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 经典本土化的落地生根

　　《十二公民》改编自半个多世纪前西德尼·吕美特导演的好莱坞经典《十二怒汉》，该片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律电影，也是“在一个空间里表现一个时代”的群戏典范，迄今仍居于IMDB排行榜前列。同样的故事，后来还曾被移植至日本和俄罗斯，由三谷幸喜和米哈尔科夫拍成《十二个善良的日本人》与《12》。这一次的“中国版”，担当大任的是曾以《喜剧的忧伤》创造话剧票房纪录的青年导演徐昂。

　　徐昂尤其擅长对舶来故事进行本土化移植，《喜剧的忧伤》将日本故事置于战时中国毫不违和，但《十二公民》的本土化改造却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法系的差异。众所周知，陪审团制度是海洋法系的产物，施行于英美等国；而奉行大陆法系的我国，根本就没有陪审团这回事儿。陪审团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其关键在于12名陪审员但凡有一位持不同意见，判决便不能生效。

　　要让观众相信《十二公民》的故事，建立符合上述条件的合理语境至关重要。影片选择模拟法庭的形式，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佳策略。一干人等被拉进某大学课堂帮补考英美法课程的学生做陪练，学生家长、男友，还有学校小卖部老板、保安等都被拉来凑数。演戏演全套，这个虚拟陪审团在庭审结束后，还集中起来就案情进行讨论。既然是为学生补考，又不是普法教育，还非拉学生家长陪绑，如若我们不对此合理性过多深究，而主动进入这一预设情境中去的话，影片的完成度其实颇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整个陪审过程的“虚拟”与“模拟”并不产生实际效应，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能凸显公平与正义普照人心的力量。

　　片中案情的几番推演与反转大体沿用了《十二怒汉》的主体情节，空间设定在一个更加空旷的礼堂，想必是借鉴了“俄罗斯版”的做法。影片真正落地的是围绕“富二代弑父”这一颇具话题性的中国故事，关联出的12位公民众生相。让最爱开会的中国人开一个最不情愿的会，实为洞悉国人内心世相的绝妙窗口。

　　影片的全屏台词准确揭示出每一个人的心底波澜和社会背景：受制于人敢怒不敢言的小卖部老板，凡事和稀泥但精于算计的数学老师，饱受争议而心有郁结的房地产商，对外地人持有偏见的北京土著，曾经历垂死边缘故能对青年疑犯感同身受、正饱尝孤独故能理解老年况味的老人家，以及因父子失和而怨愤似地咬定“百善孝为先”的出租车司机等，几句台词便立起一个角色，一个人物的背后就是一个世界。群像斑斓，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性格逻辑，《十二公民》的本土化终从落地走向生根。而且，影片从一开始便通过广播新闻将案件置于更加广阔的媒体环境当中，陪审团论辩过程中也几番提到电视、网络如何说云云，如是观之，12位陪审员的论辩也是对近年来颇惹眼球的舆论与司法之间吊诡关系的巧妙折射。

　　如此说来，影片与其说是张扬法律精神，不如说是借虚拟陪审团的方式激发国人的公民意识，鼓励进入公共空间，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为社会议题发声，从而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国人积弊。从“怒汉”变“公民”，意义非凡。尤其对时下多有戾气的某些国人来说，看看这部激烈争吵的电影，着实有助于安静内心。

　　文／戈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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