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把“旧梦”当“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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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9-06-10 15:25
  近日,读罢李伟所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报人风骨——徐铸成传》,发现书中史实的“硬伤”颇多,相关的事理逻辑也较紊乱,因而未能如实记载和准确描绘这位杰出报人的思想和行为。这里,仅举涉及传主著述的一个史实为例。

  该书第十四章第二节“摘帽还是‘右派’”中写道:“如果说,徐铸成在屈辱的年月里,还有高兴事的话,那就是1962年的次子徐福仑结婚,1963年他的著作《新金陵春梦》在香港出版与长孙女时雯的出生,他有了第三代。”(见第257页)1963年,徐铸成是有一本书在香港出版,但书名是《金陵旧梦》,而非作者所言的《新金陵春梦》。

  《金陵旧梦》由香港致诚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收录了二十六篇文章,题目有: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竣养蛇弄笛,等等。其中,末篇“龙云事件补略”,是另一位作者所写,系从事实上补充徐铸成所撰的“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一文。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该书的著者署名是“容斋等”,而“容斋”正是徐铸成用过的笔名之一。

  从1982年下半年起,笔者在徐铸成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知道他先后担任过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和上海《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所撰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有许多是不署名的,也有一部分是用笔名发表的,我曾请他回忆用过哪些笔名、各有哪些含意。关于“容斋”这个笔名,徐铸成当时说:“之所以取这名字,是觉得自己遭受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心里只有容忍而已。”当然,“容斋”两字,应是移用自宋代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他还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出过一本书,就用了这个笔名。正是借助这个线索,一年后,我趁赴京搜求论文资料之际,在国家图书馆港澳台部访得此书,并在馆方帮助下复制一本带回。徐铸成见后颇为惊奇,但只粗粗翻阅一过,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让我把书留下,这多少让我有些讶异:是这本书没有留存的价值呢?还是容易勾起某些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传记错把“旧梦”当“新梦”,也不完全是作者的过失,因为传记基本上是照抄《徐铸成回忆录》,此处也不例外,采用的是回忆录的说法(见第305页):

  1963年年五十六岁

  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佚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新金陵春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

  是年8月,长孙女时雯出生,岁月蹉跎,百事无成,我开始有第三代矣!

  在徐铸成的这部编年体回忆录中,1963年这一年是写得较为简略的,寥寥数字,一笔带过。而且,在见过我带回并展示的复制书后,还是把书名写错了,可见对这本书的印象是如何的淡漠,又或者是如何的不看重了!

  令人奇怪的是,传记的作者却别有描述:“前已述及,徐铸成因经济困窘,在石西民特批下,向香港报刊投稿。文章大都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经香港友人搜集整理交出版社出单行本,取书名为《新金陵春梦》。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见第257页)这说明作者不光是照抄传主的回忆录而搞错书名,而且对该书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因而对事实的铺陈捉襟见肘,表述上既不准确也不恰当。就石来说,在此事上用“特批”是言重了;对徐而言,以往昔《大公报》、《文汇报》之经历和地位,讲“投稿”是贬低了,且与事实不合。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曾听徐铸成亲口谈过:

  1958年,他被正式定为“右派”,撤去《文汇报》社长和总编辑之职,行政级别从八级降到十四级,二百七十元工资减为一百四十元。原来,他在华山路的枕流公寓居所,共五间正房和两间偏房,由报社每月津贴房租一百元。这时他被调去出版局,不再享受房贴,只好退掉三间正房,让报社分给其他职工入住。即使这样,他仍要支付每月五十元的房租,家里还雇有照顾年迈母亲的保姆。这样一来,家计拮据,有时要靠变卖旧衣物维持。第二年国庆节期间,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约他谈话,询问有何感想,他便诉告了经济困难,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补助,但领导听后没有下文。

  过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知道了这个情况,趁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陈凡来沪时,特意关照其登门向桂林《大公报》的老上司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不过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刊出。从此,他应邀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写些民国时期政坛秘闻,每月可获约五十元港币的额外收入。除了“容斋”之外,他还用过“丁宁”的笔名,到第二个孙子时霆出生后,也偶尔用“时霆”作笔名。后来,他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不知情下被选编成书出版。

  《金陵旧梦》一书看来销量不俗,直到1973年6月还出了第六版,定价为港币二元八角。当然,其时蜗居上海的徐铸成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当初写那些文章实属为“稻粱谋”,又不能署真名,结集出版后仅得一本样书,还被政协的官员“借”走不还。事实上,“右派”分子即便摘帽,头上的帽痕犹在,在别人眼里还是戴罪之身,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左派,有谁会尊重他的著作权呢?现在,传记作者竟称,徐铸成“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如此“想当然”地曲解传主彼时彼地的心境,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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