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国际金融新秩序

　　核心提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既带来压力又新添机遇，中国也在积极寻找适应国际金融体系变化的新途径。

　　早在6年前，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预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再次崛起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将不断扩大。

　　上月23日，李光耀辞世。与他辞世同样备受关注的，是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无疑，中国经济已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执牛耳者。甚至有外媒指出，它或许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和亚洲世纪的到来。

　　目前，世界经济重心正从欧美转向亚洲，世界经济格局亦正随之改变。以美元为核心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弊端重生，造成了世界经济周期性失衡和金融危机频发，旧的体系正在瓦解，新的体系在逐渐探索建立之中。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新变化，引领新趋势。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下，成立亚投行就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英、法、德、意等国的加入，已经成为跨越欧亚的世界性多边金融机构。

　　中国放弃亚投行一票否决权，期望多边共赢、非零和博弈，这将给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演变带来全新景象。

　　世界经济重心再次移向亚洲

　　从工业革命上溯1000多年间，世界经济重心一直在中国。

　　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65%，元朝时占世界的30%-35%，明朝占45%，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占35%左右，即使在1820年，中国GDP也占世界的32.9%，超过欧洲各国GDP总和。

　　清朝后期，由于闭关锁国，加之西方列强侵略，大量白银因战争赔款外流，国力迅速衰落，世界经济重心远离中国。此后，共发生了三次经济重心转移。

　　第一次转移，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当时，其殖民地遍布世界，被誉为“日不落帝国”。数据显示，1860年英国以占世界2%的人口，生产了全球53%的钢铁和50%的煤炭，消耗了世界一半的原棉，控制着三分之一的世界海运，其煤、铁、纺织品产量超过了法、美、德三国总和，强大的海军实力有效地保障了自由贸易的顺利进行。1815年至1914年，曾被称为“英国霸权”时期。

　　第二次转移，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英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随着“一战”、“二战”爆发，欧洲深陷战火，美国远离主要战场，几乎未受损失，美国银行家抓住机会向欧洲各国提供贷款，向参战各国出售军需用品，大发战争财。美国顺势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经济体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亚洲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拥有全球60%以上的人口和不断成长的庞大消费群体。如今，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2%以上，整个亚洲的GDP总量在世界总量中占20%-30%。

　　显然，目前世界经济重心已再次移至亚洲。但目前的亚洲金融组织已经不能适应亚洲经济发展的需要，亟须建立新的金融组织支持亚洲各国共同发展。

　　“特里芬悖论”下的国际金融体系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上正式实行金本位制。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金本位制实际上是英镑本位制，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但这种状况被美国改变。“一战”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超越了英国。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实际主导者，美元的霸主地位得到确认。

　　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危机爆发，美国宣布放弃维持黄金和美元的比值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6年签订《牙买加协定》，提出世界储备货币仍以美元为主，其他还有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并且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汇率调节依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汇率安排多样化。

　　由于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成员国可以运用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短期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融资等多种手段，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这种体系仍是延续美元本位制，美国可以滥发货币，却不必承担维护汇率稳定的义务。

　　这个体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存在“特里芬悖论”：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当美元积累到一定规模不得不进行贬值，经常账户重归平衡，然后美国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货币。

　　这种循环导致了国际经济失衡，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全球都在为此买单。例如，“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陷入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阻滞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陷入经济衰退。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元大幅贬值，促使其出口好转，就业增加，美国经济恢复最快，其他经济区仍然在困境中徘徊，美元的避险功能反而增强，并开始升值，全世界则在为金融危机买单。事实上，只要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国际金融危机就会周期性发生。

　　国际金融体系现“事实上的改变”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IMF等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却在失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IMF都束手无策或处理不当，世界银行也无所作为。

　　鉴于此，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出路，各种区域性的双边与多边安排层出不穷，国际金融体制发生了“事实上的改变”。例如欧元区不断扩大、亚洲的外汇储备基金被寄予厚望、金砖银行成立并建立了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安排。这些区域性安排都成为减少对美元依赖和破除美元霸权的现实可行方式，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美元长期衰落和短期的周期性升值。从长期看，美元汇率呈现下降的贬值趋势，储备地位降低。但从短期看，美元呈现周期性升值，避险功能增强，美元地位还可能略升，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因大都盯住美元，在美元升值中均呈贬值态势。

　　变化之二，国际货币互换成为货币制度安排的新特点。2013年10月，美联储、欧洲、日本、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六家央行同时宣布，它们已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意味着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货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成型。中国为维护自身货币安全，也与21个国家央行签订了总额4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形成了自己的货币互换网络。

　　变化之三，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目前，有超过60家央行投资了人民币，IMF也表示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英国2014年成功发行3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并称其收入用作英国外汇储备。欧洲央行也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货币资产。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给中国带来了压力和新机遇，中国也在积极寻找适应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化的新途径。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但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却缺少话语权。中国目前外汇储备总额3.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本来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但由于投资方向单一，且外汇占款作为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不断引发通货膨胀，高额的外汇储备已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

　　另外，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投资收益差也成为巨大困扰。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对外投资年收益率为6.3%，对外负债年收益率为12.6%，投资收益总体为负，原因是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以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储备资产为主，但对外负债则与高风险、高回报的外国来华投资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关。因此，中国亟须寻找外汇储备的有效投资途径，分流外汇储备，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高收益水平。

　　正是在上述诸多背景下，亚投行应运而生。

　　亚投行志在全球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是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宗旨。目前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具有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愿望。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状况较差，但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进入到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这方面资金需求巨大。

　　权威报告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基础设施在2010年至2020年间需要8万亿美元。例如，印度计划在2013年至2018年投入1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其中有一半资金需要引进外资。鉴于亚洲各国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成立亚投行十分必要。

　　中国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投资经验，并且已经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向亚洲区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既有利于中国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效益，同时也为亚洲的经济起飞奠定坚实基础。

　　有别于亚开行和世行的是，亚投行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寻求互利共赢。

　　亚投行作为亚洲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其重点是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造血功能，而世行和亚开行则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项目，仅是输血功能。

　　运行模式也不同。亚投行是一个公开、透明、包容的国际机构，中国不寻求对亚投行的垄断权利，而是大家协商、合作共赢。作为倡导国，中国欢迎亚洲和欧美等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进入，这种开放举措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要求；而世行则是美国主导的传达其意志的工具，亚开行则是由日本主导，九任亚开行行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可见世行和亚开行的局限性明显。亚投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简单复制，也不寻求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抗，而是应运而生，并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互为补充、合作发展。

　　成立亚投行意义深远。亚投行作为国际性金融组织，是走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困境的重大举措，也是探索建立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一种金融组织的形式，寻求共同发展。

　　亚投行目前已经走出亚洲区域，成为全球性的金融组织，七国集团中除了美日，已有5个国家表态或已加入亚投行，这表明欧洲等发达国家对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期待。

　　中国应当通过亚投行这个平台积极主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加强国内金融改革开放，顺势而为，成为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规则制定者和协调者，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的重要塑造者。

　　亚投行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亚洲的需要，更是世界的需要。

　　刘翔峰（国家发改委外经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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