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为什么赢

　　伊斯兰革命之后，政府希望电影承担起教育功能，鼓励拍摄这种“表现人性美好层面”的电影。

　　伊朗大师级导演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微电影新作《房客》4月在优酷上线。这部以悲悯情怀关注伊朗难民苦难生活的影片，将本来在“传说中”存在的伊朗电影，拉到更多普通中国观众眼前。

　　莫森曾拍过《坎大哈》《万籁俱寂》《骑自行车的人》，它们和《小鞋子》《一次别离》等共同构成了这个禁忌国家在国际影坛的异军突起。

　　至少，一些评论认为“在这个相对保守的西亚古国，伊朗导演旺盛的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想象奇诡、叙述超然、气质独立，在世界电影版图上攻守自得，不似华语导演这般进退失据，因而成为版图上构成的必然。”

　　这被形容为“在穆斯林的夜空下，在波斯湾已暗下灯的影院里，胶片划过的刹那，宛如黑色中的一道天光”。

　　“在伊朗，电影中不能有性、暴力、政治，我们有意识形态的审查制度、文化的审查制度、个人审查制度。我知道你们国家也有限制，但是伊朗的限制更多。你们可以讨论很多在我们国家不能讨论的事情。但是不能放弃电影，电影是可以改变文化传统的，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进而改变国家。”莫森对本刊记者说。

　　“我赞同伊朗电影人的态度。很多伊朗导演都提到，审查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动力，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话，他们可能也拍不出像今天这样精彩的电影。没有任何限制可能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在限制之内如何做得最好，就要看你的才华和艺术领悟力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徐文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如是说——在此之前，他刚刚在某论坛上结束了一个有关伊朗电影的学术演讲。

　　相同的起点和不同的轨迹

　　或许是身在局势一直动荡中的国家，莫森在他的影像中多窥视底层的苦难，用镜头记录生命的挣扎。

　　莫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一直相信电影可以改变现实。我的电影就像镜子，我把这面镜子展现在社会面前，进入电影院的人通过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然后改变自己。”

　　如果从理念上看，莫森的视角与一些中国导演有很大相似。他谈起自己喜欢的中国电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张艺谋的《菊豆》。我是在盗版碟市场买到的，英文字幕”。

　　不过他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不是陈凯歌，也不是张艺谋，是贾樟柯”，“比起高科技大片和好莱坞大片，我更喜欢艺术片，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真实、有诗意”。

　　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莫森代表的伊朗电影和贾樟柯代表的中国电影不止一次成为竞争对手。2015年2月，第65届柏林电影节将最高奖项金熊奖颁给了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执导的《出租车》，中国导演姜文的《一步之遥》则颗粒无收。

　　回到2012年，第69届美国金球奖揭晓，最佳外语片奖项被伊朗影片《一次别离》夺得，让中国影片《金陵十三钗》失了意，这意味着张艺谋第五次金球梦碎。

　　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勒玛斯耶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伊朗电影的繁荣期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中国和伊朗“两国的电影业和影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起步的”。

　　然而，在新世纪以后，两国的电影业发展却走向了不同的轨迹。伊朗电影似乎与人文主义画上了等号，既满足了观影者文化猎奇的心理，又能引人入胜地探讨人性。而中国电影被认为，越来越迷失在商业市场上，空前膨胀，逐渐失去了讲好故事的初衷。

　　在《一次别离》，镜头的晃动在整个影片中持续，30多万美元的低成本制作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却不妨碍导演把伊朗国民的精神内核展现在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现实千疮百孔，整个国民的精神深度和道德纬度却生机勃勃。

　　“伊朗电影人仍保持着很原始的本文化的信仰，没有迷失，他们仍坚守自己真诚、朴素的表现方式，而不是为了迎合电影节或很虚假地去表演。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世界电影中葆有了自己的独特位置。”徐文明说。

　　同时，徐文明认为，伊朗电影将艺术性与商业性结合得很好，“《一次别离》虽然布景简单，人物关系简洁，张力却很强，表演也很真实，让观众看完忍不住反复思索。”

　　“中国电影曾经在国际电影节上非常受欢迎，现在国际电影节还是邀请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去，但是奖项基本上就很少了。中国电影在倒退，伊朗还在往前走，虽然伊朗电影年产量不高，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上成功率比较高。”徐文明说。

　　事实上，据他介绍，很多伊朗电影人坚持写实的、艺术的风格，于是与中国艺术片的遭遇相同，在国内票房较差、观众少。这种情况下，伊朗的导演常常将片子送选重大电影节，如柏林、戛纳、威尼斯等，以期通过得奖奖金和国际发行来赚回成本。

　　阿勒玛斯耶则介绍，伊朗电影年产量为150至200部，中国则很快将达到千部。

　　表现人性美好层面

　　阿勒玛斯耶如此介绍这个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色情、暴力、削弱教义基础、亵渎宗教、种族歧视、嘲讽个人或一个民族、助力外国文化渗透、破坏公共安全等问题是审查影片的硬性标准。”

　　而《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对中国媒体曾说：“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次别离》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伊朗电影扎根于伊朗动荡不安、十分传统的社会土壤，才会孕育出如此广受赞誉的作品，正如“文章憎命达”的道理一样。

　　然而在徐文明看来，伊朗电影的可贵之处往往是超脱于对苦难、战乱的描述，对苦难进行升华和思考。正如《一次别离》导演冷峻客观的视角，最终将观众带入深思，而并非是同情的泥潭。

　　“我相信人性的道德，而不是宗教宣扬的道德。什么是道德？应该是相信正义、善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莫森说。

　　伊朗电影在儿童片类型上颇有成就，《天堂里的孩子》《小鞋子》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徐文明说，伊朗电影最早就是从儿童片起步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政府希望电影承担起教育功能，鼓励拍摄这种“表现人性美好层面”的电影。

　　“伊朗电影充斥着情感、价值和人性，尤其注重对牺牲、宽恕、献身、爱情、亲情、尊重等方面题材的拍摄，也许是因为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情感，从而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并相信这种情感的存在。”阿勒玛斯耶说。

　　于是在特定时代氛围下，整个国家的电影，是用较少的资金，以儿童纯真的视角去展现世界。这样的一批电影最终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花，在世界电影史中留下了印迹。

　　“困境是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在困境下如何作选择是关键。这与我看到的伊朗电影是一样的，它也表现贫穷、生活中的磨难，但是它作出的选择是要坚守人性中的美好，像《小鞋子》这样，在贫穷的情况下仍保持最美好的童真、亲情，就能打动很多人。”徐文明说。

　　“民族性和国际视野的结合”展现伊朗文化背景下人民平时生活的样貌，但讲述的是全世界人们都会关注的人性问题，这是伊朗电影受到跨民族关注的原因。

　　“《一次别离》在北美票房收入700万美元，看似很少，但是在北美算是很高的。在北美，实际上每年能进电影院的外国片并不是太多，它能进入这个市场已经很难得，而且排在有史以来票房的第40位。”徐文明告诉本刊记者。

　　向世界的文化输出

　　一个伊朗普通人的周末是这样过的：适逢周末，亲戚之间走访，正好坐下来一起吃饭。可能这时候就会打开电视，或者播放家中备好的影碟一起观看。喜剧会大笑，悲剧会悲伤，愤慨之处情绪激昂，若心有戚戚焉，亦会哑然不语。

　　这样的国民休闲生活与中国别无二致。根据阿勒玛斯耶的描述，电影在伊朗也是非常流行的大众文化，并且影片风格多样，并不如中国人目前所看到的那样仅局限于现实题材，“国内最受欢迎的仍然是商业片、喜剧片，并且喜剧片受到政府的欢迎和支持。”

　　然而一个事实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伊朗电影，正如阿勒玛斯耶描述的那样，是“追求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这是伊朗电影向世界输出的文化。

　　阿勒玛斯耶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伊朗国内最畅销的电影《143号道路》就是写实主义的，取材于一位烈士母亲的生活故事，还是导演的处女作，“人们对于这部电影中所描述的生活片段的真实性与价值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那些依靠极高艺术价值——并不是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的影片而取得成功的导演，也因此获得了尊重和自豪。”

　　正如莫森对本刊记者描述的那样，“难民一样的导演，却拍出最有力量的电影。”

　　“伊朗是小成本写实艺术片的优秀典范，好莱坞则是商业巨制的极致。”徐文明这样形容伊朗和好莱坞电影。进而，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两极之间找到我们国家电影的位置？”

　　“中国电影如果既有商业市场的扩大，同时也有一批艺术的片子拿出去，文化和商业都能共赢的话，那中国电影就很强大了。可现在是一个强一个弱，80分是商业，20分是艺术。”徐文明说。

　　拍电影是为了票房，一部电影的营销甚至超过了内容本身的重要性；去电影节是为了卖片子而不是参选——这是目前国内电影较为普遍的现状。

　　“近两年，戛纳电影节最火暴的电影市场就是中国，中国有的人是去卖片子，他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去拿奖，只是要把片子卖掉，等于在市场上摆摊。”徐文明提及自己了解的行业现实，有些失望，“所以你看到中国很多明星去戛纳，声势造得很大，都是为了宣传活动。国际上如果有人买，好像就成功了，得不得奖无所谓。”

　　“还好，有贾樟柯、宁浩这样的导演在，所以中国还不至于在国际上被忘掉。”他补充道。

　　一个比较理想的未来或许应该是这样的：艺术片有人能担当中流砥柱，商业大片撑起电影行业的增长。电影市场上本应风格各异、百花齐放。“当然，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中国电影就是非常厉害了。”徐文明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覃柳笛 特约撰稿乔子倩/北京 香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