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逐步向外输出资本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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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8-11-14 14:04
华尔街多家金融巨头倒下，为各方敲响了警钟。危机还在蔓延，美国金融体系路在何方？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和影响？《投资者报》专访了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和前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阐释华尔街风暴带来的教训，探讨中国资本走向全球的恰当路径。
《投资者报》：此次雷曼破产，美林被收购，AIG告急，次贷危机还将会蔓延至何方？
夏业良：这是美国信用经济膨胀造成的后果。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信任度非常高，其中既包含了商业机构间的信任，也包括这些机构对消费者、投资者的信任。正是这种信任，让人们放松了警惕。
美国发达的信用经济使美国在经济形式好的时候扩张很快。20世纪主要是美国的世纪，但现在，正是这个使美国经济强大的因素产生了次贷危机的恶果。
次贷危机刚发生时，我们是有一些担忧，但还不至于像今天这么严重。当时觉得经过1年时间的缓解就能恢复正常，毕竟美国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没料到1年后情况愈加严重，波及到几个大投行。我们确实低估了次贷危机带来的实际危害。
次贷危机一开始只是波及和它直接相关的行业，而现在正向和它关联不紧密的行业蔓延。我个人认为，次贷危机还将继续蔓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受到影响。
沈明高：在数据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哪种说法都有可能，关键要看数据的支持。美国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救市会出现两种情况——成功与不成功。从政府角度讲希望它成功，主要是稳定资产市场价格，价格一旦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就能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就有喘息的机会。现在价格一直下跌，账面上有很多钱，但明天值多少就不清楚了，因此信心恐慌是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
危机向下蔓延的风险有两种可能，一是次贷危机从投行向商行扩散，最大的可能是消费者信贷出现问题。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问题，就是消费者信贷出现的问题。如果未来经济放慢，投资者信心稳定不了，再加上房价下跌，可能到明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才能逐步稳定下来。
二是对经济基本面的威胁。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这一轮金融危机摧毁了很多财富，这些财富是否会影响到经济的基本面值得观察。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达到3.3%，主要是靠出口增长。同时欧洲、日本经济放缓，如果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进一步放缓，美国出口相对的快速增长很难持续，就会出现经济下滑的风险。
《投资者报》：独立的投行操作模式是否无法避免高风险性，而最终遭遇破产或被收购的命运？投行是否处于转型阶段？此次危机将引导投行走向何方？
夏业良：这些投行的风险防范能力是相当强的，但现在竟面临这样的灭顶之灾，原因就是过于自信。其实经济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很多都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防范未来发生的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对投行的操作模式下个清楚的结论，要等危机过后，才能理清头绪。
沈明高：现在投行出现3个问题。一是高负债，很多金融工具都是投行自己创设的，它的负债率极高，危机来的时候被套得也很深。二是投行最早是实行合伙制，合伙人对投行的钱的操作非常精心，而一旦投行变成股份制后，再加上上市，就开始用别人的钱。而投行在操作中有些层面较复杂，高官对内部的控制力量较大。三是为了鼓励投行多做业务，它的激励机制和承担责任不一致。
我认为投行的出路有二。一是混合经营，和商业银行一起。商行是多元化体制，风险分散能力较强。二是回到以前的合伙制。
《投资者报》：美国金融危机的升级，对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将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如何？
夏业良：从金融体系上说，美国主导了世界金融体系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一旦美国发生问题，全世界都会受影响。
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并没有直接的破坏作用，但间接的危害不可避免。首先就是汇率，现在人民币稳定升值，如果支撑美元的体系倒塌，美元就会大幅贬值，人民币短期内过快升值对中国肯定不利。
其次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资本相对过剩的时代。以前我们资本稀缺，重点是引进外资，但引进外资后没有很好的利用，造成了自己的资本过剩，且利用效率低。而现在资本过剩后，因为缺乏资本利用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我们采用的一个安全简单的办法就是购买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债券。一旦美国经济发生问题，这些债券就无法兑现，我们也跟着损失。中国成立中国投资公司，进行主权投资和集中投资是不明智的。
因此，中国应该逐步放开资本，向外输出。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其资本向外输出的时代。美、日、新等国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中国在经济发展起来后并没有放开这样的渠道，而这也是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经济的最有效的渠道。如果次贷危机继续蔓延，这是个开放经济的机会，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沈明高：美国政府救市有可能恶化中国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果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再拿这个钱去买美元资产，这样的循环最终取决于美元资产的保值或贬值。如果由于大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资产贬值，真正损失的是中国。短期我们还得承受通胀的潜在压力。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流动性，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放慢。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次经济放缓与2004年前后调整的放缓看上去差不多，实际上不一样。上次调整是中国国内的调整，外部环境比较稳定。这次调整正好和外部的经济放缓重合，重合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如果美国经济马上复苏，中国问题会小很多。第二种是中国国内需求大幅度提升，也能防止经济下滑。
《投资者报》：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金融市场体系将如何变化？
夏业良：如果能顺利度过这次危机，美国将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新的举措，因为原来的举措已经不足以应付这些危机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扩张可能在一段时期里比较稳健地推进，但并不表示它永远不再大踏步地前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性的，在稳定了一段时间后，还将迎来下一个阶段的高潮和繁荣。
沈明高：每次危机后，监管当局都会有很多调整。首先，危机后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风险有多大。其次，危机后我们会知道如何对风险和价值进行估算。这次金融危机有些问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资产证券化到金融衍生工具这个链条太长了。很有可能危机以后对这方面做出限制。
另外，在衍生品中的信息披露要加强。目前所谓的评级都是由评级公司来定，这是不行的，也是将来要改革的一方面。
第三，现在投行已经归美联储，将来对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否会纳入监管值得思量。所以华尔街可能重组。如果重组成功会再次繁荣；如果失败，美国经济就会滑向深渊。
《投资者报》：华尔街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夏业良：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防范机制和防范体系。我们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抗风险机制固若金汤。经济发展无止境，经济上所有的难题和风险不是现在能清楚把握的。
沈明高：一方面是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要满足各样的投资需求。现在来看，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包括金融创新、监管不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政府管制较多。我们的金融创新相对于美国的而言有很大距离，如果我们允许的创新是一些在国外传统市场上较成熟产品的创新，风险是较容易控制的，一般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是很清楚的；如果不让资产证券化，跟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层层叠加控制住，风险还是可控，我们金融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放。
我认为，中国市场现在面临的不是金融市场问题，而是经济放缓的问题。如果经济放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上升，而我们在海外投资损失的影响还是较小。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金融创新领域和监管协调方面。有一条要注意，监管永远不可能快于金融创新。现在有一种观点，监管走在前面，创新跟着监管走，监管会扼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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