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卡特·克里斯南与GiveIndia

　　那是我第一次上网捐款，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能否找到一家可信的慈善机构，我是不是要在一个接一个的弹出窗口和操作提示中摸索好久才行？而且我能知道自己的钱捐给谁了吗？怎么知道？

　　我打开了www.giveindia.org——GiveIndia，一家隶属于慈善机构“印度捐款基金会”的网站，“印度捐款基金会”是印度第一批开设在线捐款网站的机构之一，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站捐款。网站的主页上罗列了200多家经过认证的印度慈善机构的链接，我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家慈善机构，捐款额度在250至25000卢比之间（100卢比约合人民币9.75元）。作为介绍，每一家慈善机构的页面都为我提供了可资助项目。将来我还会收到一份详细报告，告诉我我帮助的是谁，如果我愿意，可以单独约见受捐人，以核实我捐的钱确实用到了实处。

　　因为我住在孟买，所以我觉得选一家孟买的慈善机构比较合适。作为一位曾经的癌症患者，我希望帮助一位生活困难的重病患者，我备好了4000卢比，准备捐给真正可信的慈善项目。

　　GiveIndia为我列出了10个合乎条件的捐款项，包括为一位女性乳腺癌患者移植假体乳房捐款1200卢比，还有每月为一位贫穷的艾滋病患者捐助1000卢比等。但是最让我动心的是“为一位每月需要做8次血液透析的重症肾病患者捐款4000卢比，以挽救他的生命”。设立这个捐款项目的是孟买非政府组织“现代教育、社会和文化组织”（简称MESCO），这不是个徒有虚名的机构，它有将近50年的历史，它成立的宗旨就是以各种形式帮助穷人，让他们的“明天更美好”。

　　用信用卡付款时，我注意到，GiveIndia向我加收了400卢比手续费，也就是我所捐款额的10%，这样我的捐款总额便是4400卢比。印度针对个人捐款收取的手续费的平均比例为30%至40%，就此而言，GiveIndia向我收取的手续费并不算高。点击“确定”后仅仅几秒钟，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一份回执，我可以凭借它申请税收减免。邮件中提示，我在几个月后可以获得那位肾病患者的受捐详情。我怀着一份好奇与欣喜静静等待着。

　　自2000年启动以来，GiveIndia在印度本土的捐款人已接近30万，善款总额超过25亿卢比。这些款项的用途无所不包，从修理农村谷坊到为渔民提供渔网，从为老年人提供助行器到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学费。GiveIndia还引入了新颖、方便的捐款方式，使非政府组织变得更为透明，极大地促进了印度慈善事业的发展。GiveIndia的目标是让印度的中产及上流人士拿出年收入的2%捐给穷人。虽然目前的成果与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是GiveIndia得到了广泛赞扬。“‘印度捐款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富创新精神的慈善机构之一。”美国社会咨询机构“监督研究所”总裁凯瑟琳·富尔顿评论说。

　　GiveIndia是印度阿莫达巴德管理学院优秀毕业生温卡特·克里斯南·N的创举，当年，他放弃了一家大公司的高薪工作，选择为贫困者服务。

　　这不是他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现年44岁的温卡特上学时就耳闻目睹着身边的贫富分化，这让他心生困惑。“我的一些同学住在阔气的两居室中，”他说，“另外一些同学却住在贫民区，这不公平。”

　　从七年级开始，温卡特就下决心要不遗余力地为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而努力。但是怎样走出一条最适合他的性格和才干的道路，这一问题让他思考了很久。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通过了阿莫达巴德管理学院和印度统计学院两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喜欢学数学，可还是选择了阿莫达巴德管理学院。“有了MBA文凭，很快就能挣到大钱，”他说，“这能给你带来做自己真正想做之事的能力和自由。”

　　在阿莫达巴德管理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在“卡迪农村产业委员会”进行过一个暑假的实习。但是这段经历的唯一收获是让他确信：要想帮助穷人，不能依靠政府，只有利用自己的头脑和管理才干另辟蹊径，才可能营造更公平的印度社会。

　　读研究生期间，温卡特在一家公司干了3年。后来，他和学院的一位教授及两个校友在阿莫达巴德建了一所学校，致力于为中产家庭的孩子及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同等的一流教育。

　　1998年，温卡特花两个月时间去美国做了一次考察，访问了一些学校。那里的中产家庭的慈善捐资活动触动了他，他加入了他们的志愿服务，并且为需要的慈善项目募捐。在他访问的一个镇子，居民们甚至以投票形式推动一项法案向自己征税，用以兴建当地的一座体育馆。

　　这次美国之行让温卡特想了很多。他看到印度各地有一些小型非政府组织虽然名气不大，却成功地各出奇招，为穷困孩子提供着受教育机会。尽管如此，这些机构也不得不因经费匮乏而苦苦挣扎。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庞大的捐款市场有待开拓：印度各界专业人士的收入都很丰厚，包括他的很多同学。但是他们都对捐款望而却步，因为不知道哪家慈善机构可信。为何不建立一个机构，对印度非政府组织做考量，对那些可信的慈善机构进行认证，然后鼓励人们为他们捐款呢？那时，印度还没出现过类似的监督机构。

　　温卡特的想法引起了纳奇科特·莫尔的注意，纳奇科特也是阿莫达巴德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当上了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扶贫部主任。但是纳奇科特的兴趣不仅是成立一家非政府组织监督机构。他所在的扶贫部正在尝试利用互联网进行数项帮扶计划，所以他建议温卡特利用互联网募捐。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三家慈善机构这样做过。但是作为一名科技爱好者，温卡特马上点了头。

　　很多朋友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告诉他，他疯了，没人敢在网上捐款，”成立于1972年的印度非政府组织“阿普纳拉亚慈善基金会”现任主席安娜蓓尔·梅赫塔说，“好在他没理睬我的话。”2014年，“阿普纳拉亚慈善基金会”通过GiveIndia募集到的捐款超过150万卢比。

　　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承诺拨给温卡特一间办公室和790万卢比的前期贷款创业，接下来，温卡特开始四处访贤，雇佣一些年轻的专业人士。他的第一名员工名叫柯世提·比森，一位管理学研究生，理想是当作家。“温卡特在学院外的一个茶摊里对我做了面试。”比森回忆说。比森后来在GiveIndia干了几年，现在是新德里的一名记者。

　　温卡特并非总能给新员工留下好印象，特贾斯·莫尔·德赛曾经是一名出色的会计，但她厌倦了公司里的明争暗斗，她承认，她和温卡特的第一次见面是“见光死”。“他的衬衫都没熨过，还缺了一个纽扣。他有一种傲气，好像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但是当温卡特把计划讲给她时，特贾斯开始侧耳倾听。“他的计划是那样清晰而富有远见，”她说，“他在做着一件从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为了弄清楚那些“该出手时不出手”的捐款者的顾虑，温卡特对印度的5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大调查。他获得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人们能决定捐款的使用方式，他们捐款的热情会大大提高。“捐款者希望能全程监督他们的捐款，”温卡特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捐款进了不该进的人的口袋，比如，捐出的钱是给某人付了电费，还是成了一位老师的薪水？所以你必须给他们宝贵的选择权。相对于模糊的‘资助一个孩子的学费’而言，‘资助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全年课本费’会吸引到更多的捐款者。”

　　但是以往的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过相应服务，温卡特和他的员工只能从零开始。“我们为每一家非政府组织的预算进行了详实的划分，建立了能够让捐款者理解的可靠选择。”温卡特说。除此之外，温卡特还认为，每一位捐款者都应收到一份反馈报告，包括有关的照片。“看到用你的捐款购买了书本的孩子的笑脸，或者为农村开掘的一口井，能给你带来善款善用的信心。”温卡特说。

　　想让非政府组织开启这样的服务并不那么容易。社会活动家们确实热心于慈善事业，但是通常不愿费心去记录捐献成果。GiveIndia的年轻实干家们经过多番游说，才与这些缺人手、少资金的印度非政府组织取得合作。

　　GiveIndia的工作条件差强人意：阿莫达巴德的气温动辄摄氏40度以上，而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员工要自己掏钱买茶和咖啡；远途出差时，他们只能选择最廉价的交通工具。

　　温卡特不光“吝啬”，还是个苛刻的老板。他说话直截了当，批评员工毫不留情，经常把员工训哭。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更高，并且鼓励同事们遇事自己做决定。

　　“我在给温卡特打工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有权力，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成熟了很多。”普诗帕·阿曼·辛格说。辛格以前是GiveIndia的首席运营官，现在是“印度启明星网站”的首席执行官，这个网站负责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

　　温卡特也有细腻的一面，不过他的同事们很少看到，柯世提·比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柯世提是一个同性恋者，不过一直非常隐蔽。一次，温卡特偶然知道了这个秘密，把柯世提叫了过去。“我的思想压力很大，”比森回忆说，“但是温卡特非常开明，事实上，他还鼓励我真诚地面对自己。他就像一个坚果，外面很坚硬，里面很温柔。”

　　2000年9月15日，GiveIndia网站启动。首次在网站推出的是9家注册非政府组织，但是捐款者寥寥。2001年1月26日，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GiveIndia马上为救济灾民增开了特别页面。一天内，他们的网站点击率就达到了100万次。当年3月底，GiveIndia收到的捐款总额已达1000万卢比。

　　大地震后的几天里，还出现了几次余震，但是温卡特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撤离，继续在位于10楼的办公室里工作，一有“隆隆”的声响，他们就跑下楼避难。一次，辛格来不及穿鞋就跑了下去。“我正发愁光着脚怎么回家，温卡特不顾众人警告，面不改色地跑回了10楼，把我的鞋拿了下来。”辛格回忆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GiveIndia开创了一些新的捐款模式。2003年，网站启动了一项捐款活动：让各大公司员工自己选择一家非政府组织，每月捐出50卢比以上的薪水。这笔捐款每月自动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所有捐款者都会收到一份回执。

　　“我们的员工都喜欢这个活动，”印度简柏特公司副总裁艾米特·阿加沃尔说，“简柏特公司印度本土的1万多名员工进行了募捐，其中包括很多薪水并不高的年轻初级员工。”2014年，GiveIndia以这种形式，从120家公司的5万多名员工处募集捐款超过1.3亿卢比。

　　GiveIndia的另一个独特创意是利用马拉松比赛的机会募捐。2004年，孟买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马拉松赛，GiveIndia是官方指定的公益合作伙伴。但是最终募得的捐款并不多。于是GiveIndia想了一个办法：按照参赛者承诺的捐款数额，给他们分组，其中的“梦之组”容纳了影星、运动明星和企业大亨。被誉为世界最伟大击球手之一的印度板球明星沙奇·德鲁卡也同意参加比赛，虽然警方因为热情的球迷可能会挤伤这位大球星，最后一刻拒绝了他的上场请求，但这场比赛仍然为GiveIndia募集到4000万卢比。

　　温卡特不但自己募捐，还为他的朋友出谋划策，告诉他们怎样筹集到更多捐款。他的朋友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的纳奇科特·莫尔就给自己的朋友写信，包括一些印度的顶级企业家，以游说他们捐款。一部分人给他捐了款，每人5000卢比。后来，温卡特建议莫尔再次给那些人写信，说他的个人捐款数额是100万卢比，让他们向自己看齐。莫尔的几个朋友当即表示同意。“募捐的秘密就在于你要以身作则。”温卡特笑着说。

　　2006年，GiveIndia开设了“我捐”版块，每个用户都可以在这个版块设立自己的页面。事实证明，这个版块尤其适合那些希望为某一慈善工程捐款但财力不足，愿意以个人名义发起募捐的用户。典型的例子是阿莫达巴德慈善人士苏迪尔·库尔卡尼，他深爱的姐姐因卵巢癌去世，为了纪念姐姐，库尔卡尼决定为一家帮扶贫困女性癌症患者的非政府组织募集捐款。于是，他在GiveIndia注了册，在慈善机构名单上选择了一家非政府组织，然后给他认识的所有人发了电子邮件，请他们各尽所能捐款，钱款多少不限。他还定期去“脸书”发贴募捐。不到三个月，他就筹集到70万卢比。

　　2007年上半年，温卡特决定离开GiveIndia，他的继任者、GiveIndia现任首席执行官乌扎瓦尔·塔卡尔说：“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创建者请辞，这种事极为少见，但温卡特就是这样做的。”温卡特这样解释他的辞职理由：“一家机构最初创业的几年能够保持高涨的热情，也能创造一种新气象。但是站稳脚跟后，它就需要一个宽容多、要求少的人来执掌。我觉得我当不了一个大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我觉得GiveIndia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我。”

　　不管事实是否如此，GiveIndia在温卡特继任者的带领下继续成长壮大，而温卡特现在正致力于推动一个名叫“丹·优提萨比”，也叫“快乐贡献周”的募捐活动，这是他离开GiveIndia后发起的一项募捐活动。

　　一位名叫阿巴兹·哈斯比·库雷希的18岁男孩患了肾衰竭，他的生命靠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一次透析需要550卢比，但是他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只有6000卢比，要养活一家五口人。我最近收到GiveIndia发来的一封电邮，邮件说几个月前我捐助的4400卢比用于给阿巴兹支付大约8个月的透析费。

　　我来到了阿巴兹的家乡。阿巴兹刚刚结束了一个疗程的透析从医院回家，他看上去面色苍白、个头矮小，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不错，脖子上围着一条亮蓝色的方巾，方巾遮住了做透析时颈部留下的伤口。我问他如果可以，愿不愿意回学校继续上学。他说他非常愿意——他会努力好好学习。

　　对于捐款者来说，这不就是最好的回报吗？

　　阿肖克·马哈德万/文 孙开元/译

　　[译自印度《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