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扩军带来武器紧缺 苏联提供“公路线秘密援助”

　　八路军从全面抗战初期开始的迅速扩军，给它带来了严重的武器紧缺问题。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部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则包括了自产、缴获、收编与拨付四种途径。八路军曾在一次收编中获得两万多支好枪，而在拨付方面，苏联的秘密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来源。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当时就顺利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

　　自产：

　　1941年军工部只生产步枪1736支

　　概括而言，抗战期间，中共部队武器的主要来源有四：自产、缴获、收编与拨付。至于何者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尚无法判断。

　　这四种来源中，数据统计较为确切的是自产，但因其大小兵工厂繁多——八路军总部设有军工部，各部队、各根据地也大都设有兵工厂，如120师在1942年有7个兵工厂，太行区有兵工厂4个，晋察冀边区有兵工厂12个——要统计出所有兵工厂在抗战期间的武器生产数量，存在极大的困难。不过，从部分的统计数据中，仍不难管窥当时中共部队的整体武器自产能力。

　　军工部所直辖的兵工厂，是八路军最大的武器自产基地。据其年度总结报告，1940年全年，军工部共生产步枪3360支，另有手榴弹7.4万余枚，子弹12万余颗，燃烧弹200个，地雷95个。1941年，因为日军的扫荡，生产能力骤降，全年只生产步枪1736支，另有炮800门，子弹41万颗，炸弹6万枚，刺刀1.2万把，炮弹4万发，地雷2358颗。1943年，全年共生产步枪400支，掷弹筒350支，屈枪1432支，掷弹筒弹4883个，迫击炮弹4253个，子弹68万余颗，手榴弹4万余颗。

　　另据刘鼎的统计，截至1943年7月，军工部的生产成绩如下：“五年来，数量上：近万数的步枪和掷弹筒，足够十万发炮弹、几十万发地雷和炸弹，将近百万发步枪子弹和很多匹马力的机器。……质量上：a、步枪、迫击炮弹、无烟药和炸药一般的可与现代大工厂出品一样。B、掷弹筒及掷弹筒弹、步枪子弹经过最后的改进，能够为我们所用。C、其他如手榴弹、地雷和机器等，还是很勉强的。”

　　缴获：

　　弹药损耗多于缴获

　　一些数据显示，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武器弹药的缴获方面，似乎确实相当可观。譬如，有统计称，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八年间，八路军共缴获步骑手枪20.7万余支，炮955门，机枪1106挺，炮弹1.68万发，步枪手榴弹369.77万余颗。如果承认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那么，这些缴获，很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对伪军的打击，以及与国民党“顽军”的摩擦。

　　此外，前引中央军委的指示，反对集中力量制造步枪、机枪、炮等武器，相反，要求各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的兵工建设，以翻造子弹、生产手榴弹为主要工作。何以如此？129师的一份抗战前四年战斗损耗比较统计表，部分提供了答案。据该统计表：在枪支方面，自1937年至1940年，缴获与损失比，依次是：3/1、8/1、5/1、1/1（强）。而在弹药方面，其缴获与损失比，则依次是：1/3、4/1、1/8、1/4。除1940年因日军扫荡而导致枪支缴获与损失入不敷出外，其余三年，枪支的缴获，一直远大于损失；而弹药则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弹药的缴获，远远跟不上消耗。这大约也正是中央军委在1941年前后，要求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的缘故之一。

　　收编：

　　山西新军起义带来好枪上万

　　在抗战初期，收编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其相当重要的武器来源。最初是收编民间武装，如在冀鲁豫边区，“首先争取与动员有武装的农民或土匪，改变为脱离生产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此种发展方式，尚带勉强性质，所以发展容易巩固难。不过由于他们来时带枪，洗刷或逃亡时‘人走枪在’，‘退人不退枪’，于我武器扩大无损失。”再如“平西抗日游击队”，最初乃是青年党人赵侗所领导，地下党组织打进去后，“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最终使得赵侗不得不放弃前往太原投靠国军的念头，而将部队带至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改编。

　　不过，民间武装及枪支终究有限。八路军所收编的最大一笔枪支，是在1940年，来自阎锡山所部“新军”——据徐永昌日记，“黄树芬来（山西省党委），述牺盟会此次叛变，去精锐部队约三四万，好枪约二万五千支。”当时，“八路军自言有官兵二十二万、枪九万五千支、轻重机枪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门（山西造）、平射及迫击炮一百五十门。”这两万多支枪，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拨付：

　　苏联的秘密援助数量仍是谜团

　　所谓拨付，一是指国民政府的发给；二是指苏联的秘密援助。前者，1938年曾由中央拨发了120挺轻机枪和6门机关炮；其余枪支弹药，主要由阎锡山所主持的第二战区拨发，具体数目不详，但不会超出国民政府规定的八路军员额；余者，如军费、军衣裤、军帽等用品，1937-1940年间，也都是按既定员额发放，显然不能满足迅速扩军的需要。

　　至于苏联提供的秘密援助，限于档案，目前尚难窥全豹。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这条公路线，1937-1939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所以，这段时期，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就顺利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

　　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记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报告，曾发现苏俄通过蒙古边境“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苏联红军驾驶员依·戈·明卡也回忆称：“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古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略言之，零星的档案资料显示，这种秘密的武器弹药援助，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至于其具体数量及流向，则迄今仍是谜团。

　　（来源：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