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前，谈恋爱是一件奢侈的事，男人们要谈恋爱，似乎只能去长三堂子的书寓里。第一次去，得熟人带着，吃碗清茶初定情，这叫“打茶围”；两下互相有意，吃酒、打牌、陪看戏这些约会项目一一实践，这叫“叫局”；感情深了，便在书寓里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便是“做花头”，这样才算定情。这种制度化的卖淫，手续繁复细腻，真正有恋爱的意味。上海四马路书寓里，从来不缺这样的爱情故事，可惜，多半都没有欢喜结局。
数来数去，似乎只得一个潘妃，乃是例外。
在上海“花界”，她是一个另类。当富春楼老六、含香老五这些“主流当红”妓女迎来送往着官场贵客时，潘妃的客户群体是上海滩的二等流氓。她并不挑挑拣拣，故而生意十分兴隆。据说鼎盛时期，天天有人到她家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接到“出堂差”的帖子，照去不误，客人们却并不怪罪。
他初来时，和一般公子哥没什么两样。北方人来沪，说是查账，当然不过是做做样子。朋友带他去看正红的潘妃，甫一见面，是张生见了崔莺莺，“灵魂儿飞去半天”。一曲琵琶奏完，那人送了美人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闻者无不击掌欢呼。见证这一幕的银行家孙曜东觉得，这两个人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
文身的美人和玩世不恭的公子，居然打算玩真的了，当即开始盘算赎身事宜。潘妃显然忘了臧中将，臧卓自然恼羞成怒，把潘妃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美人以泪洗面，公子望尘莫及。倒是孙曜东挺身而出，陪着公子开着车到一品香，买通了臧的卫兵，一得知臧不在房内，便急急冲进去。被软禁的潘妃已经哭得两眼红肿若桃，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孙又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第二天，这两人便回到北方。这出传奇式的“私奔”，居然有惊无险地落下帷幕。
那男子原有三房妻室，得了潘妃之后，居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饮”。潘妃改了名字，唤作潘素，一个“素”字，有扫去铅华重新为人的意味。她从此只为他一人弹琵琶，并改学书画，成了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画，张大千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那男子，便是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
“文革”刚结束，画家黄永玉曾见张伯驹“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户口、单位，没有粮票、收入，家里早被抄尽，这位曾经富可敌国的贵公子在吃完那看起来十分简陋的一餐后，用手帕包就抹过果酱黄油的面包带回家中，只为了给他的妻，那个弹琵琶的女子。
李舒
（吕广瑞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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