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 文化启蒙年代 口述中国影像复兴（二）

　　阎雷——我踏上陌生过度

　　上世纪80年代初，年仅19岁的法国摄影师阎雷第一次来到中国，除了他随身携带的相机外，他还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他要看看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样子，在这里，他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人物介绍

　　1962年出生于法国，职业摄影师

　　1976年开始周游世界并接触摄影，随后开始成为职业摄影师

　　代表作品《歌海木寨》、纪录片及专题摄影《山的雕刻着》

　　曾于2004年在法国卢森堡公园展出作品《巨龙108像-20年摄影中国》

　　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编者按

　　二十五年过去了，阎雷的上世纪80年代除了美好的回忆甚至一无所有，但他对此无怨无悔。他也绝对想象不到当初那个青年的决定给他带来了那么巨大的改变，甚至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生活。近日，阎雷由于在中国出版图书而走进了国内摄影人的视野，我们也借此与阎雷展开了关于他的上世纪80年代的对话。

　　对中国的向往

　　1979年，当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时，我自己仿佛体验了一把类似主显节一样的经历，我好像预见到了未来一场有关中国的旅行，感受到了那种显然的天命。他让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无论身体还是灵魂——深深沉浸到那个广袤而伟大的，生活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类文化中心当中去。十六岁时，我就下决心要活出一番不同的样子来。作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少年，我所拥有的资源仅局限于要实现这个不可能事情的强烈野心，我的幼稚人生观，我的情绪化，还有我的无知。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孤独、恐惧，还有彼时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所带来的诸多困难，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

　　你或许曾经见过他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满徕卡相机，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里东张西望，时不时“摄”两下的，那八成就是阎雷。他1962年出生，到今年53岁，自称属虎，法国布列塔尼人，属法国少数民族。阎雷说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才华出众，性格固执，喜欢离家出走。阎雷当然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些传统。从14岁他就开始周游世界，1981年，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总共来了多少次，他自己也数不清。

　　不会受骗的“老外”

　　阎雷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宫保鸡丁”和“糖醋里脊”，属特无聊的两道菜。阎雷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与他交流不会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每当有中国人夸他汉语说的好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服务员见是一个外国人进来，便互相小声说“来了一个老外，宰他一顿。”阎雷听见后，大声说：“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没门。嘿嘿！”

　　八零年代记忆 80年代时尚的中国

　　Q：你觉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A：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很不同，首先那个时代很特殊，整个社会都在走向开放，所以年轻人对社会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关心社会。而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80年代没有“自我”这个词，大家都很集中，特别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会聚在一起跳舞、读书，讨论社会问题，如果谁那个时候能拿到一份英文报纸，那可不得了，很多人都会聚在一起来讨论国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说，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会比现代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活力。

　　Q：上世纪80年代中国很时尚吗？

　　A：那个时候的中国甚至比现在还要时髦，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先锋时尚都涌入中国，男士们会穿西装打领带，而女士们的连衣裙和挎包也都很精致，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时尚、法国的时尚、英国的时尚都进入了中国，而这时的中国人会全盘接受，虽然不加选择，但相比现在的中国，那时候的人甚至更在意细节。

　　惊奇与冒险 外籍影人中国行

　　1980年代社会众生

　　摄影家阎雷与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开启了三个月的旅行，旅行中他们带着惊奇去发现陌生的国度，当然还有那些至今让阎雷难忘的摄影经历。

　　社会的速写

　　我们启程踏上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冒险。一到机场航站楼，我的画家朋友西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画起来。他很快就学会了不去等待事情的发生，于是拿出铅笔，速写一些形状，留待到宾馆后再仔细重温。四个“蛮子”全然自发的行为引来了路人的好奇。他们驻足旁观，吃惊地看着几个外国人如此自然地做着如此出人意料的行为。在中国，你可不能随便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支画笔画那些日常琐事。围观我们的人有十几个，他们吃惊的同时又对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创作的中国形象极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在来访的外国人那里发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既令他们感到不安，又让他们十分尴尬。这样的经历每天都在进行，但是直到那天在北京火车站，形势开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像任何一个中国的车站一样，大厅里挤满了踟蹰的人们：穿卡其布军上衣的农民萎靡不振地坐在建筑工地用的防水油布上，留平头的便衣警察，候车室里的城里人，穿开裆裤的小孩儿，一切都那么扭曲又天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正在画素描。车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画布上的自己——他们挤进了一个红红绿绿的车站，他们是无名而疲惫的，却又被这个等待和抛弃交织的时刻所深深吸引。

　　荒诞六小时

　　当西蒙在北京火车站展开自己的画作以便让我拍摄时，局面突然第一次急转直下。旁观者将我们的行为解读成反对中国的举动，警察出动，把我带到一个公安机关去问话，在那里我度过了卡夫卡式荒诞而恐怖的六小时。我的行为让警察们觉得颇不舒服：我竟然主动开始自我批评。还站到了桌子上！我解释说：“我只是一个来中国学习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笨学生，但是我们学得慢，理解得也慢。”我的忏悔让形势得以缓和。我又开始自己审查作品，黑点将成为这幅作品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中间打太极的警察被我用一团墨水给涂了，躺在车站地上的一个未完成的脑袋也被涂掉了。这幅作品应该叫做“自我批评墨水覆盖下的北京火车站””直到十五年后，那些被审查掉的人物形象才缓慢地穿越墨水，重见天日。

　　对少数民族的好奇

　　那时贵州安顺也刚刚对外国人开放。我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安顺是一座让人晕头转向的迷宫，通道旁边都是古老的木头房子，这座城市仿佛停留在了另一个时空里。每逢赶集日，不同少数民族的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形成一场色彩斑斓的狂欢，银色的首饰、红色和黄色的雨伞，与千里之外处处弥漫着灰色阴影的大城市全然不同。我们学会了辨认瑶族，他们黑色的衣服上总是装饰着红色的刺绣；而苗族则对蓝色情有独钟，尤其偏爱几何式的设计、首饰和羊头缠头巾；还有布依族和他们的蜡染技术。

　　北京三里屯使馆区

　　如今的三里屯使馆区已经成为北京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一辆黑色小汽车停靠在使馆区的路边，清洁工身着制服在打扫街道，她的目光带有好奇与崇拜，对权力也是对未知的外来者。

　　山村照相馆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南部山区的民族多样性。对那些生活在偏远山谷的村民来说，我们这些欧洲人的到来是令人不安的。路过的人们脸上露出来的首先是惊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而令人吃惊的。他们盯着我们，眼神中流露出好多不可言语的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念头、一个微笑和一个姿势就会缓和他们的惊奇。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点，慢慢来，千万不要强行打破固有的节奏。这些脸庞启发了一系列照片的诞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准备了一幅巨大的色彩缤纷的花布作为背景，同时为我准备了一台宝丽莱相机拍摄人物肖像，并送给村民们。人们带着一种惊喜感融入到游戏当中，他们陆续来到花布前面。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农民在她的自行车旁边摆出了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姿势：一位苗族妇女带着骄傲而甜美的微笑抱着她的宝宝；活动和礼物大受欢迎，以至于第二天两百多人在我们旅馆前排起了长队，挥动着他们的右手。这正是甩干宝丽莱相片的动作！

　　山西大同拉家具的人

　　从图片中的人物着重和表情来看，画面中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属于“先富起来”的一位，他骑着三轮车拉着家具，自豪而欣喜，而背后的古建筑仿佛也被他的家具驮在车上。

　　拍照再次惹麻烦

　　我们的运气并没有持续很久。警察把我们限制在宾馆里，因为违反了在禁止区域开展活动的条例，城市周围的区域尚未放开。他们像对待囚犯那样给我们拍照。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张，手指蘸上墨以采集我们的指纹，接着双方针对不可避免的自我检讨开始角力。我们拒绝用中文签名，“这个错误是无意犯下的”。这块区域并没有标志-用英文-注明这里是禁区！经过三天的协商，罚款被定在了每人50元。

　　疯狂至极的举动

　　在上一事件结束的两天后，我决定再去为苍翠茂盛乡村多拍一些照片。为了躲开守在我门口的警察，我把几张床单打成结顺着窗户爬了下去，并截住了经过的第一辆小摩托。司机开心地决定邀请我与他的父母共进晚餐。我被他带到一座两侧竖有塔楼的奇怪的要塞前，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我发现这处营地里到处都是穿着棕色衣服、腿上戴着脚镣的男人。司机的父母是这里的监狱看守！简直是愚蠢和疯狂至极！我偷偷地从宾馆逃出来，竟莫名卷进了一座监狱，一边周旋在各色人之间与监狱长把酒言欢，一边祈祷千万别被他们发现我的照相机。

　　遛鸟的老人与孩子

　　在北京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老人手中提着鸟笼，里面是叫声响亮的鸟，老人会提着鸟笼散步，这种行为被称为“遛鸟”。图片中孩子手提装着麻雀的铁丝鸟笼，与老人形成对比，很有趣味。

　　八零年代执着

　　上世纪80年代，一群执着的人们在他们所热爱的领域中不断地创造着价值，时代所给予他们的执着精神让这些人坚持不懈，他们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却也创造了其他时代所不能及的成就，执着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不仅是个人的意志，也是时代的精神。

　　陈海汶——我创造相机博物馆

　　陈海汶凭借着对摄影和传统制造工业的热爱一手打造了这间中国唯一保存了整条相机生产线的制造博物馆，通过馆内藏品藏品，重现了中国制造工业的兴衰。

　　人物介绍

　　1958年出生于上海

　　1985至1987年百上黄山，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创作并发表作品

　　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策划、主编的大型图文出版物《和谐中华—中国56个民族剪影》，在历时12个月完成

　　2012年6月，创办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

　　编者按

　　笔者对陈海汶的采访约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因为时间紧张采访只能约在当天的下午，下了飞机笔者就直奔他办公室，一面巨大的毛泽东像挂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内还有一整个柜子他用过的照相器材。可能是和媒体打交道多了，陈海汶没等我进入状态就开始侃侃而谈，从海鸥相机聊到老相机博物馆，从初学摄影到现在的公司。随着采访渐入佳境，陈海汶手里的烟也抽到了第三支。当我问到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上世纪80年代做过最疯狂的行为时，他深吸了一口烟，仔细地想了一下回答说：“从单位辞职自己下海就足够疯狂的了。”他说：“辞职让我一下掉入一种绝望的状态，自己紧张恐惧，在这种状态当中最后寻找一条生路，大家都不知道下海会怎样，三天睡觉做噩梦，惊醒。”

　　与海鸥相机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我的我和现在的状态是一致的，全部是围绕着摄影。我在1983年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4B。因为买不起海鸥4A，当时海鸥4A是160块，4B是120块。为了买相机，钱不够还借了点儿。因为我当时是在上海的育人摄影学校学习，可以说育人是上海摄影界的黄埔军校。后来就去了黄山，边工作边学习摄影。刚去黄山用的还是我那台海鸥4B，后来单位发了海鸥DF，还配了三个标头，还有个日本的变焦镜头28mm-200mm，挂着这个镜头就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但是还是海鸥的三支头素质高。现在看留下的好的黄山照片都是DF拍的。

　　一张照片的改变一切

　　我记得当时我在黄山拍到一张照片叫《蜜月的梦》，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当时黄山房间很紧张，我在黄山就遇到了一对住不起宾馆的度蜜月的夫妇。我记得那晚我起来，经过玉屏楼的一个很小的小厅时，有个长板凳，长板凳上就是这对男女相拥而眠。安静啊，长板凳上挂了一幅黄山风景照。昏暗的灯光下画面美极了。

　　当时什么都想不到了，就想用摄影把这样的画面表现下来。我靠在墙上，调整光圈、快门，用的是400度胶卷。1/4秒拍了两张，不舍得多拍。拍完了感觉心里在颤抖，因为当时的场景和你内心是有共鸣的。当时我就想摄影就是这样的，摄影就该是和生活相连的。拍完之后我就知道，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摄影，所以黄山的风景没有留住我，我就回了上海。

　　八零年代记忆 摄影要从心出发

　　Q：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A：我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摄影，但是那时候没钱啊。所以也就是偶尔借同学、朋友的照相机随便拍拍，但是很感兴趣的。后来1980年代去了上海育人摄影学校才算是正式跨进摄影的门槛。一直到现在，和摄影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Q：那你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吧？

　　A：后来算是科班出身，但中学纯粹是爱好。中学喜欢摄影的时候很疯狂，但是当时是没有摄影教材的。我感兴趣就开始自学。我的学校在卢湾区，就到卢湾区图书馆找到两本跟摄影相关的书籍，也是仅有的两本，是苏联的摄影启蒙书籍，这两本基本上是我翻破的。

　　Q：为什么没有坚持在黄山拍下去？

　　A：从育人摄影学校毕业之后去了黄山，我在上世纪80年代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当时的氛围和社会的认识是照片一定要拍得漂亮，夜美、星少这种，要拍风光大片。这种拍摄很锻炼人，练习基本功。但是拍久了就没意思了啊，自己就要寻求突破，我就决定还是回到家乡上海。

　　Q：从黄山回到上海之后对摄影就有了新的理解吗？

　　A：回来之后当时的生活就是摄影，很疯狂。当时一周在上海每周最少3次扫街，多了有5次。当时和陆元敏两个人像幽灵一样在街上。回过头来看就是自己想要的片子，因为是完全自由的。

　　王斌——我玩摄影精打细算

　　30多年来，王斌一直毫无压力地享受着摄影带来的乐趣。他的故事虽然平凡，但却能引起大多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玩摄影的人的共鸣，勾起我们对胶片时代的那段记忆。

　　人物介绍

　　1949年出生，中央党校退休，在人们还将拿着相机在街上拍摄的摄影爱好者当做异类的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迷上了摄影。30多年后的今天，他没有成为摄影名家，也没有进入专业摄影领域，但在诸多摄影爱好者中脱颖而出，“北京摄影老顽童”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熟知，也诠释了他对于摄影的玩乐态度。

　　编者按

　　笔者跟很多非科班出身的摄影人一样，在进入影响圈之前，都是一名平凡的爱好者，因此在采访这位影龄超长的前辈时，内心总是极富共鸣。喜欢摄影30多年，谁还没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呢，可这位“老顽童”说起自己刚刚开始喜欢摄影的上世纪80年代，却陷入了沉思，仿佛被我这个问题难倒了一样：“那个时候喜欢摄影的人不像现在这样成群结队，感觉当时我周围拍照片的人就只有我一个，在街上拍照的时候，也经常遭到围观，人们把我当异类，但我挺喜欢拍照的，于是就买了个相机，开始学习拍照片和冲照片，觉得很好玩。”

　　自己缠胶卷能省不少钱

　　和“老顽童”多聊一会就会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摄影玩得挺精通的了。除了和大部分人一样攒钱买相机，学拍照，在家里自己冲印黑白胶卷外，他还说起了躲在被窝里自己缠胶卷的那段日子。上世纪80年代照相馆里的胶卷产品分为三种：大盘胶卷、照相馆自己缠好的独立胶卷以及成品胶卷。起初王斌买的都是照相馆缠好的胶卷，但是学会了冲印照片后，他发现自己缠胶卷并非什么难事，于是买了个大盘胶卷，回家躲在被窝里试着将它缠成小卷：“当时我一个月工资也就40多块，买成品胶卷要一块多钱，自己缠的话一卷能缠40张，也就几毛钱，很划算。”王斌见笔者对于当年的一块钱似乎没什么概念，于是补充道：“当时我请朋友吃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大概需要一块多钱。”笔者瞬间对他那些年节约下来的这笔“巨款”有了直观的体会。

　　北影厂搞来稀缺彩卷

　　上世纪80年代，彩色胶卷仍旧是稀缺商品，属于专业领域特供，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到。而王斌却有了一次意外的收获。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到他所就职的中央党校拍外景，他便跑去围观，摄影师知道他喜欢摄影，便送了他一盘彩色电影胶片，拍完才发现彩色胶卷冲印在当年也很难实现，于是他只能又去北京电影制片厂，找送他胶卷的那个摄影师，拜托对方帮忙冲印。

　　与解海龙的一次偶遇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我拍了很多照片，但大多没什么想法，拍的也多是身边的人，现在看回去，就像是在看自己小时候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当时还觉得很不错。”真正让王斌领悟到摄影语言重要性的，是一次与解海龙的偶遇，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海淀区宣传献血的活动，他看到解海龙在拍照，就凑过去和他一起拍，拍完一看，自己的照片和人家的相差甚远，他发现解海龙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会说话的，不用配什么文字，就能传达出准确的意思。这件事对于王斌的触动很大，他也开始逐渐领悟到纪实摄影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而是理念。

　　八零年代记忆 摄影路上顺其自然

　　Q：你是如何开始喜欢摄影的？

　　A：父亲在抗战期间做敌军俘虏工作，转业回北京的时候带回来一台缴获来蔡司相机，我小时候父亲就经常给我拍照，可能是看了很多父母年轻时自己拍的照片，就潜移默化地使我对摄影有了兴趣。

　　Q：你有想过把摄影当职业吗？

　　A：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30多年前我把摄影当爱好，现在我仍旧是一名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在摄影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我最忌讳给自己定规矩，能从摄影中获得快乐，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Q：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期待吗？

　　A：我自己喜欢就好，很多人看了我拍的照片就问我为何不去参赛，为何不靠摄影赚钱，可我觉得那样很累。即使成名成家了，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样也很累。

　　李克勤——我将摄影作为第二职业

　　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职业”这个词会给人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是不好好完成本职工作的有力证据。但李克勤却在本职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摄影特长，并在过去30多年间逐渐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又多了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

　　人物介绍

　　1961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工作，就职于某国防工业涉密单位，上世纪90年代末面临转业，但深受传统教育影响，仍旧没有将摄影作为事业发展，而是到学校从事机械职业教师工作，但在过去30年间，自由摄影师这个身份却以第二职业的形式始终伴随着他。

　　编者按

　　在上世纪80年代，能够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海鸥双反相机，当年售价10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1985年，李克勤就买了一台雅西卡FS7，当时售价600左右，可谓奢侈，但这台相机的专业稳定性始终没有能够让他在拍摄时感到安心，于是在1986年，他又投入1600元“巨资”购买了一台尼康FM2专业相机，用来从事商业摄影工作，这几乎花费掉了他16个月的工资。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足的年代，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魄力的，这也足以看出他对于摄影的狂热。

　　10个助理夜拍厂里机器在采访过程中，李克勤一直向笔者强调，摄影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对于商业摄影的用光和拍摄来说，严谨是第一位的，不能像做饭一样，盐少许，酱油少许，而是应该向医生用药那样，严格按照标准执行。”1985年，中国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李克勤所在的国防单位也开始独立经营，向市场推广一些民用产品，也正是从这时起，李克勤便开启了自己的商业摄影生涯。起初拍摄的产品便是工厂里的动平衡量检测仪，而对于摄影的严谨态度，从这时候起便从他的骨子里散发出来：“那个机器有5米长，1.5米宽，就放置在杂乱的车间环境中让我拍摄，直接拍效果肯定达不到我的预期，于是我选择了在夜间完成拍摄。我在车间里找了十个人跟我一起加班，用灯从不同的角度给设备补光，让它和黑暗的背景自然地剥离开。拍摄声势可谓浩大。”

　　三年拍摄一个酒坛

　　李克勤对于摄影的执着从一张酒坛的照片中便可看出：“当年拍静物不像现在，拍一张看看效果不好，顺手就可以重新调整光线。我虽然舍得花1600元买相机，但40多块一卷的彩色反转片我也消费不起，为了能够将一个酒坛拍出满意的效果，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每次有客户找我拍片剩下几张胶片，我就赶紧把酒坛拿出来，布好光拍几张，冲洗出来总结不足之处，探索拍摄经验和技术。”

　　拍完后就像多活一天

　　其实从80年代后期，我就很享受将摄影作为职业的感觉，但由于我们这代人的职业思想比较传统，我始终没有能够下定决心全职做摄影。2000年的时候我面临改行，我还曾去一家广告公司面试过摄影师的职位，当时人家也录用了我，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走上职业摄影这条路，而是到一所学校当了机械职业教师。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摄影也给我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每完成一次商业拍摄，我都感觉自己像是比别人多活了一天，因为一个人通常一天只能干好一件事，但是我却干好了两件事。

　　八零年代记忆 我们曾这样玩摄影

　　Q：当时大家都买什么相机？

　　A：80年代中期，相机逐渐进入家庭，很多人买的都是国产品牌的相机，其中以海鸥居多，我开始买的雅西卡，但有一次拍摄时，它的快门出现问题，维修时我发现里面的快门扣竟然是尼龙的，这让我对它的信任感急剧降低。为了追求更可靠的专业性能，我买了尼康FM2，因为客户找我拍照片，我不能因为器材不可靠把事情干砸了。其实我当时最想买的是尼康F3，但3300元的售价实在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

　　Q：当年你身边玩摄影的人多吗？

　　A：我身边不太多，但上世纪80年代的确是开始不断出现摄影爱好者的时代，我当时也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参加一些摄影交流会，在这些交流会上，我认识了解海龙、贺延光这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摄影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