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 文化启蒙年代 口述中国影像复兴（一）

　　10位影像缔造者追忆启蒙时代

　　上世纪80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启蒙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社会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思潮相互碰撞融合，尤其在摄影中，开放的社会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无论在摄影创作上，还是在影像杂志、图书出版、相机工业上，这个年代都为中国摄影提供了很多的方向，本专辑也将通过10位摄影人的口述，回忆这个难忘的影像文化启蒙的年代。

　　八零年代突破

　　上世纪80年代为很多人提供了机会，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可能，年轻人开始积累自己的能量和知识储备，并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自我的突破，这突破不仅与个人相关，更是时代的造就。

　　任曙林——我闯入青春校园

　　上世纪80年代对于任曙林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代，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代表作《八十年代中学生》，25岁的他步入校园，十年中，他记录了关于青春的故事，将青春的懵懂与青涩凝固在胶片中。

　　人物介绍

　　1954年生于北京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

　　1976年开始摄影

　　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

　　四月影会重要成员

　　代表作品《1980年的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

　　编者按

　　任曙林依旧很准时地来到了采访现场，这份认真是他所习惯的，一件花格子衬衫让他显得非常有活力，仿佛仍生活在那个他熟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虽头发与胡须已微白，然而眼角间却掩盖不了他青春的心态，言谈举止间笑容与随意，像是笔者与同龄人的私下交谈，那个浪漫的八十年代已经不在，但时代却留给他很多八十年代的精神，乐观、向上、青春这些词语放在一位61岁的长者身上虽显得怪异，但接触过任曙林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形容并不为过，他就是如此，青春且永远青春着。

　　从懵懂到执着

　　对于我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懵懂的时代，对于我作品中的人是，对于我自己更是这样。我在70年代末接触摄影，跟着狄源沧老师学摄影，比较有幸在70年代末就看到一些世界大师的原版画册。那个时候我们组建了一个“星期五沙龙”每周五举行摄影讨论会，我开始意识到需要拍摄专题，加上曾经拍摄过高考的组照，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了中学生这一题材，开始拍摄的时候我25岁，虽然比中学生年长一点，但他们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防线，没想到这一拍便是10年，说不清为什么拍摄这么久，或许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摄影单纯的喜爱让我如此执着。那个时候的中学校园，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氛围，按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但并不仅仅是这样的正能量，它还有很多不确定，对待一个事情，一本书，大家都不知道对错，但很敢于尝试，是一个懵懂的状态。

　　要拍就拍时代的缩影

　　当我决定拍摄中学生时，我常常问自己为何选择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哪些特性？在那个时代，社会普遍对学生群体很认同，他们是未来，他们可以左右社会一半的方向。那个时候工厂已经走向下坡，慢慢地在消亡，职工对社会文化的感受也相对滞后，而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今天这样普遍，大部分还都处于积累阶段，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一些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所以我将焦点锁定在学生身上，没有人知道这些年轻人未来会怎样，他们身上所带有的不确定性和对知识、文化的渴望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少具有的，中学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而且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在向这些学生看齐，可以说，他们是80年代年轻人的一个符号。

　　伪装自己混进校园

　　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中学生和今天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摄影师怎么能够混进校园，毫无忌讳的拍摄是关键。我将自己伪装成学生，甚至有一次，我进入校园时，学生们已经开始上自习，门口的老师以为我也是学生，认为我迟到了，让我签名，就这样，很多人以为我是学校的学生，随后的几个月，学校知道有这么一位摄影师来拍照，也没有什么目的，慢慢的，学生、老师对我都熟悉了，我才渐入佳境，大张旗鼓地开始拍摄，这时的画面也大不一样，学生们仿佛没有感受到我的存在，自然流露出生动的画面。

　　八零年代记忆 80年代表情丰富的时光

　　你怎么看待那个时代的摄影标签？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衣服、动作是很典型的，而且人的好多动作现在都没有了，微妙的一些变化，那个时代的表情特别丰富，微妙之间变化差得很多的，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状态在镜头前都很打动人。而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些照片，会被画面中的衣服、书包、教师所打动，这些符号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特例，那个时候也不会意识到这是摄影的符号，单纯的记录下来，照片由于长时间的发酵，便会自己讲故事，这些照片所讲述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独有的。

　　你怎么评价你拍摄的作品？

　　我认为这是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史，1979年的一天，我拿着相机，走进了离家不远的北京171中学。我没有和学生交谈，不参与学生和老师的活动，只在某些时候悄悄地按动快门。

　　10年，300多个胶卷，记录下了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细微到连很多当事人都不曾记得。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史，就这样凝固于胶片之中。

　　一首关于青春校园的诗歌 1980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将个人的摄影语言注入到中学生这一群体中，在那样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他眼中的年轻人也正在被摄影这一他熟悉的方式进行讲述。

　　摄影要有现场感

　　那时我比较有幸在70年代末就看到一些世界大师的原版画册，比较早地接触了这些东西。要不然老是重复前人，你拍得再像你还是出不来，这个我觉得比较幸运。那会儿觉得摄影还是一个现场的东西，我比较重视这一点，这是跟绘画本质上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现场的这种状态，我不是摄影记者，我不要讲事情，这两者其实特矛盾：又得在现场，你又要去情节化，这个把自己几乎逼到死胡同里了。但是现在回头看来，我针对中学生实验的就是这个事儿。

　　年轻占了便宜

　　我长得比较显年轻，我想这种外貌的亲近有利于拍摄，你说你真是手艺很棒，你都半个老头子再去拍中学生，还是有点儿别扭，但我可以先把这个题材拍下来，有一些题材无所谓，至于矿区，你老些没关系，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考虑。中学生本来就是年轻好动，特别灵活，你得跟得上趟，体力跟不上不行，那会儿经常照相，蹲在地上，蹲得很深，经常的动作，为什么很多东西我拍得特别快，而且教室中转来转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171中学 情感栖息地

　　任曙林拍摄171中学在他自己看来主要是由于离家比较近，这为他的拍摄提供了便捷，在他眼中，他的摄影并不需要跑到远处，去拍摄那些异类的题材，而是将身边的每一份感动拍好，从一个小的题材入手，才可能挖掘出深刻的意义。而171中学成为了任曙林成为知名摄影师的土壤，在这里，他完成了一部青春的历史，一个情感的栖息地。

　　凭眼睛的潜能按下快门

　　就我个人来说，正好赶上上世纪80年代了，如果我生在今天，我还是这套心劲儿的话，也许找另外一群人去拍了。因为我更喜欢拍人，有些东西要通过视觉找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神秘、特别奥妙、奥妙无穷，这种东西说不出来，描绘不出来，但是它有。就是在你司空见惯，人人都能看到的景象中，你还能看到什么。为什么叫凝视，因为看有点儿突然一下，凝视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之后你就进入一种冥想状态，就像瑜伽似的。这会儿你眼睛还是睁着，但是会恍惚起来，这种看不是三维的，往玄里说就叫感觉或者直觉，这就牵扯到人的潜能。为什么我喜欢说“摄影就是直指心性、立地成佛”意思在这儿，不要惊慌，就进来了。眼睛就是一个晶状体，什么也不是，眼睛特别中介，眼睛跟镜头一样，镜头是外加的滤色镜，我是这么想的。

　　拍摄局部最过瘾

　　当我拍摄一些人物局部的时候，我开始拍也有顾虑，这能成立吗？比如说拍脚还好一点，特别是脑袋切了，底下还挺全，这主儿严重违规，但拍完之后自己一看，觉得还行，能成立，最后连脚也去掉，就剩屁股中间那一块。脚也是有表情的，从视觉的角度上观察其实和我们以往说的观察是两个概念，以往的观察都是文字的观察，都是约定俗成的，都是摄影没有出现以前的眼睛的观察。摄影出现了，就不是人的眼睛的观察，摄影出现是要开掘人的潜能直觉的，因为人眼早有，盘古开天就是人的眼睛，所以这些秘密你看不见，只有在180年以前的时候，上帝把这个武器给了人类的时候，人类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看到、感觉到我们身边这么多秘密，才发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从这块开始入手谈摄影，才算是起步，才最过瘾。

　　80年代的男女关系

　　那个年代首先男女生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老师还要经常鼓励男女生一块做事，叫打破男女界限，后来慢慢就是自然而然改革开放了，男女生交往就不用打破，自然而然就来往了。那会儿来往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学校一块做事，放学男生到女生家，家长看到了，说喝点儿水或者怎么样，照顾照顾同学，不会多想，然后你喜欢一个女生，你放了学，你还跟这帮哥们一块走，你们自己一块学习，一块做点儿事情，也就如此而已。

　　时代的符号

　　任曙林的影像聚焦于人，在他眼中，不仅是人物的面部具有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着装、背包、鞋子等一切符号都具有表情，这种表情正是摄影师需要抓住的，画面中的挎包便是一代人对于校园和青春的回忆。

　　赵迎新——我携理想走过青春

　　1986年，《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这本至今都畅销海内外的摄影教材经典第一次引进中国，而作为当时的第一批读者的赵迎新，却在二十多年之后推动此书的再次修订，使其更贴近时代，让现在的读者更加受益。可谓是跨越时代的坚持与奉献精神。

　　人物介绍

　　1966年出生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

　　1989年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

　　2009年任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

　　编者按

　　周六的下午，赵迎新女士如约来到了我们的采访地。她一袭风衣，有种特别淡然的气息，却并不是那么有亲近感。但是在谈话间，我就全然否定了之前的判断。摄影记者出身的她会非常细心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她的身上有种岁月沉淀的气质，言语不急不缓，听起来很是舒服。在聊起她的上世纪80年代时，她的言语变得活泼起来，热血从字里行间不时地飘散出来，透过她的声音，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大学时一派积极热情的状态。她还特意带了两套《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一套是她大学时买的中国第一版，她甚至用白皮纸将其好好包裹，还有一本是经她手修订的最新版，书页中还贴了很多标签。在翻看时，前者是怀念、敬佩，后者是骄傲与欣慰。

　　年少的选择一生的坚持“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十几、二十岁时，我凭着对于摄影的热情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1985年至1989年，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那时新华社觉得需要一批年轻的、专业的，具有新闻专业素质的摄影师，所以有了这个专业，作为新华社的代培。所以毕业之后，我进了新华社，而我的一辈子也跟摄影再也离不开了。”

　　曾是学校协会积极分子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也并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倒是有件自豪的事情。在大学时，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摄影协会，当时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专科的学生，就是已经上班了的社会上的人。我就很积极地加入了协会，还任了一个职位，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值得拿出来一说的事情。就像在中学时，我家里有一台海鸥相机，我经常会给同学拍照。在学校运动会时，我很踊跃地表现自己，主动要求承担摄影的工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Q：八零年代记忆 那是个自由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摄影氛围是怎样的？

　　A：当时，我们刚可以接触到些国外的东西，都感到很新奇。国内也有很多刊物可以发表作品，也会有些展览，那个年代还是比较自由，开化的。

　　Q：那你们当时有什么比较受欢迎的摄影书吗？

　　A：1986年，我大二的时候，《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引进中国，当时老师就推荐给我们，我们班基本上每个人都买了一套，感觉如获至宝。这本书，我一直都保留至今，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也会时常拿出来翻看学习。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教育家编著的，而不是摄影师，它有比较完善的摄影教学系统，能让人循序渐进地学习，且能激发读者的创造性。

　　Q：其实这本书应该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啦？

　　A：是的，这本书至今国内有三个版本，第一版就是1986年这版，这本书是编译过来的，所以中间会有些内容的减少，但是它的翻译语言却是最生动的，阅读起来很舒服，而译者也是很有名的翻译家孙建秋；而第二版是2000年出版的，这本是直接翻译而来的，所以要比第一版的内容要全，但是翻译语言方面就差些；第三本，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2010年出版，增加了数码的部分，这本书也是我到中国摄影出版社做的第一本书，因为当时和这本书的编者DonSheff一直都有保持联系，他也一直要求增加数码的部分，但是他最初是想单出小本，但是基于大众对于《纽摄》的认知，最终还是坚持原作风格和内容的原则进行了修订。其实能将这本经典摄影教材完善也是令我特别欣慰与骄傲的。

　　Q：上世纪80年代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A：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处于学生的状态，正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而当时的一些选择也决定了我现在的生活走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有理想的。我从当初的一名摄影爱好者，再到摄影系学生，之后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再到现在从事摄影出版行业，都跟摄影有关系。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摄影怀抱着最大的热情，而那个年代教会我最大的东西就是坚持。

　　周文亮——我与海鸥共同成长

　　作为海鸥相机厂史上最年轻的厂长，周文亮对整个中国的相机工业相当熟稔。我们也跟随着周文亮的回忆，探寻了上世纪80年代海鸥相机厂经历的辉煌与困境。

　　人物介绍

　　1957年出生上海

　　1975年和250多名毕业生一起分配到海鸥相机厂工作

　　1987年任职海鸥相机厂厂长办公室主任

　　1989年去复旦大学深造管理专业研究生

　　1992年任职海鸥相机厂副厂长

　　编者按

　　与周文亮的对谈是从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开始的，周文亮不厌其烦地带着笔者从中国相机制造的元年讲起，全凭记忆讲述了整个中国相机制造业的发展。虽然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但是这位海鸥相机厂史上最年轻的厂长依然声音洪亮，精气十足。在回顾了整个中国相机制造业之后，我们的谈话依然觉得不够尽兴。于是在周文亮的带领下来到了田子坊的一间咖啡馆，换了环境之后的他也卸下了讲述者的身份，更加从容和优雅地谈起了曾经在海鸥厂工作的经历。咖啡馆是他与朋友共同经营的，咖啡馆里的几个陈列柜里放有周文亮收藏的各个时期的相机，虽然都静立在那里，但仿佛还是当年刚出厂时那样铮亮。

　　八十年代有一半时间用来学习

　　我是1975年进海鸥厂的，刚进厂的时候是250个学生进厂，一共有四个共青团员，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最好的人选拨给领导开车，领导开车的司机需要思想好的人员。当时刚刚确定下来厂要搬到松江去，那时是东亚最大的照相机厂，我就是那时候被招进去的。到现在已经40年了。

　　在1985年开始做的厂长秘书，这之前就出去读书，我当时觉得没有文凭是不行的，拿了文凭回来之后，到了厂长办公室做秘书，到了1987年的时候做了厂长办公室主任，1989年又去学复旦的管理专业研究生。读完硕士回来1992年做了副厂长，等于说上世纪80年代有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学习的。1985年之前基本在学习，1985之后基本在厂里。所以才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当时是没有想个人的利益，单纯地想要提高自己。

　　竞争关系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人们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平静的，特别是1985年之前大家的工资水准比较低，像学徒工月工资是17.84元，一般三年结束拿到的月工资是36块钱。都是国家限定好的，因为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大家只要完成任务就好，大家还比较单纯。

　　后来从1985年开始上海试点10家企业，可以增加工资，一级工资是6块钱，一个部门两个名额。所以从那时开始，大家开始有竞争关系了。有了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复杂了些。

　　中国最早的相机测评

　　当时我在海鸥厂虽然接触器材很多，当时刚刚工作的时候是开车，但是开车之前需要和厂里的老师傅学习一年基层工作才可以。所以我就分配到车间，负责照相机装配好之后的实拍测试工作。主要就是测试相机的功能是否正常，快门曝光是否正常，有没有漏光，胶卷是否正常装卸。当时测试拍摄没有固定的题材，也就是公园随便拍拍。我们一般每一批有新相机都会找上海的摄影师来试用，红旗啊、DF啊、300相机，都试用过。

　　八零年代记忆 有辉煌也有困难

　　Q：海鸥相机在1980年代销量怎么样？

　　A：当时全国有34个照相机厂，1980年代海鸥相机占地有14万平方米，全厂上下五千个员工，是当时全亚洲最大的相机厂。当时的销量差不多能占到全国销量的70%，最高的时候甚至销量达到过90%。

　　Q：你觉得20世纪80年代期间海鸥生产的相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最大的困难还是我们的基础工业不够强大，导致很多材料和磨具无法达到工艺水准，比如机身的用钢材，如果纯度不够就会对零件的耐用度造成影响。但随着一些技术的引进，我们的相机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Q：引进指的是当时美能达的技术？

　　A：当时引进美能达的技术花了1亿元人民币。这个技术引进之后，不仅对相机制造，对整个上海原材料基础工业也带来了很大贡献。

　　八零年代 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的土壤培育出一批先锋的文艺工作者，改革开放的环境让年轻人看到了曙光，他们开始为理想而奋斗，为责任而拼搏，他们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受人瞩目的先行者。

　　李媚——我的文化启蒙年代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的摄影杂志迎来了一个爆发的时期，而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摄影》作为国内先锋影像类杂志也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人物介绍

　　1952年出生于贵州

　　1976年从事摄影1983年获中国首届女摄影工作者展览金牌、铜牌奖

　　1984年－1993年到深圳创办并主编《现代摄影》杂志

　　1988年主编《摄影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1994年－1998年创办《焦点》杂志，任社长

　　曾任《中国国家地理》艺术总监，雅昌

　　摄影网顾问，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摄影活动家、批评家、策展人

　　编者按

　　在1949年以后，国内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伴随着197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思想也正式迎来了启蒙的年代，这种启蒙最先影响的便是文化工作者，在摄影评论家李媚眼中，它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迷人的时期。她从封闭中走出，伴随着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大量引进，她开始创办《现代摄影》杂志。我们的采访便是围绕着这本对中国摄影艺术影响深远的杂志而进行的。

　　文化思想的启蒙年代

　　上世纪在80年代之前，国内是没有民间刊物的，摄影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现代摄影》的创办，便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做一本先锋的、与摄影艺术相关的刊物。而对于整个80年代而言，作为媒体人是没有选择的年代，在社会文化思潮中，这本杂志同样没有选择，它必然是一本小众的刊物，一方面希望通过摄影杂志来推动中国摄影生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当做一扇窗子，将西方当代的影像介绍到国内来。

　　媒体的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

　　每当有人与我谈到对上世纪80年代的看法，会有两个词避不开：“理想、浪漫”，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具有理想的时代，它在我眼中并不浪漫，反而更多的是挣扎与困苦，大部分人都苦于没有出路，但是困苦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苦难是成长的必要条件，而今天面临的精神深处的困苦是说不出来的，甚至会使人麻木，那个时候的苦是更多是显像的。我们当时做《现代摄影》完全没有一个发行和所谓的经营体系。我们不认为办一本杂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最后《现代摄影》消失和我们没有成功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记得当时，我在香港见到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带我到大厦里面看了30多本杂志，有《阁楼》、有《马经》等等。

　　他问我为什么办《现代摄影》，为什么？我说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说理想，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客户需要，你这本杂志早晚是要关门的，但是当时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完全可以凭着文化理想办一本杂志，理想就是一切。在这种单纯的理想后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尽管这种激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八零年代记忆

　　Q：80年代一本“孤独”的杂志你怎么看待《现代摄影》在80年代的地位？

　　A：《现代摄影》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都很孤独，一方面因为它的先锋性，所以它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使得《现代摄影》成为了一本先锋小众读物，所以在80年代它面临着批判。另一方面，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受到老的、保守的观念排挤，所以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但又如石头缝里的草，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它的影响主要在艺术圈中，很多美术学院的老师、学生、艺术家都在看这本杂志，现在当红的艺术家谷文达、刘铮、荣荣等一批艺术家都受到了现代摄影的影像，可以说它的影响是在深层的，是在艺术创作和理论层面的，它并不是迎合大众口味的。

　　Q：《现代摄影》的停刊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A：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意识到《现代摄影》在国内是没有土壤和生存环境的，也就是摄影师不具备创作思维，例如抽象表现的摄影、观念摄影，很多摄影师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想做一本与社会发生联系更大的图片杂志，《现代摄影》并不是停刊，而是改刊，改名叫做《焦点》，我们曾经策划了很多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选题，第一期的选题便是失业问题，随后做了“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专刊，粮食问题，环境问题，中国工会问题等等，可以说是通过摄影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么做也是缘于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担当社会责任、做一本刊物的社会责任。

　　肖全——我用镜头记录先锋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的先锋人物开始崛起，那些我们今天熟知的导演、音乐人、画家、作家开始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探索，肖全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那个时代最清纯、带有激情的影子。

　　人物介绍

　　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

　　曾担任杂志摄影师

　　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拍摄

　　2000年出版《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

　　2015年举办个展“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

　　编者按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如今已经成为风云人物的艺术家们才刚刚起步，这些“代表”们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在肖全看来，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技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各个艺术领域，他们用诗歌、电影、舞蹈、音乐来传达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王朔、王广义、张晓刚、陈凯歌、张艺谋、姜文、陈冲……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肖全的镜头下展现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风华正茂的他们被肖全定格于黑白照片间。而他近日将自己的作品重新整理，在成都展出，再次掀起公众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我们也与他共同谈谈那些成长在80年代的“大腕”们。

　　从飞行员到摄影师

　　肖全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他从小喜欢画画，进入部队后，爱上了摄影。他每月不到10元的补贴，大部分用来买摄影资料，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徕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1983年，肖全的父亲给他寄了180元，他花了169块买了台海鸥205旁轴照相机，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力’，也就特别爱用相机来说话。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肖全从空军退伍转业回到成都，进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身边就有了何多苓、翟永明、钟鸣、柏桦这样一帮文艺圈朋友。“大家平常喜欢一起玩儿，我在旁边给拍照片，根本没计划，也没目的。那时他们也还没名气，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的相机还不多，大家也没现在忙，时间多，拍着好玩。”

　　诗歌的黄金时代

　　1986年，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了“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纷纷来到成都，肖全自然也被找来为大家拍照。“那天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潮涌动，会议室的门被严格把守，北岛在簇拥之下挤进会场，几个窗户全被人群挤满了，阵势完全不亚于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明星。”肖全回忆说，“星星诗歌节”会场的火药味很浓，有四川诗人对北岛进行批判，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岛虽然脸色不佳，回答却非常坚定，“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诗歌论争虽然激烈，但随后的节目表演也很精彩，诗人们陆续登台表演，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肖全还清晰地记得顾城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场面，“他根本不管那些前来要签名的诗迷，直接就用胳膊肘左右开道，硬是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星星诗歌节”结束后，诗人们一道去成都望江公园玩，肖全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北岛就像个小孩，跑几步就坐在草地上让我拍照。临走之前，顾城、北岛等诗人都领到了100元“舞台演出费”。顾城非常高兴，他说成都人简直太好了，不如天天在这办诗歌节，卖门票，直到最后一名观众。

　　八零年代记忆 80年代情感直白而单纯

　　Q：你的拍摄中有没有受到拒绝？

　　A：我拍《我们这一代》，就想记录他们，给他们一个在那个年代真实的形象。刚开始也有些别扭的，比如王朔，根本不让我拍。那是他最火的时候，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电话采访。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除非某次吃饭自然而然的认识，那样我接受。后来我给刘恒打电话，刘恒过了会儿和我说：“肖全，赶紧给王朔打电话，我跟他说好了。”后来我跟王朔说对不起啊。王朔说，嗨，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明天下去三点钟到我家来，告诉你怎么走。去他家后我请教了他一些出版方面的事情。

　　Q：你对拍摄者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A：我拍完一个人后，会去爱这个人，去袒护他，不愿意听人说这人不好。拍完他们我就似乎是把他们占为己有。《现代摄影》的李媚说我拍照片，恨不得跟每个人谈恋爱，拍谁就爱上谁了，谁要说巩俐不好，三毛不漂亮啊，我就特难受。

　　激情爆发与文化烙印

　　1980年代艺术家

　　上世纪80年代，正值青春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文艺道路上的起步，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摄影师肖全用镜头记录了这一时代的艺术家群像。

　　姜文的秘密工作室

　　北京三环路边，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打招呼说：“请等一会儿，大哥在忙”。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部与姜文的历年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完这些，”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在看过我的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他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事儿挺多，过几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画坛当红夫妇

　　刘小东在这几年红的发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我为刘小东和喻红拍摄照片。很愉快。他们在镜头里非常吸引人，这是一对“艰难”的夫妻，据说他们正是在美国旅行时举办的婚礼，喻红对此婚姻坚定不移。后来他们主演了王小帅的黑白电影故事片《冬春的日子》，反响不俗。

　　姜文这“小子”

　　我把相机装满“子弹”随着姜文上楼，我们越拍越疯，姜文说，肖全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长焦看着这“小子”我调动着他前前后后，姜文十分配合，我俩都挺过瘾的。

　　崔健成名

　　有一年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一帮人带队，在郊外的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过崔健这个名字。后来，崔健来成都做全国巡演，我拍了他演出的现场，他说很喜欢。一次，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这张照片。

　　窦唯的冥想

　　我与窦唯真正见面，是住在丁武家的那阵子，我们约好在雍和宫大门口见面，离不远就是他家，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但十分干净，窦唯的房间是用一块布帘隔着的，他放了刚录制完的《黑梦》工作带给我听。我坐在他的沙发上，用一半的心思去听，另一半留给了眼睛：小窦躺在床上抽着烟，紧闭双目，两只皮鞋被脚带上了凉席，这是一张被小窦睡得发红了的竹凉席。

　　剧照摄影师

　　我曾担任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摄影师，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家，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有关她的很多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是办完了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诗人的时代

　　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选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去，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进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着黑色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能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一生的遗憾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史铁生，乐哈哈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他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道的客人，他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吕澎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吕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勤奋和比计算机还快的脑子，再加上他的行动力。在他筹划的首届“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他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去见各路英雄。从“广州双年展”起，中国当代艺术踉踉跄跄地走上了西方那条既学术又商业的道路。吕澎对我来说，是要记住他一辈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开始了我几年来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话说，“是在有效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才有了我的今天。

　　八零年代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的开放让中国收到了世界各地的讯息，同时，也将中国的状况传递给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交流为中国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而充当使者的人，也成为了影响时代的骄傲。

　　阮义忠——我在文化启蒙杂志

　　上世纪80年代，台北文艺圈正红火热闹的时候，阮义忠这个宜兰乡下来的青年挎着相机，拍下他心中最具诗意与温情的台湾民间。他的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传到大陆之后，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人物介绍

　　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

　　1970年，在《幼狮文艺》杂志做编辑，后来转至《汉声》杂志英文版工作，并开始拍照

　　1975年，在《家庭月刊》任摄影编辑，撰写本土摄影指导文章

　　1981年开始从事电影制作，发表《映象之旅》、《户外札记》、《灵巧的手》等纪录片二百多部

　　1988年，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

　　1992年，创立《摄影家》杂志

　　编者按

　　一只啄木鸟在三影堂的庭院里悠闲踱步，阮义忠昂首踏步从石径上走过，衣襟当风，那鸟惊地扑棱了两下翅膀，待风过去，又安稳地啄起食。似乎鸟也知道，这老者身上的王者之气，终归是没有侵略性的。这般意气风发的阮义忠，与我在其他场合见到的他有些不同，此刻的他胸襟微张，施施然带一点快哉之气，直到进入三影堂的图书馆大家坐定下来，他的兴奋状态依旧保持着。这兴奋来自一下午的暗房教学，那里是他的绝对领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访谈进行的十分顺畅，老先生快人快语，半个小时把我们愉快地打发走，至于他，还要继续回到暗房，享受一个摄影劳作中的美好黄昏。

　　踏遍台湾的每一寸土地

　　上世纪80年代我就是天天拍照，放照片，写文章，教学。那些年我几乎把台湾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每一个乡村都记录了，每一个所能写的故事都写了。我将台湾的黄金年代，也就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扫描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这些图文书里面。我实际用眼睛、用我的脚，用我的全部的情感、热情、时间跟这块土地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我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全力以赴做事情，没有时间应酬，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台北的文化圈怎么发展，因为文化圈永远在都市，所谓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

　　太太即是我的翻译官

　　当时，就我太太替我口语翻译一些，她还不是很情愿，她说她要睡觉，很累，我说你读一页吧。我用录音机录，录完第二天整理，或者我就不要整理，这样照抄没有意思，我应该把我的心得写进去，因为我读图有读图的观念。我的三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跟《摄影美学七问》都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写出来的，那个外在的环境跟菜市场一样乱，我早上在那里写，每一篇都是一天之内写完。

　　八零年代记忆 我的图书欢迎盗版

　　Q：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陆续引进到大陆，给大陆摄影界带来了轰动，影响了一大波的摄影青年。这样的局面，你在写作的时候有预料吗？

　　A：我写那几本书，只是希望跟人家分享而已。既然我吸收了世界上那么多摄影资讯，我就从我的角度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先是写成文章在报纸连载，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雄狮美术》是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得卖，虽然是少数几个特别的书店，可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已经开始读到，等到出书之后，影响就更大了。我没来大陆之前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等到我来了，他们给我版税，说：“不好意思我们先盗版你的书”，我说：“欢迎盗版。”

　　Q：当时你在做的事情是拍台湾本土的故事，你为什么会想到去看国外的摄影作品？

　　A：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一听音乐就听全世界的音乐，我被民族音乐感动，所以不同民族的音乐我都要听，我有两万多张黑胶唱片。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更想要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摄影师在做什么，所以我大量吸收了国外的不同地区的摄影资讯，订阅杂志，买影集。我是没有兴趣则已，一有兴趣就要深入接触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摄影的了解是跟世界潮流同步的。

　　Q：上世纪80年代在你的回忆当中是什么样的？

　　A：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上世纪80年代跟今天有什么差别，我随时都活在一种把全部身心灵聚焦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面的状态。现在是21世纪了，可是我每天的生活都抱着同样的初衷，看到什么有兴趣我就会一头栽进去，然后投入拥抱它，所以坦白讲任何时代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个时代，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任何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此时此刻，我会投入最大的关注在那一瞬间。

　　Q：每个年代总有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在拍摄中，你感知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印记是什么？

　　A：你真的要拍照的话，那个时代，农村里人跟人之间是彼此信任的，土地还没有被过度破坏，所以一切都很和谐，我适逢其时，享受了台湾最美好的诗意，然后我也成长了，90年代我开始放眼国际，没有精力继续关注台湾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