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感言：任重道远的反封建

　　自从赵家楼胡同燃起那把大火，九十年来，大约总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在作文课时写过“感言”一类文章。由于人数众多，从立意、结构到遣词造句，自然不免重复雷同。记得六十年前念小学时听老师举出的例子：一开始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结尾处则无非“一定要继承五四精神，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努力奋斗”之类——陈词滥调，此之谓也。一时，讲台下的诸生，似乎都面有赧色。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求“陈言之务去”实在太难，不要说是学生娃娃，不同时代的大人先生们的有感而发，又何尝不多是些废话和假话。

　　当然，还有名家学者围绕“五四”精神发表的许多宏论，鞭辟入里者固有，随意挥洒者亦不在少数，更有的立意高远，与时俱进，使人读后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叹。于是，有些疑问，有些想法，横亘胸中，欲一发而不得其时。“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便萌动了作文的念头，虽然明知有“陈言”之嫌，也在所不计了。而且，我一直认为，“与时俱进”固然好，而“陈言”也未必一定要“务去”，特别是那些前贤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一类的“陈言”，尤其不可轻言“务去”。

　　究竟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

　　“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大概已经是无须论证的共识。因为多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就是以“五四”为分野。为什么要如此断代呢？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新文化运动那一个“新”字，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一直就是互为因果地捆绑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主要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前也是有过的，明朝时的一些零星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人士似乎做得很出色，但终究不成气候，大抵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端。他们输在手中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各种近、现代思潮被大量引进，从马克思到巴库宁，从杜威到罗素，五花八门，纷呈异彩，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濒临绝境的老大帝国，文化上更是失去了任何抵御能力，不几年功夫，传统的封建文化就呈土崩瓦解之势，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从教育体制到教材内容的彻底转换。封建传统文化的溃败，证明了来自欧美的思想武器确实先进。可以说，从此，以反封建为大皈依的新文化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因而，这个在历史上具有文化启蒙意义的“五四”时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跨进的开始。

　　陈独秀把所有从西方引进的“新武器”概括为两样；民主和科学（需要说明一句，所谓“从西方引进”一说不确，大多数“武器”是日本转销的“二手货”，认真盘点一下现代汉语中有多少名词是直接从日本照搬，真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他的道理是不错的，然而，很大程度上，那只是一种呼唤，要说“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对民主与科学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未免失之过于乐观。近年来，学界好像不大提“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比较一致的是只就民主和科学两条说事，或者直接说民主和科学就是“五四”的两大主题。是谁设计了这样的主题呢？或者说，在当时或事后，这两大主题究竟得到了何种程度的凸显呢？依不佞的鄙见，事实上，不要说当时找不出存在这种指导性主题的根据，就连事后作总结也很难看出这两大主题的影响。

　　先说德先生，当时国人中的精英对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或者多少有所了解，而对于民主和专制两种政体却所知甚少。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党认真地、系统地宣传过民主主义的思想、制度及其运作方法。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可是他在宣讲自己的民权主义时，告诉大众的，是如何开会，怎样提议，怎样附议，如何表决之类常识，并未深入到民主的精髓和要义。他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了解较多的人，不愿多讲，显然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土壤不宜于即时移植民主这株鲜花。所以他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努力的主要目标并不在此。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在实现宪政的道路上做出了“三个时期”的安排，而且，对第一（军政时期）和第二（训政时期）时间的长短从未作出具体的规划（从理论上说，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才算是结束了漫长的训政时期）。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早期带有浓厚的会党气息，辛亥以后，宋教仁曾为实现它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进化付出不少努力，宋教仁一死，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又退回到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的水平。目睹了军阀的混战，一筹莫展的孙先生，最后选择的是按苏俄方式组建全能型政党。

　　至于赛先生，当年主要是指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而非现在所指的自然科学（中国的第一代现代自然科学家其时大多还在海外学习）。这方面的引进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于是一度主义满天飞，以致胡适要呼吁大家“少谈些主义”——这当然不可能，引进的主义各有师承，不分个高下，很难解决谁是老大的问题。好在大家在打倒孔老二这点上有共识，或者说，有共同的进退利害的关系，一起动手，于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终于走向崩盘。最先是教育体制的重构和白话文的推行，接下来的是种种礼法观念的瓦解。维护旧传统的人，只能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和“藩篱尽拆，人心不古”的悲叹。

　　由于“五四”群众运动以反帝为契机，而新文化运动则以反封建为己任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有所重合，而且确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说是反帝反封建犹可，指为民主与科学则有拔高之嫌。

　　或曰，反帝反封建不能仅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又如何呢？此话不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文化启蒙走在政治和经济前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何况，当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有迹可循。比如说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街头政治就是当时第一次引进的。封建政治的鼎革大多离不开密室里歃血为盟的阴谋，而街头政治则把诉求和对诉求的反应（镇压或许诺）袒露在阳光之下，这也是反封建斗争取得的进步，虽然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街头政治的过分发育往往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萌发和膨胀。然而，那是后话，而且也并非什么铁定的规律，比如法国，两百年来街头政治一直十分活跃，但极权主义却从未占据主流。

　　在经济方面和反封建相呼应的现象，是现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外贸入超从二亿多两减少到一千六百多万两，1912到1919的八年间，民族资本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银行、交易所、纺织及面粉等金融业和轻工业发展很快，1921年，中国甚至从面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所有这些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突破封建制度的表征。这个局面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一战结束后，列强又腾出手回到中国来瓜分和争抢利益，尤其是日本直接发动野蛮的侵略，加上国内政治的混乱等等原因，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展，说明中国社会当时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跨越，是一个不争的趋势。

　　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历史任务。有些学者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由于特殊的国情（封建文化的顽固和民众的愚昧）而具有偏激的色彩，因而导致了此后几十年激进主义的政治实践，从而阻碍了反封建目标的最终实现。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新文化运动的偏激和激进主义的滥觞，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特别是把两者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不当。事实上，激进政治更多地恐怕应该从封建专制主义方面去寻找源流。因为斗争的尖锐，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这种情形当然也符合逻辑，但难道那就一定要无限期地训政和专政吗？

　　反封建，在文化这个领域内，“五四”时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把“近代”引入了“现代”。

　　怎么能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呢？

　　但是，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却仍然只能看做是局部性的、阶段性的，三千余年的流毒，绝非朝夕之间便能肃清，嗣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激进观念所导致的悲剧便是明证，真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识之士大概都觉得反封建这一课，还需要大力补火。这几年，有人发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结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后，中国人便已经不再生活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刚看到这个结论，当时很是有几分惊愕：封建制度已经灭亡了两千多年，那还用得着反吗？不纯粹是白忙乎吗？情况真是如此吗？细读之后，觉得这些文章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出自于科学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大约可以综合成这么几条：

　　第一，什么叫封建制，柳宗元在《封建论》里已经做了解释，即他所说的：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步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而朝觐会用，离而守臣扞城。

　　为证明言之有据，有人甚至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封”和“建”两个字的原始含义，总之，封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和郡县制相对应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第二，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和中国的封建制不是一码事，两个概念根本不能通用。日本人在引进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时，将feudalism译成封建制度（主义），是从汉学中信手拈来的，不足为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种误导。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沿用，两者混淆，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第三，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欧洲，离开了欧洲，别的地方（如所谓“古代东方”）就不能对号入座，是列宁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才把它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整理成理论，还是在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从此才成了“真经”。

　　说实话，上述观点也曾让我目眩神迷，以致好一段时间不敢使用“封建主义”一词，怕被人指为无知，跟不上时代。后来想想，觉得还是有些疑惑，便想到利用写感言的机会，说道说道——也按上面的秩序逐一提出问题吧。

　　一，柳宗元说的封建制度，当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现代（或近代）范畴。但是，在中国，一直到十七世纪之前，它却是作为和郡县制并列（相对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在理论上一直进行着对抗，在实践上也是相互替代或者并行一时的。两者孰优孰劣的辩论，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没有结论，除了唐、宋两朝以外，其他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元、清两朝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当别论）。

　　秦祚仅二世，不少人认为实行中央集权是重要原因。刘邦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顺应潮流，大封诸侯王国。异姓封王是出于一种统战权术，日子不长就全都收拾干净了，而同姓诸王几十年后却带来了大麻烦，“七国之乱”就差一点把汉景帝掀下宝座。教训太深刻，此后，汉朝尽管形式上还存在藩国，但不仅不能再统管地方的军、政、财权，相反还要处在州郡官员的严密监督之下。封建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

　　谁知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封建制。他的兄弟子侄大多是军人出身，不少人在各自的封国里养精蓄锐，野心勃勃，不几年就开始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并不是八家一齐动手反中央，而是一个接一个地互相消灭，到最后一个实力派完蛋了，西晋也就垮了。随后的南北朝时期，因为大家都是割据性政权，统一大业未成，封建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到日程上来。这三四百年间，封建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处于消沉状态。

　　隋朝时间短，本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其短，到了李世民手里，封建制又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宰相萧瑀原本是隋朝的国舅，对隋的二世而亡有切肤之痛，他认为隋朝没有搞分封是大错，于是最先向李世民提出实行封建制，他说：

　　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长者，莫若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四百余，魏晋废之，不能久远。

　　大概因为自己的尴尬背景，他不提隋朝，而只拿秦朝说事，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逻辑，还扭曲事实说“魏晋废止，不能永久”。李世民本来是有点倾向于他的观点，但是魏征、徐勣、马周等大臣一致反对，最后折中了一下——封王而不建国。

　　宋在各方面都是基本承袭唐制，此事也不例外，再加上宋朝在国家文官体制的建设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参考拙著《帝国的仕途》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因此唐、宋两代，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完善和加强。到了元朝，蒙古人因为对政治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虽然也分封了好些子弟功臣为国王（有的有疆土，如察合台等；有的没有疆土，如木华黎等），但由于政治机器的简陋，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在汉族地区，没有封建诸侯国，而是开始实行行省制度。所谓行省，就是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行封建制的态度很明确。洪武三年，一下子就封了九个儿子和一个侄孙为王，建藩于各大中心城市。《明鉴纲目》里是这样记载的：

　　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其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籍隶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大臣伏而拜谒……

　　看来，朱元璋是很倾心于封建制的，但他又是一个最不舍得放权的人（连丞相都嫌多余而被撤销），所以他的封建和周、汉又有所不同：“封藩而不裂土，袭爵而不临民”——虽有军队却没有领土主权，控制地盘却不能直接管理。对于朱元璋的这类重大政治决定，从来没有人唱反调。直到洪武八年，皇帝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训导（大概相当县委宣传部长）叶伯巨可能因为官小，不了解朱重八其人的德行，跳出来说什么——

　　今秦、晋……诸国无不连城数十，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愿……节其都邑，减其兵卫，限疆理……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

　　朱元璋的反应是“大怒”说：“小子间吾骨肉！”马上下令逮捕，叶伯巨不久就在牢里送了命。后来朱棣所谓“靖难”成功，完全符合叶氏的推理。靠封建制上台的朱棣主观上当然不会再想搞封建制了，但自己当初打的是维护父皇政治遗产的旗号，一时也实在不好出尔反尔。果然自己的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后来又想走父亲的老路——从侄儿朱瞻基手里夺取帝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百年后，都还出现了宁王朱宸濠起兵谋逆的事。

　　满洲人入关，没有搞封建制（清初的“三藩”纯属一种权宜之计，作不得数）。因为是满族人的天下，汉儒大臣们也没有谁敢在这方面多嘴。王船山议论过这个问题，可他当时在野，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以上对“中国式封建制”的简要回顾，是想说明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所谓“中国式的封建制”，一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在起伏沉浮。说自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式封建制便成了一个“消亡了的历史范畴”，这话不能成立。

　　二，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东来以后，日本人把feudalism一词译成封建主义（制度），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当然可以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如果没有错呢？那就是自己的笑话一桩。检验其实是很简单的，即两者究竟表述的是否同一事物。持“秦后无封建”论的先生们认为封建制和feudalism完全是两码事，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feudalism（还另外给起了个名，叫“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云云），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悖论——既然秦以后必须改名，那不就等于承认周朝的八百年是封建社会吗？这个封建社会和feudalism是不是一回事呢？从形式上看，周武王和查理曼大帝实行的分封没有根本的差别——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处：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日本人到底是错了还是没有错？以上是个逻辑怪圈，越想你会越糊涂！

　　日本人并不傻，他们选择“封建”这两个汉字翻译feudalism，是因为封建是feudalism的政治结构的重要特征。但是他们知道，ｆeudalism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范畴，是不能等同于柳宗元所解释的那个封建制的。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所指的封建制，不是一个现代的学术概念，它所表述的仅仅是一种管理国家的政治体制。由日本人首创而我们一直沿用的“封建主义”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它具有多方面的属性。

　　首先，它自始至终和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水平是低下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由土地的所有者（领主或地主）和劳动者（农奴或农民）所构成。两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基本上符合上述这些特点，说是feudalism（封建社会）应该没有错。

　　其次，由于土地是绝对重要的第一位的生产资料，农奴或农民对领主或地主存在程度不同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一切臣民和君主之间尤其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最大特征就是专制主义。无论是中央集权制还是诸侯封建制，贯彻的都是专制主义精神。政治上的专制，决定了封建主义的文化一定也是封闭的、保守的、缺乏活力的。总之，封建主义可以概括“皇权专制主义”的所有内涵，而皇权专制主义却只能反映封建主义的一个局部。

　　如果只根据皇帝专制的特点，就把在诸多方面符合普遍规律的中国封建社会定名为什么“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和日本人倒是划清了界限，但自己却贻人以笑柄了。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首先必须具备他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离开了这点什么也说不清楚。资本主义的沙皇俄国不也是实行皇权专制制度吗？与时俱进当然是一种美德，但不能为此而忘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范畴，用它来解释许多现象还是言之成理的。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新时代，也不算什么很奇怪的事。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许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固然不足取，但这本书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引起很多质疑和批驳。第三国际早期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下过功夫的，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对古代东方的社会发展有别于欧洲的特点都曾有过论述，当然未必完全正确，但要向他们提出挑战，则肯定要做出充分的准备，不能想一齣是一齣。

　　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

　　为了替封建正名，说了这么多话，实在是因为有些担心：两千年来“中国无封建”这种独出心裁的理论，客观上可能对日渐式微的反封建思想产生进一步的消解作用。这本来是肉食者谋的事，但心所谓危，不敢不发——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不合时宜。试想，很多人都进入“后现代”了（“现代”而至于“后”，何其先进！），怎么还会面临反封建之类话题！但其实大多数的人，在抱怨特权现象和呼吁社会公正的时候，静心一想，就会明白，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期待无一不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有关。“新社会阶层”中的富豪们，真正出自草根（grassroots）的并不多，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封建特权的背景不是随处可见吗？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的知识精英们，不少人不愿意承担起启发良知和维护正义的职责，相反热衷于充当“擦鞋”的角色，以便去分享权贵占有的剩余价值里“剩余的”那点汤水。对这些人，你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去积极地投入反封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寄生在特权这棵大树上的藤蔓，虽然他们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各方面“接轨”状况良好，但那只是一种形似，名校的文凭、现代的做派都改变不了本质。

　　植根于民粹主义的爱国主义热情，也常常会误导出对封建制度的依恋。一讲起秦皇汉武、康熙乾隆就眉飞色舞、豪情四溢。仿佛那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骄傲和光荣。这十来年，中国历史上稍具名望的皇帝，几乎全都拍成传记片搬上了电视，有的还同一个皇帝拍上好几部，八十集的，五十集的，真个令人目不暇接。最糟糕的是，还搞“主题先行”，歪曲事实：把暴君说成仁君；把昏君说成明君；把淫君说成“情君”。总之，不是尽可能地美化，也是尽可能地人性化。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在某个历史阶段，君主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帝王们在整个历史进化过程的表现，绝对不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回忆。换句话说，他们所有的贡献相比于他们制造的罪孽，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九十年前那些从事新文化启蒙工作的知识精英就已经懂得，他们中没有谁赞美专制君主，没有谁为血淋淋的历史真相涂脂抹粉。我真想问一句：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歌功颂德，难道真的觉得历史上中国人的苦吃得还不够吗？或者是如某位先贤所说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不匍匐在地面山呼万岁就浑身不自在？这真是一种令人寒心的退化。

　　还有一些人，祭起新儒家的旗号，大力鼓吹弘扬国学，以为这是在世风日下的趋利社会挽救世道人心的法宝。有家电视台拍了个《东方三圣》的节目，把三位现代的国学大师树为圣人，为新儒家学说的张大制造声势。说实话，儒家思想纵然有许多积极的正面的内容，但由于它一直占据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地位，实在是不能担当新时代文化的领导责任。应该说，提倡新儒学的人，自然是不会以反封建为己任的，这点，想必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从来不曾提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产生圣人的时代吗？树这类偶像是想让当代青年以他们为楷模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儒家学说连封建社会的问题还解决不好，它怎么能阻遏住物质至上观念对道德和心灵的冲击呢？

　　我说得够多的了，言多必失，还是回到“感言”的套路上来吧：“五四”精神价值长存，它仍在召唤着当代人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