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与陈三立的诗歌人生

　　清诗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在清末民初旧诗的成就上，公认与陈三立比肩的，只有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字苏盫，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郑孝胥曾向张之洞自承“喜子厚之无翳”，诗歌风格习柳宗元。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推郑孝胥为“清苍幽峭”的诗风之首。陈三立以造句之法取胜，郑孝胥则以淡远韵味令人神往，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等。当时多数诗歌评论都将陈三立、郑孝胥并提，称为“陈郑体”，还有人将郑孝胥的诗名列于陈三立前，认为他才是近代旧体诗第一人。然而，后来的学者论近代的诗歌成就，郑孝胥总被有意无意地简略。柳亚子甚至认为“散原老人与海藏齐名四十余年，晚节乃有薰莸之异。余少日论诗，目郑陈为一例，至是大愧”。文章千古，这个名字始终绕不过，于是人们在研究他的诗歌时便一定加上“只是从文学成就上来评价”，甚至如林庚白直接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郑孝胥诗歌之外的人生史，但只做他的前半生，原因无他，时人评价他“一生为英气所误”，郑孝胥晚年为了“当下”，“落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与陈三立相比，郑孝胥更具率性的天才。李宣龚、周达号自称传承郑孝胥的诗学衣钵，被陈衍评为“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诗歌之外，郑孝胥的一笔楷书也得时人推重宝爱，润笔颇昂。郑孝胥贫苦出身，没有陈三立“义宁公子”的天然高贵身份，而是凭个人才华得到文学上的地位。至多因为娶了福建船政大臣吴赞化的女儿，有些攀附婚姻这条线路的嫌疑，但在科举年代，贫寒子弟被座师看中而许以婚姻，也是令人自豪的本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郑孝胥潇洒自信，认为“吾今日所学，得万金于路旁，遇倾国于密室，弗顾也”。其为诗则一成不改：“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而陈三立的诗颇费吟哦，改动很大。袁枚论诗，认为诗家后来推敲之作，往往不如初次之作，仔细的推敲或能更加工整，但缺乏当时的瞬间心灵体验。

　　郑孝胥的诗风为张之洞所激赏，文学上的知音关系不可避免地为他带来仕途上的好处。而且，郑孝胥似乎也相当善于经营这种关系，决计不会如陈三立，以诗句“作健逢辰领元老”之句，让张之洞大不高兴，认为诗人在他面前妄自尊大，分明是我这“元老”领着你们，怎么成了你们领着我这“元老”。诗歌也是郑孝胥遇到仕途危机之时，重新取得张之洞信任的手段。张之洞与翁同龢不和，1895年郑孝胥去北京办事，见过翁同龢一面，便有人在张面前说郑孝胥拜见翁同龢，“颇诋南皮”，回来后张之洞对郑颇为冷淡。直到1896年郑孝胥陪伴张之洞游采石矶，献诗“不信乖崖久闲地，吴民遮看老尚书”，张认为其诗“外清而内厚，气力雄浑”，把玩良久，疑虑自此全消。张之洞一代重镇，却尤好诗歌。这种人大抵固执地相信“诗言志”，觉得自己能从诗歌中看出下属的情怀品德。难得的是，郑孝胥的诗是高雅熨帖的赞美而非逢迎谄媚。有了诗歌这个投张所好的护身法宝，旁人还真难构陷于他。

　　每个人都依自己的想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径，郑孝胥选择了一条时代与后人都认为错误的路径——帮助鼓动溥仪投向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而他本身并不认为这有任何错误，至多因为被日本人压制不能有实权，有些“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的失落。1937年，听到老诗友陈三立因不堪日军侵扰绝食而死的消息，他“怅惘久之”并赋诗：“一生诗名散原老，相哀终古更无缘……胡沙白发归来者，会有庐山访旧年。”那时候，他在东北已失势，原因之一是不满日本方面对伪满洲国的压制。“怅”是哀友，“惘”是伤己，他并不如张慧剑所认为的那样，与散原泉下相见会“无地可自容”。在挽诗中，郑孝胥区分了自己与陈三立的诗歌人生，一是做“历史”的“一生诗名散原老”，一是做“当下”的“胡沙白发归来者”。陈三立曾经叹息着阻止佛学家欧阳竞无前去劝郑海藏回头，认为入仕为郑孝胥一生执著，又认为郑所为非忠于清，只是以清裔为傀儡而自图功利，劝说必劳而无功。中国的文人，一生被很多榜样、很多名言所激励，喜欢将自己类比成许多读过的历史人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郑孝胥已然变为一种悲凉与调笑。

　　政治奇诡，人们却往往乐此不疲。郑孝胥的梦先是君主立宪，1898年所作“臣闻立国本，有兵乃不危。积弱非一朝，无兵决难支……所陈第一义，舍是非臣知……耿耿宫烛火，摇摇在心脾”，一片急迫跃然纸上。后来这个梦碎了，溥仪闻名召见并任用他后，郑孝胥又开始做让溥仪先利用日本建立政权，然后由国际列强共管的梦。他认为“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有中兴之主必要有中兴之臣，这顶帽子郑海藏太想要了。郑孝胥的最后一个梦是在伪满洲国内实行“王道”——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国纲领，希望“新国家既以王道立国，所采各种法制，有不尽适应者必须逐渐修改，以期不背于王道宗旨”。为了这个梦，他不辞年高“日夜操劳”，不断游说演讲他的“王道精神”。

　　清朝成为过去式后，郑孝胥寄居上海，与陈三立有较多的过往唱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句，自号“海藏”，题所居为“海藏楼”，寓意解脱。但郑孝胥与陈三立不一样的是仍然有政治上的梦想。光绪十八年，郑孝胥曾与友辈戏言：“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这样的人生排序，他一生不曾改变。“当下”在郑孝胥看来是第一位的，陈三立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在送给郑孝胥的贺寿诗《读郑苏盫六十感愤诗戏和代祝》中，称郑是“待世非弃世”。果然，在受到溥仪第一次召见后，郑孝胥就喜出望外，感慨“自意转向壑，岂知复冠缨”，这种心态使他靠诗歌解脱只是一个姿态，谈不上彻底，一遇机会便要将政治才能求售。政治才能所求的当然是官位，而且郑孝胥在清朝售得不错，宣统三年已经是湖南布政使，并极力推动清廷召开国会。

　　“不仕自然全晚节，得名何必过高轩”，对声名万古的追求人们并无不同，戊戌之后，陈三立选择不直接参与政治，未必不是痛苦的。但他珍视“由贵公子而真名士”的派头，想通过另一种古老的方式达到目的，期望“凡托命于文字，其中必有不死之处，则虽历万变、万劫，终亦莫得而死之”。借用费树蔚概括女词人吕碧城的用意，“冀史乘列文苑以传”。陈三立曾告诫后辈竭才力成一家言，以期他日诗歌永存，此夫子自道，移之于陈三立自身亦如是。诗歌抒情寓意，闺秀亦能为之，点缀足矣，将之作为毕生的追求，虽策出无奈，然而“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诗学乃盛”，时代毕竟给了他“诗学乃盛”的舞台，“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又不能不说有幸。

　　梦是美好的，梦的结局却不能预见。在亲往拜祭陈散原的第二年（1938年），郑海藏客死长春，永不能成为“归来者”，传言是被毒杀。死前不久，他还在王道书院作了一次“研究与施行王道之法”的演讲，心念“后清”迷梦。虽是“国葬”，并无大的意义——他所作的伪满洲国歌唱不了多久了，倒是诗歌史待他多情，以这一年为“同光体诗派”的终结。

　　虽然错到离谱，简淡神情的郑海藏，他的理由关乎中国士人遥远而执著的梦想。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郑海藏自以为是“国宝”，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国贼”。中国士人大多认为自己怀抱利器，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本领，郑海藏的豪言：“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很多人都心藏不言。而每个人其实各有器用，郑海藏为溥仪整顿内务府远不如他写诗来得有天才，竟然弄得不可收场，他自得于帮助溥仪出逃日本使馆与东北，“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却将溥仪与自己送上不归路。伪满洲国的国歌歌词是郑海藏所作，“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心术败坏，才力消歇，令人叹息。做“历史”还是“当下”，对中国的读书人，真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