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优越感

　　近年来，陈丹青的随笔文字成为读书界的一个热点。从《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到《荒废集》，作为画家的陈丹青，其文章功力让读书界刮目相看。陈丹青的放言更多的是源于其“海归”背景。人家在美国那么多年，见多识广，回国后似乎就当然拥有了挑剔、指责乃至批判的权力。陈丹青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不是以西化的观点来批判国人的保守，而是作为一个既土生土长又漂洋过海的明白人，尖刻地批评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迈进的中国人的东施效颦、不伦不类、照搬照抄。他这样发问：“为什么中国的少男少女喜欢吃巧克力奶油冰淇淋，一边吃一边在街上走，有的还将头发染成红色或金黄色？”陈氏话语带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中国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一脚迈向现代，另一只脚还陷在传统的泥沼之中。无论是称之为“过渡”，还是美其名曰转型，在欲望叙事背景下，人们都无法掩饰内心的躁动和迫不及待。陈丹青之所以保持了一种从容和洒脱，是因为他以“流放者归来”的姿态出现，从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中返回，便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沧桑感。于是，以“过来人”的傲慢来显示自己的“超越性”。所谓“退步”和“荒废”都是一种虚拟的叛逆表情，骨子里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自恋。这种貌似自贬的修辞术并不高明，和古代隐士的手法类似，实质上与某些大众学者自诩“大师”并无二致。陈丹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荒废集·自序》中写道：“这回的书名题曰‘荒废’，其实言重了，比起‘退步’的意思，更显做作。”这种自审，并没有阻止陈丹青的表演与雕饰。

　　陈丹青有一种通才优越感。陈丹青的三本随笔集话题广泛得令人吃惊，历史、文艺、美术、影像、媒体、网络、教育、社会、城市建设、鲁迅等，可谓无所不谈。随笔杂谈的本质就是没有边界，没有束缚，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想怎样谈就怎样谈。除随笔杂文之外，陈丹青的集子里不乏对话访谈、发言稿、演讲稿、书评、序言、博客文章、辞职报告等。如此编纂，也是一种行为艺术，仿佛在提醒人们，陈丹青并非一个从画家转行写作的人。他只是一个局外人、评判者。虽然矛头无所不指，却又攻守自如。这就是通才的智慧与策略。陈丹青喜欢说：“我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人。”这样的谦虚在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的话语态势中出现让人很不舒服。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知青背景的陈丹青有着超越那代人的人文积淀，这不是体制内教育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广阔天地”里的摸爬滚打。生活世界最根本的知识不是玄虚的理论而是常识。常识的匮乏会导致对话的不可能。同缺乏常识的人进行鸡同鸭讲的游戏，似乎只能这样说话。陈丹青的觉醒并非源于自觉，他说：“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陈丹青认为是出国使他获得了清醒与理性。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其实，在“文革”后期，就有民间思想者在坚持独立思考和潜在写作了。思想的禁锢只是表象，背离常识的荒谬言论并未彻头彻尾地深入人心。

　　陈丹青有一种精英优越感。陈丹青虽然有过底层生活经历，但身体里却流淌着高贵的血。支撑其高贵感的无非是这些要素：出生于上海，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因《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的陈丹青自称“自由职业画家”，但是，这种体制外生存与在边缘奋斗的“北漂”截然不同。陈丹青的心态是超然洒脱的，而“北漂”们则紧张疲惫。在陈丹青的文字中，“精英”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出生于上海的陈丹青无限怀念民国时期文艺精英荟萃的上海，他为今天的上海文艺沦为地方文艺，今天的上海学术沦为商业附庸，不再辐射影响、汇集精英而耿耿于怀。精英不是劈空出世的，而是需要合适的时空来容纳。“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陈丹青喜欢谈论大人物，政界的、教育界的、文坛的，无所不谈。陈丹青的谈论方式既不同于王小波的调侃，也有别于王朔的痞腔痞调。他评说人物没有过度的崇拜敬仰，也没有愤青般的叛逆与激动，更没有专业研究者那么多的忌讳和框框。他的评说，更像是一种没有政治任务和道德负重的民间议论。他这样评点鲁迅：“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他这样描述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这样的评述打破了若干年的老生常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品味一下，其观点虽然大胆超越，却并不触及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类似粗线条勾勒的人物素描，不过是体现了画家的独特眼光而已。

　　陈丹青不是启蒙者，而是一个充满揶揄坏笑的恶作剧者。他说：“论知识，我不配做知识分子，论身份，我没想做知识分子。”陈丹青的文字并不拘泥于一个画家的创作随想，而是拐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地批判社会、拷问体制、抨击文化顽症，这分明是在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却唯恐被戴上一顶知识分子的帽子。何故？陈丹青很清楚，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是有限的，而嘲弄或反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往往会引起大众的注意。陈丹青的精英优越感，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是超越体制、超越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北京，陈丹青都自称自己在主流之外，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发出声音。这种游走状态说到底还是由于内心有一种优越感，即使置身边缘，却并不担心被边缘化。这也许是另一种潇洒吧。

　　陈丹青有一种媒体优越感。陈丹青现象本身就是媒体时代的产物。把一个画家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非主流教育家，这显然是媒体的功劳。但是，陈丹青并不领情。他没有像余秋雨那样与大众媒体保持着低三下四的亲密关系，而是对媒体极尽嘲讽之能事。“我一直在画画。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陈丹青一语戳破媒体话语霸权的本质。他深知让媒体牵着鼻子走的后果，所以，与媒体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陈丹青是聪明的，他既不与媒体较真，又不与之狼狈为奸。对于媒体炒作的热点现象，既不趋之若鹜，又不视若寇仇，而是抱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于于丹，他没有像“十博士”那样去炮轰，而是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道：“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如此切中肯綮的判断既有对合理性的确认，又有对大众偶像的消解，寓批判于平淡之中，足见其话语功力。陈丹青深知媒体的需求和口味。媒体感兴趣的不是一个再也无法超越成名作的画家，媒体需要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教育体制、敢于评说社会文化是非的知名人士。陈丹青在《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后，多次表示要暂停写作，专心绘画，《荒废集》的出版宣布，这种表白与明星“告别演出”的作秀并无二致。陈丹青是媒体时代的游戏高手，对于媒体和大众，他采取的是一种策略性对抗。他清楚过度炒作的后果，所以，每次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他总是见好就收。

　　陈丹青对自身优越感的表达是委婉的，有时甚至有几分自嘲。如：“这本书谈不上是学术，更不是文学，我甚至说不出它算是何种类型的书。”（《荒废集·失败与言论》）这种自嘲或许是模仿鲁迅的结果吧。陈丹青的话语魅力远不及鲁迅，因为他优越感太强烈，过于自我得意。陈丹青的幽默是优越者的幽默，虽言之有理，却透着傲气。真诚的批评家多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体察者，而非见多识广、全知全能且俯视的旁观者。就此而言，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