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事著笺——国博藏明清书画家信札选析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书法较为丰富，其藏清代书法则可谓洋洋大观，这些藏品足以对明清书法史做详尽的描述，反映了明清两代书法风格的变迁、书学思想的差异。本期我们按照书札、立轴、扇面三个类别依次向读者推介，并配有专文赏析。这些作品中既有明清书画家、学人如朱耷、王国维等的书札，又有“吴中三子”等的扇面，还有“晚明四家”中董其昌等、明末“三珠树”中王铎等的巨轴。兼于对书风多样性的考虑，我们除选取了明中晚期帖学集大成者的书作外，更选取了晚明狂放书风的代表，同时兼顾了明清篆、隶书法的发展，对碑学在清代的兴盛也进行了直接而深入的观照。此外，像王守仁、陈继儒、阮元等明清学者墨迹也有涉及。限于篇幅，在众多的明清手卷中，我们精选了董其昌《行书李颀诗卷》，该作是董其昌晚年精品，墨色变化精微，笔触平淡含蓄，展现了董书晚年“欲力去秀媚、归于平淡”的审美追求，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2014年，吕章申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书法》一书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从国博馆藏三万余件古代书法作品中精选出近四百件精品，内容涵盖甲骨文、金文、陶文、唐人写经、宋元明清墨迹等。其中宋元明清墨迹收有二百余件，包括诗轴、册页、扇面、信札等。信札作为一种介于史料文献与书法艺术之间的作品形式，不仅能够让观者更全面地理解书家风貌，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笔者统计，《中国古代书法》一书收录国博馆藏信札33件，时间跨度由元代书家赵孟頫至近人王国维，信札内容丰富，涉及家事、公务、酬谢、问候、探讨学术等方面。本文从所见信札内容入手，回溯诸位书家当时的若干艺事。

　　一、倪元璐及吴大澂信札中所见扇面馈赠事

　　贱字玉汝号鸿宝，小鸟何以粪佛头？然而附青云是吾愿也。此复。大箑方在捉管，明日完上。年弟倪元璐拜。

　　倪元璐出身书香世家，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天启四年（1624）授翰林院编修、侍讲等职，任职期间端恭勤勉。明亡，倪元璐自缢。在倪元璐的交游圈里，与他同入翰林院的黄道周、王铎均为晚明书坛上重要人物，三人交往始于同年中进士第，同授“庶吉士”。三人相约攻书，黄道周专攻钟繇，王铎专攻王羲之，而倪元璐专攻颜真卿。此件信札年代及收信人均不可考，但从书信语气看，应为较亲密的好友。信札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同时还提到有一幅未作完的扇面，稍后会送给好友。

　　璞笙贤弟大人阁下，去年为病魔缠绕，数月杜门，困惫不堪，几成衰废，是以音问久疏。昨在威海营中，晤筱舫兄，询悉起居安善，至为欣慰。兄自去冬大进温补之剂，交春以后脾土渐旺，饮食日增，精神渐可复元。惟痔管尚未除根，或至北地高燥之区，湿热不致为患也。兹于六月初四日，由沪乘轮北上。计明日可抵大沽，到京约在二十后矣。恩承之属画纨扇四柄，内鹤亭将军二扇，即由吾弟代为呈送，雨三都护在珲春，亦不必寄至姓城，多一周折也。手泐，即颂台祺。兄大澂顿首。六月十一日，泐于康济兵轮。今秋拟托韩效忠代购老山参三四两，以百金为度，俟到京后当交存义公。汇银百两费神转送山中。得来参到，乞寄京城琉璃厂路南德宝斋古玩铺最妥。兄无论何省，必有折差进京，所有各省寄物，均托德宝李掌柜也。

　　吴大澂生于晚清，是集官员、学者、书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一生勤学，访拓碑刻，收藏金石，具有极高的价值。据相关学者考证，此件信札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时吴氏在康济兵轮上，叙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及行程安排，谈及为友人恩承、内鹤亭将军、雨三都护作画赠扇之事。璞笙人物不详，网上另有吴大澂与其往来的信札，但真伪待考。谢国桢整理的吴大澂与陈介祺书信往来著作《吴愙斋尺牍》收录了从同治十二年（1873）到光绪十年（1884）陈氏逝世十余年间共九十五通书信。信札中多有讨论金石、陶瓦、封泥、古文字等内容，也有谈到互赠对联、扇面等艺事。扇面是明清以来流行于文人士夫之间的书画载体，成为其往来酬和的常见手段。

　　二、孙承泽回复鉴定明朝遗容像信札

　　泽以老病，经年杜门，每怀明德，弗获抠趋，徒有惶侧，承谕此例，绝无可考。大约先朝遗容，皆生前所绘，向见一二帧，上无题签。至崇祯庚辰，曾追绘光宗御容，不知有题签否？以理论之，不便直书“皇考”、不便直书“某庙”，或亦未必有题签也，惟裁之不尽。承泽顿首。

　　孙承泽于政治上历仕明清两朝，为明末清初收藏大家之一。据其《庚子销夏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记载；“甲申之变，名画满市，独无浩画，一日见从故内负败楮而出者，浩画在焉。”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不久又败走，京城内明朝内府及许多私家收藏都因战乱而大量散佚，使民间藏家能够借机收集庋藏。宋荦（1634－1713）在跋王维画《济南伏生像》（传）时有语：“不知何时取入大内，鼎革时散落人间，为孙侍郎退谷先生所得。”

　　此件信札系回复好友向其请教如何鉴定先朝遗容肖像画一事。孙承泽从题签上指出，自己所见之一二帧均无题签，而崇祯皇帝御容像应该也是没有题签的。孙氏似乎委婉地否定了好友所咨询的御容像的真实性。孙承泽为当时重要的收藏家，收藏、过目之书画、碑帖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内府藏品，孙氏关于御容像的见解应有参考价值。

　　三、朱耷信札

　　承转委县老爷画，四幅之中止得三幅，呈上。语云：“江西真个俗，挂画挂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山人以此画三幅，特为江西老出气，想东老亦心同之。望速捎去为感。八月五日八大山人顿首。

　　画一日工程，止得一幅，迟报命。

　　朱耷为清初四僧之一，张庚《国朝画徵录》载其：“书法有晋唐风格，书画擅山水、花鸟、竹木，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晬，时有逸气..襟怀浩落，慷慨啸歌，世目以狂。”从信札中可知，委县老爷曾求朱耷作一组四条屏，画家深恶江西当时盛行的挂春夏秋冬或渔樵耕读组图，有意不与世俗合作，只作三幅报之，并觉得此行为是为江西之人出气，书家之真性情跃然纸上。

　　据朱良志研究，朱耷当时在安徽、扬州、江西等地就很有名，向其求画者络绎不绝。但朱耷并非主动卖画，求画者的动机也出于帮助朱耷解决温饱问题。李伍渶《却助续引》云：“某与日午、仲衡、石友诸同志聚而谋曰：山人点染绘事，易米而外，不及清酤，此其素也。今将为嗣续计，而可轻弃其笔墨乎？自今我辈有所请于山人者，当其为不助而助之想，庶不乖其力不食之志也。于是既与同人约，而且笔之以公诸凡与山人相际者。”

　　在朱耷的交友圈中，来自徽州和扬州的商人扮演者重要角色。从朱耷年谱可以看到，在1680年之前，朱耷创作的作品较少，其作品多在其最后二十年中创作（详见《八大山人年表》，《八大山人全集（五）》，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尽管如吴镜秋、方鹿村等人通晓诗文，有一定文化素养，但有时官员、商人托其求朱耷之画作，具体的要求可能与朱耷的艺术主张并不一致。

　　此件信札中朱耷借用俚语揶揄江西当地人的艺术口味“挂画挂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这种大众艺术审美的出现和明代中期以来市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大量的商人和一些官员本身的文化修养有限，对艺术的理解颇为浮泛，又试图附庸风雅，追求名气较大的书画家的作品，挂于居室内以营造文化氛围。“春夏秋冬”和“渔樵耕读”的图景被广泛地使用在瓷器、印刷品、建筑上，以其较为通俗的吉庆寓意而为大众接受。尤其是当书画市场形成之后，赞助人的具体要求势必会左右书画家的创作题材，再到后来，一些画家甚至主动迎合了市场。

　　作为一位个性较强的遗民画家，朱耷并没有妥协。目前所见他的作品都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极为抽象的线条，富有禅意的意境营造，还有翻着白眼的水禽、游鱼，都有鲜明的态度，甚至连朱耷自己的签名“八大山人”，都可以被解读为“哭之”“笑之”，传达出纠结的遗民情怀。所以在为“委县老爷”作画的时候，朱耷并没有画普通的四幅屏画，刻意画了三幅，为了解释不是有意让老友“东老”难堪，朱耷信中推测老友会认同自己的做法。

　　四、吴式芬信札

　　瘦隺三兄同年大人执事。腊八日展诵手书，并承惠古刻。琳琅满目，感何可言。其中新出郑公题字数种，尤所罕觏。惜拓手于纸未甚燥即着墨，故笔画多致湮翳。明春和暖，倘能再精拓数纸，并访所遗见寄，更所企祷也。闻吾兄明春拟来京师，欣盼之至，伫望惠临，以磬渴愫。迩日起居何似？箸作想益富，岂胜神驰。专此布谢，即颂履安。不具。年愚弟吴式芬顿首。嘉平九日。

　　有清一代，访碑活动在文人官员间的兴起，同时文字狱的实行，使大多学者埋头专于考订的小学，这也使得碑刻、砖瓦及吉金拓片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清初访碑活动主要盛行于关中和山东两个地方，这和两地遗存有大量碑刻实物有关。另外一些文人士夫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外出访碑，为了让他们也能一睹古碑刻面貌，一些地方学者会请士夫摹拓所见碑刻若干份，赠送身边好友，在当时亦被视为雅事。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斋内的学者能够通过拓片看到新出的相关材料，推动了相关书法、小学及史学的发展。碑帖拓片收藏家有陈介祺、郑簠、杨守敬、叶昌炽等。

　　吴式芬活动于道光年间，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等地官员，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平生专攻训诂之学，酷嗜金石，有辑《捃古录金文》。此信札系回复山东同乡侯登岸（字瘦鹤，山东莱州人，嘉庆二十三年副贡），信中对好友分赠的石刻拓片表示感谢，并交代存在捶拓技术问题的一份拓片最好明年开春重拓。

　　《论语.八佾篇第三》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徵之矣。’”手札作为一种友人、亲人和同僚间往来的一种载体和形式，其笔法、语言常常更加鲜活与生活化，往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补正史之阙，又能发掘相关事件参与者更深层的态度与观点。本文所徵引若干书家信札，使读者看到了文人同僚间往来酬和中扇面、拓片等作品的流转，丰富了我们对书画史的认识。

　　赵玉亮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