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政党、元老与军部

　　一

　　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1918—1932）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进步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这时期明治宪法体制尚未显示出问题。到了大正天皇年间，当日本借一战之契机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民主思潮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众开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标志的大正民主开始后，明治宪法体制中军队统帅权独立所带来的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了东西文明的差异。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的指导思想。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1〕。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称：“朕以祖宗所授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颁布了由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恩赐”给“现在及将来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2〕，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在主权问题上，明治宪法断然否定了当时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传播的“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反而将日本古代的《古事记》中关于神权政治的说法移植到现代的宪法中来，这是它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明治宪政体制进行分析时，既要看到其中落后保守方面的影响，同样也要看到宪法中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战后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等常识作为价值标准衡量的话，那么明治立宪体制中对人权等的考虑是不充分的”，“简单地把现代价值套用到明治时代是令人疑问的”〔3〕。明治宪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进步的方面表现在以下：首先，宪法中对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诸多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四条、五条和五十五条中。这些条文使日本天皇成为如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中的君主。其次，宪法中承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虽然宪法仍在字面上将公民称为“臣民”，但如同绝对主义的天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天皇一样，“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公民”了。而宪法对帝国议会的权限规定特别是对财政监督权的规定、立法权的规定，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法、议会、政党等。明治宪法体制二重性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来的日本军部势力，而其中进步的一面则促成了大正年间的民主政治。

　　二

　　乘着一战的东风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宪法提供的空间为平台，日本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从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至1932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体验，即“大正民主”。对于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以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是：“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4〕依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日本大正时代的民主，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按照民主国家议会制的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首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首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并组建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们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组阁的。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马场恒吾在1929年评论滨口内阁时曾说道：“元老只是宪政过渡时期所能允许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党发展起来了，使政权的授受能在政党之间顺利实现，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举荐只是从官僚政治向宪法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体，它并不与民主精神冲突，因为政党能否组阁仍需依赖于民意，接受选举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西园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渐减小，但是正是由于西园寺，宪政常道才得以实行，如果没有他，二十年代的政党政治一定实行不了”。〔5〕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与西园寺的期望相反，政党严重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逝去之后，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三

　　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发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权威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大正时期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往往表现出无连续性和不一致性。日本的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这一点也是安德森认为日本不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原因）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军队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军队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

　　明治后的天皇只有着象征的意义，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在君”也只是当政的元老们控制国家的招牌而已。围绕“主权在君”这个立宪核心，元老们通过宪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明治宪法在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而作为宪法补充的《宪法义解》又进一步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围绕立宪核心，明治时代推行了以培养效忠意识为主的教育，并将国家权力集中在名义上的天皇之下，施行官僚政治。虽然“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它给日后的军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上世纪三十年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圣战”，这些都是立宪核心“主权在君”所带来的消极面。

　　一般观点认为日本军部大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治年间，这些观点的基础是这个时期军队拥有了人事上的独立、军队能够实际影响政治运转等。但是这时期的军队仍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它只是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明治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追求民主化的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更催生了未来的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1900年，元老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该法案规定，陆、海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首要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首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的控制，内阁中的陆军、海军大臣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于受内阁的影响。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政党内阁期间，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军部的独立是在一战后的大正年间，一战在战争模式、战争规模、战争效果上给日本军队以新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中都形成了总体战的概念，但第一个在国家中推行总体战的却不是欧洲传统列强，而是亚洲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总体战思想刺激了日本军界把握国家政权的欲望，如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对满州问题的策论中谈到：“持久战争需要各方面的广泛而慎重的计划，当发生歼灭战（持久战）时，应当以武力为第一，外交财政等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他强调说：“吾等只所赖在与我统帅权。”〔6〕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武官及出差在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部独立并走向政治舞台，推行军国主义统治的起点。同时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如北一辉等人也系统提出了通过军人统制国家，推翻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他们的影响不单单限于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思想为基础在军队中形成了各种团体。

　　“巴登巴登密约”之后，在总体战思想的刺激之下，日本军队内部各种团体开始形成，并图谋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加以干预。日本军内的各种团体在二十年代开始纷纷成立，从1920年到1929年，军内结成各种团体达数百个。这些团体分合无常。如以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指导的、以海军军官为主力的王师会；以陆军大学毕业在参谋本部和在陆军省工作的幕僚军官为主的樱会；以官僚、军阀为核心的国本社等。在横向上日本军队内的团体是分裂的，在纵向上由于获取国家政权这个目标的存在，他们的行动又是统一的。这些团体虽然分散，并且彼此争斗，但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掌握政权之下，它们分散行动的合力却导致了军部的上台执政，这表现为下级军官力图通过武力手段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高级将领则在体制内以下级军官的政变为契机逐步推翻政党内阁。

　　四

　　1918年9月，以“米骚动”为契机，政友会总裁原敬上台组阁。原敬内阁是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因没有华族爵位而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执政期间也是军部势力独立发展的时期，信夫清三郎说这时期“日本主要存在着政党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外务省和军部的矛盾”〔7〕。军部和政党的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事权、军备预算以及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在涉及政党政体的根本问题——军队统帅权独立上，原敬首相也借其声望开始了收回统帅权的斗争。原敬首相借助1921年海相加藤出访美国之机，准备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这昭示着军队大臣武官制的突破，进一步努力而收回统帅权是可能的。但是原敬首相在即将代理海相之前，却突然被一个少年莫名其妙地刺杀。收回统帅权的努力也以原敬首相之死而告终。

　　原敬之后，虽然二十年代中政党和军部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间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对于政党和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因素。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陆军”之说。在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大正时代元老虽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元老仍然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而在对外扩张上，元老也因其思想与军部相吻合而被认同。

　　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明治时代的自由评论人植松考昭对元老政治评介道：“元老政治只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现象，立宪政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8〕通过元老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是符合元老的利益的。“对于潜在危险的压制来源于元老，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后，元老们相继去世，仅仅留下硕果仅存的一人西园寺公望”。〔9〕西园寺原本希望原敬在他之后成为新的元老，但在原敬突然被刺杀后，就再无具有资历与威望的人选了。而在西园寺去世之后，军部和政党之间（特别是在军部和外交部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失去了元老这个牵制后，把握强力工具的军部就更加肆无忌惮，在三十年代军部以系列军事政变为契机，最终取消政党政治，建立了军国主义体制。军部势力的上台，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它以明治宪法中的主权在君为旗帜，以军队统帅权独立为依托，通过一系列政变逐渐削弱政党的力量而夺取政权。

　　民主化不是一步就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制的巩固、完善不但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它还需要倾向于民主的政治家们，在面对国内的保守势力时，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打破传统的束缚，巩固民主、弥补不足。大正时期发端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初级形态，在政治上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明治宪法体制的二重性、政党对元老组阁举荐的依赖、军部统帅权独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具体的政治运作上阻碍了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再加上政党自身的缺陷和军部势力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的民主体验以失败而告终。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道，在民主政体组建后，民主派就需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他指出，政治家们需要削减军队的规模、调整军队的使命、明确表示文官是军队的领导人、培养并维持政治组织，当政变时它会走上街头支持你〔10〕。反思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间，既没有削减军队的权力、以文官对军队加以控制，也没有组建自己的群众基础组织，在军部政变后也缺乏自己的阶级力量支持。而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弥补明治时期开创阶段的不足的。但是，他们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最后民主政治失败，军部势力上台，日本进入了军部独裁统治时期。

　　注释：

　　〔1〕（日）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80年版，第2页。

　　〔2〕（日）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近代史史料》，第239页。

　　〔3〕（日）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6页。

　　〔4〕Joseph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1947,chapter21,p269.

　　〔5〕（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页。

　　〔6〕（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河出书房1951年版，第260～264页。

　　〔7〕（日）信夫清三朗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8〕（日）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9〕W.G.Beasley,Japaneseimperialism1894-1945,OxfordUniversityPress,P255

　　〔10〕（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