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秒杀女同学

　　有没有从香港去过澳门？

　　如果从港岛而不是尖沙咀出发，必须先到中环的港澳码头，买票，搭船，大约一小时航程便到了。码头旁边有个巴士站，一片空地，荒荒凉凉的。面对愈来愈狭窄的维多利亚港，白天通常因空气不佳而灰蒙蒙，香港像个硕大无边的工地，到处都在改造施工，尘土飘扬于天，我们在老天的眼皮下过日子，自己心里有一盘胜负的账，老天爷心里，有另一盘。

　　到了傍晚，天气转凉，灰尘堕落，如果没下雨，维港倒是耀目，两岸是广东人说的“灯光火猛”，红的绿的，闪的动的，没有声音却又似在喊叫，把你招来唤来同欢同醉，我们在红绿闪动里各自找到一个暂时的位置，高兴或不高兴，聊胜于无。于是每回来此难免想起《倾城之恋》里的女人，从上海搭船来港，站在甲板上看海。“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七十年后的维多利亚港，竟然依旧。

　　然而三四十年前的港澳码头旁的巴士站，并不是眼下这样的，不是的，绝对不是，那时是一片空地、烂地、废地，白天完全没有用途，到了晚上，用途可大了，变成夜市，小贩们纷纷前来摆摊，亮亮的油灯电灯相继燃起激活，激活了一场热闹，一摊华丽，一波温暖，吃的唱的买的看的听的，都在此，我们来此，或独自来，或与友伴来，或与家人来，来到之前和之后都兴奋了好久好久。到底有几个摊子？那时候没法点算，但印象里，好多好多，想必是自己的年纪轻和见过的世面少，觉得摊子横横竖竖地从马路旁边排到岸边，在孩子眼里，已经是无穷无尽的意思。

　　我的第一条量身订造的喇叭裤就是在这个俗称“大笪地”的夜市里买回。

　　那是初中的年代吧，家里先被潮流启蒙的是舅舅和姐姐，他们听收音机广播、黑胶唱片和看电视节目，美国的比吉斯兄弟，英伦的披头士四友，香港的温拿乐队五人，以及后来被誉为“歌神”的许冠杰，统统是其启蒙者，把他们引向高跟鞋和喇叭裤，而我，当然跟随比我大六年的舅舅和年长不到两岁的姐姐的脚步前进，裤子是非宽裤管的不穿，恤衫是非窄得把上身紧紧包住的不穿，头发不必说了亦是长长及肩如扫把，若用“花枝招展”四字来形容自己，绝不为过。

　　喇叭裤，犹如西装，若要超好看，必须量身订制，因为裤管固然要宽，屁股和大腿的部分却亦要紧，必须“上窄下阔”始能显出走路时的爆发力。记得那年是初中二年级，十四岁，九月开学前的两个星期，我独自到大笪地夜市吃喝逛荡，并用七十元港币订造了一条灰色的喇叭裤，顺带用廿四元买了一件窄窄的白衬衫，两者合并而穿，在胸口的袋前缝上校徽，便是校服了。

　　一星期后，裁缝把喇叭裤造好了，我去取，出门前的那份激动心情至今记得，仿佛期待把新裤子拿回家穿上便变成白马王子，回到学校，秒杀女同学。裤子的缝制效果是不错的，回家后穿到身上，站在镜前，幻想自己是阿B钟镇涛，眯起眼睛，尚未秒杀女同学却已是秒杀了自恋狂的自己。外婆看见，也说好看，但不忘来个世道感叹，活在香港，真好，如果你在台湾，穿这样的裤子会被抓去坐牢；如果你在大陆，更会被村民活活打死！

　　我懒得理外婆，继续在镜前自恋。

　　好了，九月一日，开学了，高高兴兴上学去，穿着摇摇晃晃的喇叭裤，走路有风，好不威风。这七十元花得真值得。但唯一问题是：这条七十元的喇叭裤只熬得了五天，到了周末，把裤子拿给母亲洗涤，湿了，再干，由于成本便宜而布料差劣，整条裤子竟然缩水了三分之一！上半截本已很窄，如今是窄到根本穿不下；下半截更是明显往上缩短，只差没变成裙子。我的第一条订造的喇叭裤由此报废。

　　我曾把裤子拿回大笪地找裁缝理论，但他瞪起眼睛、凶狠地说，丢那妈！货物出品，恕不退换，请贵客自理，若再纠缠，拳头侍候！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第二天睡醒，到百货公司另购一条现成的喇叭裤，继续回校秒杀女同学。幸好我长得俊朗并且心思灵敏，即使喇叭裤没有一百分，我亦从不失手。

　　马家辉

　　（李晨晨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们仨@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