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暑假,我住在舅舅家。一日,我去舅舅厂里的图书馆借书,遇到一个图书管理员,姓张,很凶。她的面部线条僵硬,鹰钩鼻子,颧骨很高,那眼神里满是戾气,眼睛从镜片后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想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暑假作业“课外阅读”要求的。她转身走进满是浮尘、由栋栋书架组成的幽暗长廊,再回到我面前时,拿着两本书,冷冰冰地说:“唔,这本也不错。”“这本”指的是《老残游记》。
晚饭时,我和舅舅谈起我在图书馆的奇遇。舅舅停了筷子,叹息:“就在前两年,小张还挺水灵的。现在,人很古怪,不笑,见人也不打招呼。”
水灵灵的“小张”是如何变成图书馆怪阿姨的?我好奇不已。
渐渐地,我从周围人那里了解到,张阿姨是附近郊县人,连续三次高考落榜,终于灰心放弃。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国有大厂的车间主任老关,大她十来岁,但在外人眼中已是飞来横福。
她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里的,从无业到有业,先做工人,后来因为有点文化去了图书馆;她的两个弟弟也被带进厂里工作;老关还分了一套四居室,他、张阿姨、孩子、两个弟弟住在一起。
厂里工会的李主席就住在舅舅对门。老关找他“告状”时,李主席用“作”来形容张阿姨:“怎么看,你都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没有你,哪能有她?好日子过多了,过浑了!”这天,隔着墙,我听见李主席拍桌子的声音。
而老关也扯着嗓子喊:“写写写,写他妈的写?老子要不拿皮带抽她一顿,她还在那儿天天写,还想往外面跑呢!”“不过打人总是不对的。”李主席批评老关,“行了,你回去吧,我再做做她的工作!”
关门、咳嗽、吐痰、趿拉着拖鞋重重落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李主席的爱人出来倒垃圾时,左邻右舍也相继开门,问:“老关家还在闹离婚?”“嗯……不说话有俩月了……”
“写”和“抽”是此次我窃听的最大成果。“张阿姨写什么会被抽?”我问舅舅。舅舅看了我一眼,文不对题地答:“你倒是可以拿作文请张阿姨指点指点,她的文章可是上过杂志的。”
还没搞清楚张阿姨“写”什么,我就亲眼看到她被“抽”了。一个下午,老关冲进图书馆,跃过矮柜,扯着张阿姨的头发就往外拖,全图书馆的人都来看热闹。馆长有些尴尬地搓着手:“老关,你这是干什么?告诉你消息,不是让你来打人的!”所谓消息是扔在地上、被撕成两半、盖着公章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某文学院。
老关继续骂骂咧咧,在众人面前表演他做丈夫的威风。被打的张阿姨没有哭,也没有闹。但是深更半夜,她家所在的楼里一片人声,救护车来了又走,老关忙上忙下,命令妻弟们干这干那——张阿姨喝了一瓶花露水自杀,被送进医院抢救。
据说,上次关家闹出这么大动静,还是一年前。当时,张阿姨受邀去桂林参加笔会——她自高中起写稿,写了十几年,终于发表了几篇有影响力的小说。老关不许她去,而她执意要去。半个月后回到家,被老关用皮带一顿好抽,全厂都听见她的惨叫……
“哪个过日子的人,不要孩子不要家,出去和一帮男男女女鬼混半个月?”一个观众复述老关的说法。
“其实,老关就是怕管不住她。”另一位观众解释道。
“闹离婚闹了一年,按理说,不写就不写,不去就不去,多好的日子啊……”众人慢慢散了。
“她不是还有两个弟弟吗?怎么不帮她?”睡前,我轻轻问。
“她娘家都指着老关翻身呢,哪里得罪得起!”舅妈轻轻地回答。
没等张阿姨出院,我就回了邻城的家,之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再想起她,已是二十几年后。我坐舅舅的车回老家,窗外的风景半小时没换过,舅舅拧开广播。
电台主持人正发起话题:“你和你的丈夫/妻子般配吗?你认为夫妻间最大的不般配是什么?”接着,主持人念听众来信(短信),大家关于不般配的答案莫不如是——家世、年龄、职业、容貌……
我也在脑海中搜索我见过的不般配夫妻,忽然就想起了张阿姨,问舅舅她的结局。舅舅说:“出院后,她脑子就有些糊涂了,回家静养,没再上过班。后来,馆长很后悔。他说,那天小张来找他盖章,说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不知是说离开老关,还是别的。”这个结局让我痛心。
现在的我和当年的张阿姨差不多大。回顾那年夏天看到的事:午后的毒打、被撕破扔地上的录取通知书和花露水引发的夜间喧哗……张阿姨和老关是我见过的最不般配的夫妻。
最大的不般配,是彼此的世界完全不同;而最大的灾难,是不同的人简单粗暴地逼着你和他相同。
专栏作家:林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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