动荡。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利比亚境内武装分子的增加和流窜，其所在地区的安全形势也日趋恶化。

　　四、极端恐怖势力肆虐

　　利比亚战争期间，极端分子已趁乱潜入，此后长期隐匿于宗教派别武装中，伺机作乱。战后，国家权威碎裂，权力真空，极端势力趁机扩张，且与地区内其他恐怖组织联动作乱。战后三年多来，“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已将利比亚作为重要据点，在其境内多地扩展势力范围；新崛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已在利比亚东部德尔纳等城市立足；利比亚本土的恐怖组织也趁机发展壮大。此外，利比亚恐怖势力的扩张已影响到地区安全，首先，由于利比亚所在地区国家多为经济欠发达、政治不稳定、安全形势严峻的所谓“弱国家”，因此利比亚境内的恐怖势力易于向周边渗透；其次，原本盘踞于利比亚周边国家的恐怖组织都趁机在利比亚境内攫取一席之地；再次，利比亚至今留存的一些不良遗风，如部落宗派主义等助推其境内恐怖势力在整个地区的扩张和蔓延。可以说，利比亚已成为整个非洲的恐怖枢纽。

　　利比亚当前的权威碎裂使国家几陷空心，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和恢复，由此将带来国家的长期持续乱局。在此情况下，地区认同、部落认同等各种次级认同将进一步加强，引起国家认同的进一步弱化，加剧分裂，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从地区影响看，利比亚乱局也会加重地区安全危局，并沦为地区大国博弈的棋子。从全世界范围看，利比亚乱局也会成为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毒瘤。

　　王金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