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

　　由谢韬先生题写书名、装帧精美的胡发云小说集《隐匿者》，到我手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有读，老伴张焱先读了。她也是个老编辑，不搞理论，作品读得比我还多，常常向我推荐好作品，介绍有关创作状况。这次又是她说胡发云的作品是“另类”，许多年没有读到这样的作品了：似曾相识又觉得新鲜，让人动情更让人思索，读后心里不舒服却还想再读；会有人读不懂或不喜欢这样的作品。

　　于是，我放下正在写的东西，先读《隐匿者》。我的视力微弱，有几篇是老伴读给我听的。读着听着，我就想到了这个似乎有点大而无当的题目。既然想到这里，就从这里说起罢。

　　一

　　读小说，读得我老泪横流，久久不能释怀，这确实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正是从这里，让我想到了“五四”和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发生在1918年，距今已过九十年。这中间，刚好三个三十年，分别以1918、1948、1978年开始，构成了一个文学上的“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第一个三十年，一般通称“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先驱者们就不曾否定中国古代“言志”、“缘情”的美学主张，而是把它融入了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潮之中，形成了具有主观抒情性和理性批判精神相结合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新传统。我就是在这种文学居于主导地位时开始文学启蒙的。巴金说过，他进行创作的时候，是和书中人物一同歌哭，一同欢笑，在内心里重新经历那种生活的。我读作品的时候，也同样是和书中的人物一同歌哭，一同欢笑，受到感染而有所思有所悟的。所以，是否有情，能否从感情上打动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震颤，是我衡量、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后来，这种看法受到批判，在理论上受过教条主义的影响，但在阅读欣赏习惯上，却从未改变过这种以“情”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第二个三十年即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阶段，我之所以提前一年，从1948年算起，是因为那一年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创作。胡风重视作家的主观精神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文学创作的“感性活动”特征。路翎创作中那种主观抒情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正是胡风理论和“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最后的闪光。否定了这一切，就转入了第二个三十年——教条主义理论横行、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泛滥的“当代文学”即“十七年”＋“文革十年”阶段。对于这一阶段，后来陈荒煤曾有过沉痛的反思，说他们当年（指“十七年”）“做了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把人情、人性、人道主义、感情、灵魂、内心世界等等，一律予以唾弃……到了十年浩劫时期，文艺终于成了无情的文艺，无情的文艺终于毁灭了文艺，这真是无情的噩梦！”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有，那种“无情的文艺”不仅毁灭了文艺，也造就了“无情的读者”，使得整个社会的阅读鉴赏能力普遍下降。不少人把薛宝钗视为择妻的榜样，而完全不理解林黛玉的精神气质；说安娜是坏女人，说于连是深夜入室勾引少女的流氓等等。在那种“彻底唯物”的时代思潮的熏陶下，他们只知道“三大革命实践”，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人的内心世界还有更复杂更美好的东西。在那种“无情”的文艺理论指导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说明什么问题”的阅读习惯，人物、故事、主题、倾向都清清楚楚；敌与我，正面与反面、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暴露，全都一分为二，黑白分明，却不知道什么是审美鉴赏。由此，我想起了波特莱尔的话：“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联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

　　事实不正是这样么？积重难返，这种状况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改变。

　　进入“新时期”即第三个三十年以后，文坛上新潮迭起，但总体艺术水平并不高，远不能与第一个三十年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是还没有回归到以“情”为中心的文学本土，还没有摆脱以往那种文艺教条的束缚；我所说的是：取代了“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反映生活”论。

　　到了世纪之交，文艺界真的进入了“世纪末”，急剧分化，各行其道：趋势媚俗者回到了“帮忙”“帮闲”的老路，而且比先辈们走得更远，更加肆无忌惮；真爱艺术而又忧深思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了启蒙主义的正道。

　　是胡发云，让我辨识出正在重新显现的这条正道。从他的声音语调里，开始有一种旧雨重逢之感。后来读得多了，逐渐发现，他的小说难以归纳主题，人物难分正反面，读完全篇却难以断定是歌颂还是暴露。他那略嫌低沉、温和而深情的语调，久久回响在耳际、在心头，让我想起了鲁迅、郁达夫、巴金、沈从文……

　　二

　　读了《隐匿者》，我立刻想到了《如焉》，想到了两年前的那些议论：称赞者和批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品所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相关思想，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了它的文学要素——感情和语言。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和结构布局上都不够标准，虽有思想但缺乏文学性。如果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这本《隐匿者》，可能更不合规格：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倾向性等等似乎都不够鲜明突出。其实，陈荒煤所痛悔的那种“无情文艺”，倒大都符合这种“鲜明突出”的规格，这类作品堪称“汗牛充栋”，可现在还有多少人还记得它们，再去读它们呢？

　　相比之下，胡发云的作品确实属于“另类”，是回归“有情”之正道的真文学。从《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和《驼子要当红军》这两篇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

　　这两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都比较复杂。白汉生原本是个老实平庸的人，初中同学聚会，竟然都忘记了班上还有过他这个人。是经济改革大潮改变了他的命运——被人利用又代人受过，顶罪入狱，后来又因此而受到照应，利用价格双规制发了财，从此改变了他在众人中的地位而受到注意和尊敬。为了回报这种尊敬，他尽其所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终因亏空破产而自杀；他宁肯以个人生命相抵，而不愿牵累别人。作者在以第一人称并用同情和惋惜的口吻叙述这一切的同时，说到了前前后后人们对白汉生的赞扬和非议，像轻轻的叹息，慨叹人世的冷暖。

　　《驼子要当红军》的主人公赵耀的一生，却是另一种景象，另一种调子。赵耀出生在边远的穷山村，早年丧父，孤儿寡母常常受到愚昧乡民的欺凌。十四岁那年，他愤而放火烧了自己的家，投奔了红军。以后几十年腥风血雨，九死一生；到老来功成名就，儿孙满堂。在庆贺八十大寿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以往引以为自豪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已经在儿孙们的戏谑中被“解构”了；他心底留下的，是久远的伤痛，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深感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大女儿。当年放火造反时，不理解母亲的苦况，也不顾及她的死活；结婚成家以后，他从没有想到过妻子的独立人格和事业，后来更以专制的方式包办了大女儿的婚姻，造成了她的不幸……

　　这两个人物的命运际遇很有些相似之处：第一，他们的生命轨迹都呈马鞍形或抛物线形、都是从卑微走向显赫，最后归于涅槃。第二，他们的发迹既有偶然性，更是历史的必然：都是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历史的大峡谷，一个是在经济大潮中发了财，变为富豪；一个是穿过战争烽火幸存下来，成了英雄，而这又都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第三，他们的过错——白汉生的经济犯罪，赵耀的放火、吃人肉，都不能完全由他们个人负责，都有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最后，他们的结局，肉体的与精神上的涅槃，都让人感到惋惜并产生同情。

　　也许，这正是促使作者写这两篇小说的内在动因：他是在追忆往事，怀念故人，喟叹人世冷暖，思索历史真相，抒发他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这中间，他好像特别看重这两个人物身上保有的人性——诚实和善良。白汉生对待家人和同学的那种诚挚，对待自己历史污点（有前科）的那种坦然，最后的以生命承担一切，这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同样，老红军赵耀的精神上的变化，也很值得注意，依他那样的经历和身份，能够重新面对历史，特别是能自责、有愧疚，最后没有说要去“见马克思”，要进高层革命公墓，而是准备魂归故里，回到那个边远的穷山村，去寻找、去陪伴他那不知所终的不幸的寡母。不管他们的经历和身份多么不同，应该承认，这两个人物都是老实人、好人。是他们心里的那种真情、他们身上保有的那种人性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善良和诚实，打动了作者也打动了读者。

　　三

　　我更欣赏也更看重的是《隐匿者》和《葛麻的1976—1978》，我觉得，这两篇小说有些像“姊妹篇”，不仅所写的题材都与“文革”有关，它们总的意蕴都有明显的启蒙主义倾向。我读《隐匿者》的时候，立刻想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读《葛麻》的时候，也想到了《阿Ｑ正传》。

　　《狂人日记》本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启蒙呐喊，是清醒而沉痛的民族自省的独白。那里面没有“阶级斗争”，有的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所谓“吃人”，指的是精神上的毒害，“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对国人的束缚和麻醉，致使“不把人当人”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

　　《隐匿者》所写的，就是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对自己以往“不把人当人”的暴行的反思、自省，以及由此引起麻烦的故事。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提到：“中国有句老话，叫‘知耻近乎勇’，可惜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勇者越来越少了！”大概正是有鉴于此，胡发云才写了这篇小说。能以这样的勇者为对象写出小说，劝诫人们知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更可贵的是，他揭示出了当年红卫兵暴虐行为的个人和社会的深层原因。

　　小说主人公当年是个十六岁的初三学生，他为什么要打他一向敬重的老校长呢？因为他前一天晚上突然得知，他的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被揪出来了，这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要从“红五类”落入“黑五类”，成为“狗崽子”了。他恐惧而又憎恨，强作镇定地参加了审问老校长的造反行动。他极力保持自己“红五类”的威严，极力表现自己的“红”与“忠”，表现出强烈的革命义愤，把因父亲倒台而从心底升起的憎恨转移到眼前的斗争对象身上，却不料表现过分，失去控制，动手打了老校长，导致了后来的悲剧。这都是那个“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陷阱，使得多少单纯的青少年变成了“吃人”的暴徒！

　　胡发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出当年的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而这一切，全都基于那种野蛮的丛林法则——“你死我活”、“不斗行吗？”如今，勇于自省者是要坚决告别那种“吃人”的历史及其野蛮的意识形态；拒绝自省的隐匿者阻挠别人自省，是唯恐失掉什么。对照一下《狂人日记》，当能悟出更多东西来。

　　现在再来看《葛麻的1976—1978》（以下简称《葛麻》），这是我和老伴都特别欣赏的很有些特别的作品。说它特别，首先在于行文的流畅自然：全文近四万字，不分章节也没有空行（这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读来如听人叙旧，似无章法节奏却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是用一种略带调侃而一往情深的语调述说的。

　　这篇小说的第二个特别之处，是它的轻故事而重细节。看了葛麻对待女性和孩子的那些细节描写，我想起了马克思和胡适都说过的一种看法：从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可以判断人的文明素质如何。葛麻在女性面前的那种矜持、畏缩；他对孩子的那种无条件的爱，显示出他的淳厚善良，读时令人感动。这就是细节的力量。把小说、戏剧确定为“以写人叙事为主”而忽略其“抒情”、“传情”的本质特征，从而重视编排情节、刻画人物，却忽视了细节和叙述语言——这是多年来的误人谬见。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从汤显祖到曹雪芹，都不是这样看、这样做的。

　　第三个重要的特别之处，是他独具慧眼，抓住了1976—1978这个历史的空挡，而且看出并如实揭示了它的本质：这不是一般的孤立、停滞的时间段，而是如汽车行驶中的“空挡”——任由原来的惯性继续滑行——那不就是“文革以后的文革”吗？一点不错，葛麻的造反和对葛麻的批斗、关押，都是“文革”中演练多年的闹剧：上层的路线斗争，中间的夺权斗争，基层葛麻们争取基本生存权的斗争，同样的旗帜口号，那内容和指向却大不相同，有着严重的误解和错位，各式各样的阴差阳错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个“空档”实际上是前面几幕大戏的尾声，浓缩了全剧的精华。

　　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别之处，那就是作品里贯穿着一种“文化流”——这名称是我临时杜撰的，指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及其历史文化渊源。小说里多次提到，葛麻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有许多话都来自戏曲电影和样板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可见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这种文化的关系之深。葛麻的一生，从弃儿、孤儿、流浪汉到进厂当工人，到“文革”中造反又被批斗，到二十年后那番惊人的议论，这中间确实贯穿着一条文化之线。这是以一种启蒙的目光看出并描绘出的真实的历史文化现象。葛麻很像阿Ｑ，除了脸盘以外；他是比阿Ｑ优秀，但他的基本性格和命运遭遇，他的卑微、愚昧和不幸，特别是与这一切紧密相关的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却都是和阿Ｑ一脉相承的。

　　四

　　从以上种种，似乎可以看出胡发云的创作的总的主旨——不就是鲁迅所说的“人性的解放”，“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及“创作总根于爱”吗？可见，胡发云在向“五四”回归。

　　以上文字被输入电脑以后，我才注意到《隐匿者》前面的序言，读了当然另有一些想法。不过，篇幅和时间都不允许我再啰嗦了，就摘引鲁迅的话来做结尾，——我越来越感到鲁迅离我们很近：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