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游戏——遗产之战

　　戴维·布尔从小就是个刺儿头，上世纪70年代他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时，就同老师发生过冲突，还经常与西温哥华地区的其他富二代们一起“鬼混”，并一度因非法持有大麻受到指控。父母则毫不隐晦对他的不满：父亲约翰在1973年因癌症去世前不久，对遗嘱做了非常大的修改，取消了他的继承权，指定妻子艾米莉和女儿苏珊作为仅有的继承人。

　　39年后，戴维的母亲艾米莉·布尔去世。生前凭借灵活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艾米莉将丈夫的资产经营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不动产，包括商用建筑和公寓，一处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的农场及一处位于夏威夷毛伊岛的分时度假房。去世前，苏珊再次成为大赢家——她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以确保这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连同位于温哥华岛的一处海滨住宅均落到女儿名下。58岁的戴维去年在法庭上对艾米莉的遗嘱提出质疑，不料换来的却是另一番更激烈的指责：因预料到他必有异议，母亲事先已同律师起草了一封信，只待他对遗嘱提出异议便将此信公开。

　　“我已与戴维断绝关系，并将其排除在我丈夫约翰·布尔的遗嘱之外，”艾米莉写道，“因为戴维十几岁时：1）吸食并贩卖毒品；2）逃学，并同邻居威尔伯恩太太同居；3）我们外出度假时，戴维和他的朋友闯入我们的住所，把约翰的战功勋章、我和女儿的首饰，以及其他一些无可替代的物品偷出去卖掉。”

　　因染毒而被捕；被两所公立高中除名；趁父母外出时在他们的住所内和朋友纵情狂欢长达一周……戴维的每一项劣迹都被艾米丽罗列在她开出的“羞辱清单”里。“他20多岁时和我住在一起，撞坏了6辆车，”艾米丽写道，随后又对儿子求学过程中的糟糕表现大加抨击，“毕卡连诺大学学制两年的商业课程，他花了10年才读完。”

　　去年12月，当争夺母亲的遗产进入庭审阶段时，戴维对于自己染毒、闯入父母住所和撞坏6辆车的说法均予否认。可如果他觉得自己的说法会博来同情，那可大错特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庭的加里·威瑟里尔法官认为戴维证词的关键部分“不能令人接受”而拒绝采信，并维持了艾米莉的遗嘱。威瑟里尔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尽管艾米莉在经济上以借贷和馈赠等方式对其施以帮助，但戴维仍心有不甘，嫉妒苏珊继承了约翰和艾米莉的遗产。”此外威瑟里尔还断言，戴维之所以对母亲的遗嘱持有异议，“皆因他的不甘与妒忌，并期望争夺更多的遗产”。

　　为回应质疑，今年3月初，戴维给媒体手写了一封信，声称自己用法律手段争夺遗产是为了“恢复家族荣誉”，并“为我的3个孩子获取他们理应得到的遗产”。

　　事实上，戴维对于一份意外之财的渴望，以及自认为拥有这份财产的想法，并不鲜见。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婴儿潮”一代（指1945—1964年出生的人）对于继承遗产有着几分期许，其中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得有着很高的期待——平均而言，加拿大人对于自己可能继承的遗产通常高估50%左右。

　　不可否认的是，这涉及到大笔钱财。加拿大BMO财富研究所统计显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将有差不多一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要从“最伟大的一代”（指出生于大萧条至二战时期的人）传给下一代。即便不谈通货膨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财富迁移”盛景，“婴儿潮”一代则被认为是受益者。

　　不过对于很多“婴儿潮”一代来说，这笔钱不会那么快就到手。如今50多岁的加拿大房屋所有者中，半数人仍背负着抵押贷款。同样，每两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表示希望在还清房贷前退休。

　　与此同时，加拿大信贷监控机构Equifax编制的数据显示，年龄在56岁至65岁之间的加拿大人，平均每人背负的消费债（如信用卡借款及汽车贷款）为2.7万美元。专家表示，这部分人需要现金来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于是他们开始不惜一切地争夺财产。法庭文件中充斥着将要退休的原告质疑上辈老人遗嘱的诉讼，亲人因此反目的事例亦与日俱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就是个权利问题，”多伦多的遗嘱与遗产专家梅根·康诺利说，“大家对此的看法就是：父母的储蓄是全家人的共同财富，人人有份。”

　　然而，财产的代际传递并不能保证让那些感受到经济压力的人受益。皇后大学的财富与遗产经济学家罗宾·伯德维指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加拿大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处于经济阶梯顶端的阶层手中。而遗产会确保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所有这些都暗示，对于这万亿美元财富大传递的期待，将使我们无视不可预料的代价——从代际间的经济紧张到家人间的反目成仇。钱能解决它引起的所有问题吗？

　　多伦多遗产律师莱斯·科策尔碰到过很多类似的事，他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某一天，一对气度不凡、年近六旬的夫妇来到他位于多伦多北部的律师事务所。从女人身上的皮草和男人身上的定制西服判断，科策尔还以为他们要处理的遗产数额巨大。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女人是一位代课老师，当时和丈夫租房子住，”他回忆说，“我问他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女人回答说：哈里是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他是一名‘待者（waiter）’（注：waiter本意为酒店服务员，即‘侍者’。此处借用词根‘wait’的‘等待’之意，便为‘等待者’、‘待者’的意思）。”科策尔没弄明白，还以为是“侍者”，忙问他在哪家酒店工作（他以为该酒店的小费肯定很惊人），女人再一次代丈夫回答：“哦，哈里不是‘侍者’，而是‘待者’，他在等待继承遗产。”

　　在科策尔看来，挥霍无度的“婴儿潮”一代同他们节俭惯了的父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分歧。他和同事巴里·费什联手写了3本书，里面收录了他所了解的家人之间为遗产而反目的事例，并从专业的角度去告诉读者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结果，他被扣上了“名流遗产律师”的帽子，经常登上美国及加拿大的各大媒体，如CNN、《华尔街日报》等。在和费什最近联袂出版的《遗产律师》一书中，科策尔列举了很多“最伟大的一代”与他们的子女及儿女手足之间发生的贪婪与背叛的故事。

　　科策尔说，在这方面投入的大量注意力让他对人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一本著作中，他讲述了一对老夫妇的遭遇。这对老夫妇已经成年的儿子搬到北安大略省的一个偏远矿镇上生活，为了让父母继续给自己提供现金支持，他谎称没找到工作。后来偶然有一次，这对老夫妇事先没通知儿子便去看望他，结果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在当地的矿井从事办公室工作，待遇相当不错，还和妻子去波多黎各进行了为期10天的游轮度假。“很明显，他等不及我们去世就想继承遗产了，所以就对我们撒谎。”该男子的母亲向科策尔说道。

　　有时候，被轻视的长辈也会对晚辈予以“反戈一击”。去年在温哥华，一位法官便维持了一位母亲的遗嘱。这位母亲名叫奥尔加·托宾，有两个孩子。她省吃俭用，靠着一份侍者的工作，积攒下了总价约30万美元的现金及房产财富。托宾性情暴躁，容易发火。晚年时曾同女儿芭芭拉短暂生活过，不过很快就因责骂外孙而被芭芭拉“请”出门。托宾对此的回应是，在2008年去世前将超过一半的财产转移到儿子罗伯特的名下。芭芭拉对于母亲的遗嘱提出质疑，可在走完漫长的法律程序，将母亲的遗产清算后她才发现，遗产结余仅够母亲的4个孙辈每人继承1.5万美元。

　　专家指出，这些事例说明了觊觎亲人财产的危害：当长辈觉察出晚辈早早“惦记”起其财产后，原本的家庭关系便会出现裂痕。如今，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愈发加剧了这一紧张情况。因为这意味着原本子女可以分到手的钱财，有可能被父母用来给自己养老，虽然这笔养老钱本来就是父母自己的积蓄。“年迈的父母要生活，要看病，这些都要花钱，可是年轻一代就会认为这些钱来自他们自己的口袋。”多伦多遗嘱与遗产专家康诺利说。

　　这类事情有可能变得很丑陋，来得很迅速。康诺利就曾见过不少成年继承者向父母施压，以提前获取遗产或完全控制父母财产的案例，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总是由侵占意图造成的。“子女们会想，‘这些钱终归是我的。现在老妈已经90岁了，又住在养老院里，为什么不能现在用这些钱呢？’”康诺利说，“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

　　根据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市场调查及分析服务公司Environics Analytics计算，加拿大65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流动资产为44.05万美元/户，不包括房屋、汽车等固定资产。而这些可观的财富也恰恰象征着它们的主人同“婴儿潮”一代人在价值观上的分歧。老一辈人经历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难以忘怀他们当年的艰苦经历，而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他们又懂得抓住时机积累财富，因为他们知道形势不会永远如此之好。

　　相比较而言，“婴儿潮”一代平均每户的流动资产仅为25.26万美元，且有着更多的负债。2008年以来，56—65岁群体的无抵押负债平均每户上升了40%以上，而且仍在上升中。有超过一半的“婴儿潮”一代向调查者表示，他们的退休储蓄不到10万美元。对此，专家提出警告称：如果房地产市场疲软，或者债务利率大幅上涨，很多人将陷入困境。

　　仅仅对“婴儿潮”一代口诛笔伐当然很容易，但也应看到，加拿大将近20年的低利率和房价上涨，让“婴儿潮”一代根本没有攒钱的欲望，人人都去借贷买房。他们的经济环境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自己的父母。

　　另一组发人深省的数据显示：加拿大17%最富有的老年人——平均每户的流动储蓄将近200万美元——坐拥加国总财富的1/3，是其余83%的老人拥有财富总和的3倍多。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得益于有钱父母的遗产，富有的“婴儿潮”一代将更加富有；而那些经济困难的即将退休者，将不得不主要依靠企业年金和社会养老保险度过晚年。

　　这种现象引起了极大关注，有人还呼吁在加拿大实行财富税，或向那些“继承了最多钱的人”征收遗产税。不过这并不容易得到认同。1950年代，渥太华曾构想过征遗产税，但应者寥寥，而且有关专家所提议的10万美元遗产起征点对于最富裕的17%的老人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可对于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这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无论怎样，那些过得滋润的人仍然会想方设法获取那些被他们视作家族财富的遗产。以戴维·布尔为例，他仍在同母亲的遗嘱较劲，尽管他的生活并不窘迫——戴维曾做过建筑公司经理，还干过房产经纪。作为母亲口中的“败家子”，他并不承认自己妒忌苏珊，对于被学校除名的原因，他的解释也颇令人心碎，“我逃学是因为我想家，想念我的家人”。

　　在戴维寄给媒体的照片中，有他在笑意盈盈的母亲及其他家庭成员身边的照片。这或许也曾是一个相亲相爱、关系密切的家庭。然而，新仇旧怨尚难平复，除非遗嘱得到改判，老迈父母的遗产不过只是一纸空文；等待，并非总能使“虔诚的”等待者们如愿以偿。

　　查理·吉利斯/文 张文智/译

　　[译自加拿大《麦考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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