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上帝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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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0 15:21
对于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长大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上帝是个虚幻的存在。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为何上帝不存在？对于一个希望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的现代中国人来说，显然不能满足于已是耳熟能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种种解释。
令人高兴的是，有位著名的科学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资料，从科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挥洒出洋洋三十余万言来论证这一问题！这就是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首席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新近出版的《上帝的欺骗》一书。本书从2005年11月出版以来，一直位居《纽约时报书评》和亚马孙网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从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奇迹。该书已由陈蓉霞女士翻译，近期将出版。
在我们这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蓝色星球上，栖息着数以亿万精致奇妙的生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原初生命产生的概率居然只有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如何回答生命起源等一系列复杂奇妙的问题？这是千百年以来人类智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解答。
道金斯引用大量科学事实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才是一种简洁、合理、优美的解决方案，“它是已经提出的方案中唯一有效的方案，是一种极其精致、富有力量的解决方案”。但是，诸如眼睛或细菌的复杂精致的鞭毛驱动器这类极其完美结构的产生也是自然进化而来吗？道金斯进一步解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它把不可能之问题分为细小的步骤，每个步骤都只是稍不可能，这些稍不可能之事件大量累积之后，其终端产物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以致足以令偶然机制望尘莫及。”
但是，道金斯的上述回答似乎还未能完全解答生命起源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原因。因此，他又将人择理论〔1〕与自然选择理论相结合，强调要以人择原理来回答生命的独特起源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数十亿颗”行星中它才获此幸运；而一旦最初的幸运机会被抓住，自然选择理论就接替了后续过程，通过一种累积性方式而处于不断改善之中，从而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有着太多太多的未知领域。如何对待和解释未知？这常常是一些神学家搬来上帝以显身手的地方。道金斯将这一行为概括为“缺口崇拜”，他批评说，将尚未理解或材料不足的问题交给上帝来负责，只不过是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的确，科学史上无数例证告诉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对于世界奇妙性的崇拜与敬畏，这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科学探索的动力，由此引发了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因此，在未知的缺口面前止步不前甚至阻止科学家去填补这些缺口，声称“别让研究糟蹋了宝贵的无知，我们需要那些荣耀的缺口，以便让上帝有一个最后的居所”，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态度。的确如道金斯所说：“如果科学家满足于一种懒惰的现成借口，比如‘智能设计理论’，那就会一事无成。”
“智能设计论”是运用新兴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理论和成果以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些自然现象在统计学上太不可能，太复杂，太美丽，太令人敬畏，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出于偶然而存在，进化论不能解释多元分子的机制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这一切只可能出自智慧的上帝的设计并提供进化过程中必要的成分。针对上述流行于西方的神学，道金斯作出了极具逻辑力量的驳斥。他说，统计学上的不可能性越高，智能设计也就变得越不合理。智能设计将使问题加倍复杂，“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谁设计了这个设计者？”这个设计出种种不可能的设计者本身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道金斯指斥用“智慧的上帝的设计”这一“现成借口”来解决未知世界的种种疑问是一种“懒惰”，试图由此而凸显宗教对于科学探索的阻碍。但是，当人们涉及这类问题时，难免又会联想起一些相反的例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因斯坦、霍金等一些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亦表达出对宗教的强烈情感呢？这难道不说明宗教情怀对科学探索有某种激励作用吗？对此，道金斯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上帝观：一种是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那种隐喻性的或泛神论的上帝，一种是《圣经》、牧师和日常语言中那种干涉主义的、有赖奇迹发生的、惩罚罪过、回应祷告者的上帝，二者差距十万八千里。作者并不否定隐喻性的上帝，而是要否定那个“人们崇拜的超自然的造物主”。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也是人类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皆以各自的方式建立了赏善罚恶的道德约束机制，罕言鬼神的儒家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劝诫。在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道德崩溃的边缘来求助上帝，发出“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呼吁；而康德则试图运用理性力量建立起的道德原则创造出上帝，从而将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
道金斯则试图扭转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在本书的第六、第七章中，他援引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以说明笃信宗教与道德缺乏密切的正相关性，并且否定“需要上帝以便行善或确定何者为善”这一论点。他沿袭了自己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对人类的利他行为作出了四种达尔文式的解释。
当然，道金斯并未否认宗教与道德的相关性，他只是清醒地看到，需要上帝与上帝存在是不同的问题，他提醒人们说：“即使我们确实需要上帝才谈得上道德，那也绝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就更具可能性，而只是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更具迫切性。”
在道德状况不容乐观的中国社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之报如影相随”等宗教劝诫能否有效地唤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在法律这一现实的社会监控器之外是否需要宗教这个位于天空的、想象中的监控器？显然，道金斯上述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化这类问题的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金斯揭示了宗教的偏执所导致的恶果。他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以揭露其中的报复、嫉妒、杀戮行为。如，上帝命令亚伯拉罕以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以考验他的忠诚，道金斯指责说：“根据现代道德体系的标准，这一可耻的故事恰好也就是孩子受到侵犯的例子。”又如，在《出埃及记》中，亚伦让人们以金子铸牛犊而引发上帝的震怒，派遣摩西为使者对这些违反偶像崇拜戒条的人们施以屠杀、瘟疫等可怕的惩罚。据此，道金斯认为，“摩西决不是现代道德论的伟大榜样！”他甚至提出：“《圣经》中约书亚毁坏耶利哥以及入侵应许之地迦南等这样的故事，在道德上与希特勒入侵波兰、或针对库尔德人和沼泽阿拉伯人的大规模屠杀没什么两样。”道金斯所列举的事实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的确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道金斯对于宗教的排他性所导致的仇恨与杀戮充满了忧虑，他指出，从科索沃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苏丹，从阿尔斯特到印度次大陆，仔细考察世界上任何宗教，你会发现在竞争的族群之间存在着难以对付的敌意和暴力。他进而援引萨曼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宗教举起的图腾造成了多么致命性的后果，而我们又是多么心甘情愿地去杀别人。”这些认识无疑启示人们从文化、思想等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冲突的原因，努力减少或避免受宗教狂热所支配而在神圣、正义的外衣下实施愚昧、疯狂之举。
那么，宗教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遍及各民族的人类文化现象，它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又是为什么需要宗教呢？道金斯不满足于“宗教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征服下层人士的工具”这类政治解释，而是力图探讨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在终极意义上解释上帝的强烈冲动。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宗教信念与恋爱确有某种相同之处”，他曾在恋爱与宗教之间做过比较，他注意到，受宗教影响的个体表现出的症状“令人吃惊地回想起那些日常生活中陷入情网之中的人们”。作者还认为，宗教满足了人们希望不朽的欲望以及对货物的崇拜，上帝来自儿童期间想象中的朋友或保护神。
在激烈地抨击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同时，道金斯在第八章中亦肯定了作为文学传统组成部分的宗教教育的价值，以相当大的篇幅列举了在文学作品或日常会话中频频出现的《圣经》中充满灵感的短语，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流奶与蜜之地”、“落在石头上的种子”等等。道金斯强调说：“我们能够放弃上帝的信念，同时保留一份对某种宝贵文化遗产的亲近之情。”
谈到宗教的价值，不可避免要涉及宗教的抚慰功能，作者并未否定宗教所具有的抚慰力量，他从一些事例中体会到“一个想象中的上帝能够带来的抚慰和忠告”，“它们要比心理诊疗师或职业咨询师经济得多”。但他认为，应该区分“Ｘ是真的”和“因为合乎需要，就该相信Ｘ是真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故他强调“宗教所具的抚慰力量并不使它必然为真”，情感和真理不能混为一谈。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上帝从人们的价值世界和情感世界中驱赶出去。
作者的这一立场是意味深长的，也许他难以忘怀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给现代西方人带来的迷惘、空虚？也许他难以全然否认维特根斯坦“信仰上帝意味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那句名言？
当然，身为无神论者的道金斯更相信和强调用科学的力量来解决精神寄托的问题。
赶走了上帝，以什么来填补上帝退位而留下的空缺？道金斯设想了科学、艺术、友情等方式。不过，在随后的论述中，他似乎局限于以科学作为填补物。他强调，科学足以揭开阻挡人们认识世界的黑色长袍，给人带来愉悦和满足；科学能够让人类突破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限度，甚至“也许最终发现不存在任何限制”！这种预测虽然可以让人像作者那样“激动万分”，但是，科学能否穷尽未知世界？人类能否获得“不存在任何限制”的理解力？而对于智力平平、以食为天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否需要寻找更为多样和有效的补偿物？这显然还大有讨论的余地。
无须讳言，笔者对上述“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乐观估计和尊大心理持保留态度，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它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种“无所畏惧”的自信相结合而且被滥用时，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其实，笔者倒是更推崇作者在引言中所倡导的无神论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心灵的健全的独立性。只不过，在保持“健全的独立性”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牢记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智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敬畏。
基因组的上帝与《圣经》的上帝
科学的进步会让上帝日益缩小其地盘并最终被人们从头脑中排挤出去吗？宗教与科学形同水火吗？对此，不少人会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回答。然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二十一世纪，一位站在现代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曾领导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正在领导美国和世界的科学家进行更为宏伟的项目——癌症基因研究计划的柯林斯却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迥异的回答，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上帝的语言》一书。该书由陈蓉霞女士翻译。
人们看到，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军并经历了世界的分化、动荡、混乱和危机，基督教为了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日益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类生活，寻求和各种宗教、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与和平共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主动向科学靠拢乃是基督教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于是，自觉地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释神学理论，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不少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追求。例如，怀特海这位构建了“二十世纪最为感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就曾以探究科学与宗教的互补和融合为己任；德国神学家海姆努力将信仰与最新的科学发展相联系；美国神学家拉姆主张神学家与科学家应各守其职而又相互学习；英国神学家托兰斯认为神学与自然科学并非绝对分离，而可通过互补和协调来达到其辩证统一。这一切，充分反映出基督教寻求现代化的意图。
柯林斯是从对于世界未来进程的关怀这一高度来认识问题的。他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尖锐对峙和积重难返的误解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我们世界的未来进程恰恰也正关乎于此。因此，和谐在此更为需要。”化解对峙，消除误解，和谐相处，人类才可能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世界。
在柯林斯看来，一个造物主的上帝与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并没有内在的冲突，“《圣经》中的上帝也是基因组的上帝，他在教堂或实验室内都该得到膜拜”。他甚至将人类基因组工程称之为“破译上帝的指导手册”。所以，双方的对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科学不会面临上帝的威胁，科学也肯定不会威胁上帝。愿我们齐心合力，彼此怀有爱护、理解和同情，通过不懈的追求以寻找智慧”。
柯林斯凭借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广泛背景和知识来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极为通俗地讲述和涉猎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生命的起源与演化以及现代生物学的知识。书中关于宇宙的创生与演化的部分写得比霍金的《时间简史》更为通俗。他指出，科学与宗教世界观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东西，科学是探索自然界惟一合理的方法，但单凭科学不足以回答所有重要的问题，人类存在的意义、来世的可能性以及其他许多有关灵性的问题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触及的。
他告诉信徒，不必害怕科学的进步会威胁上帝的力量，因为上帝就是宇宙规律的创立者。现代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现激发了科学家和神学家的相互赞赏，他援引贾斯特罗的观点：“现在我们看到天文学的证据与《圣经》关于宇宙起源的观点是一致的，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人类在某个特定时刻，在光和能量的闪烁瞬间，突然开始出现。”他还认为，上帝假说解决了大爆炸理论中起源之前是什么，也回答了为什么宇宙似乎如此恰到好处地被安排成等待我们的到来这样的难题。
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对上帝创世的神学世界观予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接受进化论就意味着接受无神论吗？柯林斯以自己对生命密码的深入解读而否定了无神论者道金斯的这一看法。柯林斯指出，关于生命本质的这些发现决未给他的信仰带来失望或幻灭之感，恰恰相反，这些科学发现让人们看到，生命原来是多么的奇妙和复杂，ＤＮＡ的数值之美是多么令人陶醉！进化作为一种机制，可能并且必定是真实的，但这决不否认其创造者的存在。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现在有更多理由敬畏神，而不是更少。“神是通过创造这些自然法则来创造世界，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创世纪’那样直接创造世界。”
宗教会阻碍科学探索吗？不少人持如此观点。英国著名科学家、无神论者道金斯就在其新作《上帝的欺骗》中抨击“智能设计”的神学理论是一种懒惰，是以“填补缺口的上帝”来阻碍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缺口的探寻。柯林斯则否认上帝信仰会阻碍科学探索，他以身兼科学家和天主教徒于一体的伽利略为例，并引用伽利略的话作为论据，在伽利略看来，对于一个信徒来说，科学探索不仅可以被接受，而且还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上面提到，柯林斯亦曾批评智能设计论，但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像道金斯那样，认为这一理论将阻碍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缺口的探寻，而是坚信科学的发展能够填补这些空缺。因此，他所担心的是，用上帝来填补自然知识中的缺口的做法将会带来信仰崩溃的巨大风险。由此也可以感受到，柯林斯是一位在科学探索上孜孜不倦且充满信心的科学家。
更耐人寻味的是，道金斯与柯林斯亦皆在各自的书中以人择理论（anthropicprinciple）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道金斯以此来否定上帝的存在，柯林斯则认为这一原理“肯定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有趣的支持性论点”。他援引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应当以这种方式开始，除非上帝有意为之，因为它要创造我们这样的生物。”由同一理论出发为何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个中缘由有待于有心的读者自己去体味。同样，柯林斯与道金斯皆以进化论、遗传学、生物学、解剖学、基因科学等科学理论和成果为论据，得出的结论亦是全然相反。他们各自的思辨路径和推理方式是怎样的呢？由此又能引发人们什么样的思考和启发呢？这也正是这两本新作引人入胜之处。
难得的是，作为基督徒的柯林斯充满了对宗教宽容的期待，他毫不隐晦对于基督教排斥异端做法的不满，他说：“当某一宗教派别的信徒排斥其他教派的灵性体验时，我深深地为之不安。令人遗憾的是，基督徒似乎尤其具有这一倾向。”
他告诫基督徒，“热爱上帝的信仰不能建立在关于自然界的谎言基础之上”，而要以理性的态度接纳一切真理。显然，这是作为科学家柯林斯为实现宗教与科学的和解而找到的坦途。
注释：
〔1〕人择原理于1974年被英国数学家布兰登卡特（BrandonCarter）所命名。人择原理试图解释宇宙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宇宙是适合智慧生命比如我们人类生存的？对于这个问题，人择原理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宇宙不是现在这个适合智慧生命存在的话，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智慧生命来提出这个问题了。宇宙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看到它是这个样子。
……
令人高兴的是，有位著名的科学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资料，从科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挥洒出洋洋三十余万言来论证这一问题！这就是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首席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新近出版的《上帝的欺骗》一书。本书从2005年11月出版以来，一直位居《纽约时报书评》和亚马孙网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从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奇迹。该书已由陈蓉霞女士翻译，近期将出版。
在我们这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蓝色星球上，栖息着数以亿万精致奇妙的生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原初生命产生的概率居然只有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如何回答生命起源等一系列复杂奇妙的问题？这是千百年以来人类智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解答。
道金斯引用大量科学事实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才是一种简洁、合理、优美的解决方案，“它是已经提出的方案中唯一有效的方案，是一种极其精致、富有力量的解决方案”。但是，诸如眼睛或细菌的复杂精致的鞭毛驱动器这类极其完美结构的产生也是自然进化而来吗？道金斯进一步解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它把不可能之问题分为细小的步骤，每个步骤都只是稍不可能，这些稍不可能之事件大量累积之后，其终端产物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以致足以令偶然机制望尘莫及。”
但是，道金斯的上述回答似乎还未能完全解答生命起源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原因。因此，他又将人择理论〔1〕与自然选择理论相结合，强调要以人择原理来回答生命的独特起源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数十亿颗”行星中它才获此幸运；而一旦最初的幸运机会被抓住，自然选择理论就接替了后续过程，通过一种累积性方式而处于不断改善之中，从而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有着太多太多的未知领域。如何对待和解释未知？这常常是一些神学家搬来上帝以显身手的地方。道金斯将这一行为概括为“缺口崇拜”，他批评说，将尚未理解或材料不足的问题交给上帝来负责，只不过是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的确，科学史上无数例证告诉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对于世界奇妙性的崇拜与敬畏，这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科学探索的动力，由此引发了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因此，在未知的缺口面前止步不前甚至阻止科学家去填补这些缺口，声称“别让研究糟蹋了宝贵的无知，我们需要那些荣耀的缺口，以便让上帝有一个最后的居所”，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态度。的确如道金斯所说：“如果科学家满足于一种懒惰的现成借口，比如‘智能设计理论’，那就会一事无成。”
“智能设计论”是运用新兴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理论和成果以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些自然现象在统计学上太不可能，太复杂，太美丽，太令人敬畏，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出于偶然而存在，进化论不能解释多元分子的机制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这一切只可能出自智慧的上帝的设计并提供进化过程中必要的成分。针对上述流行于西方的神学，道金斯作出了极具逻辑力量的驳斥。他说，统计学上的不可能性越高，智能设计也就变得越不合理。智能设计将使问题加倍复杂，“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谁设计了这个设计者？”这个设计出种种不可能的设计者本身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道金斯指斥用“智慧的上帝的设计”这一“现成借口”来解决未知世界的种种疑问是一种“懒惰”，试图由此而凸显宗教对于科学探索的阻碍。但是，当人们涉及这类问题时，难免又会联想起一些相反的例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因斯坦、霍金等一些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亦表达出对宗教的强烈情感呢？这难道不说明宗教情怀对科学探索有某种激励作用吗？对此，道金斯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上帝观：一种是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那种隐喻性的或泛神论的上帝，一种是《圣经》、牧师和日常语言中那种干涉主义的、有赖奇迹发生的、惩罚罪过、回应祷告者的上帝，二者差距十万八千里。作者并不否定隐喻性的上帝，而是要否定那个“人们崇拜的超自然的造物主”。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也是人类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皆以各自的方式建立了赏善罚恶的道德约束机制，罕言鬼神的儒家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劝诫。在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道德崩溃的边缘来求助上帝，发出“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呼吁；而康德则试图运用理性力量建立起的道德原则创造出上帝，从而将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
道金斯则试图扭转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在本书的第六、第七章中，他援引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以说明笃信宗教与道德缺乏密切的正相关性，并且否定“需要上帝以便行善或确定何者为善”这一论点。他沿袭了自己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对人类的利他行为作出了四种达尔文式的解释。
当然，道金斯并未否认宗教与道德的相关性，他只是清醒地看到，需要上帝与上帝存在是不同的问题，他提醒人们说：“即使我们确实需要上帝才谈得上道德，那也绝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就更具可能性，而只是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更具迫切性。”
在道德状况不容乐观的中国社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之报如影相随”等宗教劝诫能否有效地唤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在法律这一现实的社会监控器之外是否需要宗教这个位于天空的、想象中的监控器？显然，道金斯上述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化这类问题的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金斯揭示了宗教的偏执所导致的恶果。他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以揭露其中的报复、嫉妒、杀戮行为。如，上帝命令亚伯拉罕以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以考验他的忠诚，道金斯指责说：“根据现代道德体系的标准，这一可耻的故事恰好也就是孩子受到侵犯的例子。”又如，在《出埃及记》中，亚伦让人们以金子铸牛犊而引发上帝的震怒，派遣摩西为使者对这些违反偶像崇拜戒条的人们施以屠杀、瘟疫等可怕的惩罚。据此，道金斯认为，“摩西决不是现代道德论的伟大榜样！”他甚至提出：“《圣经》中约书亚毁坏耶利哥以及入侵应许之地迦南等这样的故事，在道德上与希特勒入侵波兰、或针对库尔德人和沼泽阿拉伯人的大规模屠杀没什么两样。”道金斯所列举的事实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的确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道金斯对于宗教的排他性所导致的仇恨与杀戮充满了忧虑，他指出，从科索沃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苏丹，从阿尔斯特到印度次大陆，仔细考察世界上任何宗教，你会发现在竞争的族群之间存在着难以对付的敌意和暴力。他进而援引萨曼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宗教举起的图腾造成了多么致命性的后果，而我们又是多么心甘情愿地去杀别人。”这些认识无疑启示人们从文化、思想等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冲突的原因，努力减少或避免受宗教狂热所支配而在神圣、正义的外衣下实施愚昧、疯狂之举。
那么，宗教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遍及各民族的人类文化现象，它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又是为什么需要宗教呢？道金斯不满足于“宗教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征服下层人士的工具”这类政治解释，而是力图探讨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在终极意义上解释上帝的强烈冲动。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宗教信念与恋爱确有某种相同之处”，他曾在恋爱与宗教之间做过比较，他注意到，受宗教影响的个体表现出的症状“令人吃惊地回想起那些日常生活中陷入情网之中的人们”。作者还认为，宗教满足了人们希望不朽的欲望以及对货物的崇拜，上帝来自儿童期间想象中的朋友或保护神。
在激烈地抨击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同时，道金斯在第八章中亦肯定了作为文学传统组成部分的宗教教育的价值，以相当大的篇幅列举了在文学作品或日常会话中频频出现的《圣经》中充满灵感的短语，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流奶与蜜之地”、“落在石头上的种子”等等。道金斯强调说：“我们能够放弃上帝的信念，同时保留一份对某种宝贵文化遗产的亲近之情。”
谈到宗教的价值，不可避免要涉及宗教的抚慰功能，作者并未否定宗教所具有的抚慰力量，他从一些事例中体会到“一个想象中的上帝能够带来的抚慰和忠告”，“它们要比心理诊疗师或职业咨询师经济得多”。但他认为，应该区分“Ｘ是真的”和“因为合乎需要，就该相信Ｘ是真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故他强调“宗教所具的抚慰力量并不使它必然为真”，情感和真理不能混为一谈。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上帝从人们的价值世界和情感世界中驱赶出去。
作者的这一立场是意味深长的，也许他难以忘怀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给现代西方人带来的迷惘、空虚？也许他难以全然否认维特根斯坦“信仰上帝意味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那句名言？
当然，身为无神论者的道金斯更相信和强调用科学的力量来解决精神寄托的问题。
赶走了上帝，以什么来填补上帝退位而留下的空缺？道金斯设想了科学、艺术、友情等方式。不过，在随后的论述中，他似乎局限于以科学作为填补物。他强调，科学足以揭开阻挡人们认识世界的黑色长袍，给人带来愉悦和满足；科学能够让人类突破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限度，甚至“也许最终发现不存在任何限制”！这种预测虽然可以让人像作者那样“激动万分”，但是，科学能否穷尽未知世界？人类能否获得“不存在任何限制”的理解力？而对于智力平平、以食为天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否需要寻找更为多样和有效的补偿物？这显然还大有讨论的余地。
无须讳言，笔者对上述“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乐观估计和尊大心理持保留态度，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它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种“无所畏惧”的自信相结合而且被滥用时，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其实，笔者倒是更推崇作者在引言中所倡导的无神论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心灵的健全的独立性。只不过，在保持“健全的独立性”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牢记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智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敬畏。
基因组的上帝与《圣经》的上帝
科学的进步会让上帝日益缩小其地盘并最终被人们从头脑中排挤出去吗？宗教与科学形同水火吗？对此，不少人会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回答。然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二十一世纪，一位站在现代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曾领导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正在领导美国和世界的科学家进行更为宏伟的项目——癌症基因研究计划的柯林斯却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迥异的回答，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上帝的语言》一书。该书由陈蓉霞女士翻译。
人们看到，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军并经历了世界的分化、动荡、混乱和危机，基督教为了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日益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类生活，寻求和各种宗教、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与和平共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主动向科学靠拢乃是基督教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于是，自觉地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释神学理论，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不少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追求。例如，怀特海这位构建了“二十世纪最为感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就曾以探究科学与宗教的互补和融合为己任；德国神学家海姆努力将信仰与最新的科学发展相联系；美国神学家拉姆主张神学家与科学家应各守其职而又相互学习；英国神学家托兰斯认为神学与自然科学并非绝对分离，而可通过互补和协调来达到其辩证统一。这一切，充分反映出基督教寻求现代化的意图。
柯林斯是从对于世界未来进程的关怀这一高度来认识问题的。他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尖锐对峙和积重难返的误解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我们世界的未来进程恰恰也正关乎于此。因此，和谐在此更为需要。”化解对峙，消除误解，和谐相处，人类才可能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世界。
在柯林斯看来，一个造物主的上帝与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并没有内在的冲突，“《圣经》中的上帝也是基因组的上帝，他在教堂或实验室内都该得到膜拜”。他甚至将人类基因组工程称之为“破译上帝的指导手册”。所以，双方的对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科学不会面临上帝的威胁，科学也肯定不会威胁上帝。愿我们齐心合力，彼此怀有爱护、理解和同情，通过不懈的追求以寻找智慧”。
柯林斯凭借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广泛背景和知识来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极为通俗地讲述和涉猎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生命的起源与演化以及现代生物学的知识。书中关于宇宙的创生与演化的部分写得比霍金的《时间简史》更为通俗。他指出，科学与宗教世界观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东西，科学是探索自然界惟一合理的方法，但单凭科学不足以回答所有重要的问题，人类存在的意义、来世的可能性以及其他许多有关灵性的问题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触及的。
他告诉信徒，不必害怕科学的进步会威胁上帝的力量，因为上帝就是宇宙规律的创立者。现代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现激发了科学家和神学家的相互赞赏，他援引贾斯特罗的观点：“现在我们看到天文学的证据与《圣经》关于宇宙起源的观点是一致的，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人类在某个特定时刻，在光和能量的闪烁瞬间，突然开始出现。”他还认为，上帝假说解决了大爆炸理论中起源之前是什么，也回答了为什么宇宙似乎如此恰到好处地被安排成等待我们的到来这样的难题。
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对上帝创世的神学世界观予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接受进化论就意味着接受无神论吗？柯林斯以自己对生命密码的深入解读而否定了无神论者道金斯的这一看法。柯林斯指出，关于生命本质的这些发现决未给他的信仰带来失望或幻灭之感，恰恰相反，这些科学发现让人们看到，生命原来是多么的奇妙和复杂，ＤＮＡ的数值之美是多么令人陶醉！进化作为一种机制，可能并且必定是真实的，但这决不否认其创造者的存在。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现在有更多理由敬畏神，而不是更少。“神是通过创造这些自然法则来创造世界，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创世纪’那样直接创造世界。”
宗教会阻碍科学探索吗？不少人持如此观点。英国著名科学家、无神论者道金斯就在其新作《上帝的欺骗》中抨击“智能设计”的神学理论是一种懒惰，是以“填补缺口的上帝”来阻碍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缺口的探寻。柯林斯则否认上帝信仰会阻碍科学探索，他以身兼科学家和天主教徒于一体的伽利略为例，并引用伽利略的话作为论据，在伽利略看来，对于一个信徒来说，科学探索不仅可以被接受，而且还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上面提到，柯林斯亦曾批评智能设计论，但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像道金斯那样，认为这一理论将阻碍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缺口的探寻，而是坚信科学的发展能够填补这些空缺。因此，他所担心的是，用上帝来填补自然知识中的缺口的做法将会带来信仰崩溃的巨大风险。由此也可以感受到，柯林斯是一位在科学探索上孜孜不倦且充满信心的科学家。
更耐人寻味的是，道金斯与柯林斯亦皆在各自的书中以人择理论（anthropicprinciple）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道金斯以此来否定上帝的存在，柯林斯则认为这一原理“肯定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有趣的支持性论点”。他援引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应当以这种方式开始，除非上帝有意为之，因为它要创造我们这样的生物。”由同一理论出发为何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个中缘由有待于有心的读者自己去体味。同样，柯林斯与道金斯皆以进化论、遗传学、生物学、解剖学、基因科学等科学理论和成果为论据，得出的结论亦是全然相反。他们各自的思辨路径和推理方式是怎样的呢？由此又能引发人们什么样的思考和启发呢？这也正是这两本新作引人入胜之处。
难得的是，作为基督徒的柯林斯充满了对宗教宽容的期待，他毫不隐晦对于基督教排斥异端做法的不满，他说：“当某一宗教派别的信徒排斥其他教派的灵性体验时，我深深地为之不安。令人遗憾的是，基督徒似乎尤其具有这一倾向。”
他告诫基督徒，“热爱上帝的信仰不能建立在关于自然界的谎言基础之上”，而要以理性的态度接纳一切真理。显然，这是作为科学家柯林斯为实现宗教与科学的和解而找到的坦途。
注释：
〔1〕人择原理于1974年被英国数学家布兰登卡特（BrandonCarter）所命名。人择原理试图解释宇宙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宇宙是适合智慧生命比如我们人类生存的？对于这个问题，人择原理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宇宙不是现在这个适合智慧生命存在的话，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智慧生命来提出这个问题了。宇宙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看到它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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