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一

　　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一次是因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干涉、镇压学生表达爱国感情的五四运动，蔡元培首先拒绝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要其协助政府约束学生的请求，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然后于1919年5月9日，以“吾倦矣！……我欲小休矣”发表轰动全国的辞职启事，之后不久（同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陈述了三点理由：“（一）我绝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证法来干涉……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另一次是1923年1月19日，因目睹官僚政府的种种腐败，蔡元培先生再次在各报端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我自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实苦痛之极……不要人格，只要权力，这种恶劣的空气一天天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1〕

　　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他还借蒋介石当时提出所谓“赦免政治犯”的言论，就题强调：“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维护大学理想和尊严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过去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和“敢言敢当”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教授们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较浓，也说明广大教师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1939年至1940年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身份三次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1940年，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回了一封信，全信如下：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二万五千零三十八号、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三字第一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号、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一字第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一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

　　然全国公私立大学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

　　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谨启

　　廿九、六、十〔2〕

　　这封信由当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起草执笔，但表达的是西南联大校方领导阶层的共识。这封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至少说明了：自北大建校初期开创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办学传统，至四十年代，已成北大、清华、南开等中国一流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而西南联大能在抗战期间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成绩斐然，人才辈出，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正是来源于对这一理念的坚守。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3〕。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作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另一位张姓教授——张东荪先生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真正是率真可爱。

　　二

　　以上这些可感可敬的言行史迹并不出自笔者的钩沉功夫，国内外一些研究解放前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学者陈平原、谢泳、傅国涌、薛涌等在他们的文章中都多多少少提到过这些事实。笔者不像他们，只激赏于或主要激赏于这些有骨气的行为，而是在思考，为什么过去的教授那么有精神、有“士气”，仅仅是因为个人的个性或人格使然？或者仅仅或主要因为——如谢泳所说，是当时教授的自由流动制度的原因？自由流动制度的本质又是什么？

　　谢泳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他说，他之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4〕。

　　的确，自由流动是教授铮铮铁骨的淬火剂。但是，自由流动的保障机制是什么？谢泳说，自由流动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教授的经济地位”。前者说得太抽象，后者不好理解。具体而言，自由流动的实现端赖大学校长有聘用教师的实权、教授有管理学校的实权。如果老师的聘任权、管理权分散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教师流动就不自由、不顺畅。同时，校长要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

　　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大校校长无疑均为“政府官员”，但从实际操作中观察能明显感到，不少人出任校长主要是基于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不是为官而官，更不存在跑官要官之类，这一点可从当时一些人向政府当局提出的“任职前提条件”中找到不少佐证。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聘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向龙提出的任职前提是：校务行政省政府不要加以干涉，校长有权招聘或解聘教职员，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而不凭条子介绍。这些都得到了龙的同意。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于是出任浙大校长。另外，不少校长主动限制自己既得的法定权力资源，不用政府机关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学校，也是过去这些大学校长赢得师生尊重的主要原因。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由政府任命，权力却主动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虚态度（梅贻琦语）。1934年，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当时一些大学设立的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土制度”，然而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这一“民主治校制度”。朱自清先生有一段文字颇能反映当时的教授对校长的情感：“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好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当时的校长是这样，教育官员中也有极开明者。周炳琳（1892—1963），浙江黄岩人，1931年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并一度兼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还曾于1945年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1937年春，经蔡元培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他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作为上级的教育部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解聘教授，顶住了党部的这一无理要求。解放后，曹禺和巴金结伴来到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对周执弟子之礼，十分尊敬。

　　大学是所有教授（师）的大学，教授（师）是所有大学的教授（师）。这就是教授自由流动的真正内涵。

　　有学者说，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过去的教授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就敢怒敢言。此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少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七百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二十四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十二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四百八十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特别在生命的最后九年，鲁迅在上海已经可以不要为几个钱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当时每月收入七百多元，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四十元。

　　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二十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五百元，约合今天人民币一万七千元；副教授一级月俸三百四十元，约合今天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讲师一级月俸二百六十元，约合今天人民币九千元；助教一级月俸一百八十元，约合今天人民币六千多元。

　　顾颉刚1935年四十二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一百六十元。月收入共五百六十元，约合今天人民币两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元（合今天人民币三十到四十万元）。1931年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六百元，另外还有稿酬版税收入。学者常有兼职，此项收入也不小，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元（合今天人民币五万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到了1935年初，闻一多、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迁入清华新南院，每人一栋，条件很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前面分析的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状况，其中有一同也有一异。相同的是，过去的教授们都丰衣足食；不同的是，有人慷慨激昂，有人温文尔雅。可见经济宽裕并不是教授放胆进言的充分条件。不能保证，教授们有了很好的经济收入就能坚持真理、铁面“犯上”。换句话说，不能以此要求与鲁迅同时代的有钱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像鲁迅那样成为“民族的脊梁”。同理，也不要寄希望于当今的某些善于走穴、敢于圈钱的经济学教授能指斥权贵、秉公放言。那么是不是不同的性格使然？其实个人禀性也不是。有人说，鲁迅在五十年代也无法生存。这说明，此时起关键作用的是外因，而不是内因。

　　三

　　以前学者说到过去教授的“犯上”，所举事例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二是抗战时期。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乱世。所谓乱世，就是指分裂、分治社会，即统一政权行将解体或尚未建立之时。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本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后一次发生在帝制取消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共和建立但资本主义因素还相当微弱，世界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开始传入但旧文化还根深蒂固的时候，对本世纪的中国带来重大影响的种种思想基本都是在那时形成或开始传播的，对政治、文化和思想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大多也是从那时开始步入历史舞台的。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名义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过数省，其余则由各种势力控制或占据，另外还有国中之国的列强租界和势力范围，数省甚至一省也不相统属。在五四时期，儒家学说虽还有相当浓厚的基础，但已经失去专制政权在法律上确立的特殊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都还处在传播阶段，没有哪一种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或为统治者所正式承认。各种意识形态拥有比较平等的竞争资格。抗战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外敌临门，国民普遍存在忧患意识，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迫切需要寻求救国之道，因而风花雪月的游戏文字、莺歌燕舞的升平颂歌无人欣赏，倒是国将不国的大声疾呼会引起共鸣。

　　对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厌倦和失望使人们迫切寻求新的思想，向往新的社会。而且各政权、各地区之间在根本利益或具体利益上的矛盾，制度、政策上的种种差异，为各种思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不同观点，客观上提供了保护伞和庇护所。同时，统治者因忙于争斗，或为了显示其开明，对不直接危及其统治的思想言论往往不予置理或无暇顾及。

　　正是这种“疏于管理”的状态酿成了一片放言“犯上”的现实土壤，催生了无数进步的大学理念和开明的教育人士。管理宽松才有活力，才出思想，没有念紧箍咒念出来的思想家、学问家。正因为如此，著名电影演员赵丹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话推广到其他领域也适用。

　　据坊间传闻，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开始之时，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不以为然，压根儿不把它当一回事，因为在它们看来，社会和公众早已认同它们为“优秀”，而无需教育部多此一举。但是，官方立刻明以事理、晓以利害，再牛气的学校也就只好开门“纳迎”。

　　2007年1月25日，教育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投入二十五亿元，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投资规模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教育部官员针对二十五亿元的投入方向对在场记者解释说，这些投入将通过公开招标、申办等形式，建设一万种高质量教材、三千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和三千个特色专业点；遴选一千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五百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五百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五百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奖励五百名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有如此大的投入作指挥棒，所有的高校一律噤声，纷纷趋之若鹜。

　　笔者想，如果过去的大学教授要面对当今这么多有诱惑力的“项目”和“工程”，而且它们还与教授定级、津贴挂钩，他们肯定也没了脾气。

　　注释：

　　〔1〕《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