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高考时代

的结果完全不同。

  2000年甘肃省文科状元郭洋上了北大法律系,她曾经对王极盛说,“我第一年还很幼稚,就因为讨厌高中数学老师,数学不好好学,因为偏科总分只考了476分。复读的一年就拼命做数学题,一共做了8本书,没心没肺地也不想别的,压力反而比别人少。”

  2008年,北京一位王姓考生第三次参加高考。他第一年复读的时候考了600多分,被湖北大学录取了他不去,非要上北太。第3次高考时刚开考10分钟,他说胸疼。监考老师赶紧请医生给他注射了安定剂。感觉好一点,监考老师说“那在备用教室继续考试吧”。刚听到“考试”俩字,他就满嘴吐白沫、四肢抽搐。上救护车前他还撂下一句话:“我明年还参加高考”。

  “不公”改不了,只有赌一把

  前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愈演愈烈的高分复读现象与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复读学校对考上“清北”学生的高额奖金诱惑密不可分。

  一面是高四高五的慷慨悲壮,一面是欣欣向荣的高复经济。当教育观察家把高分复读当做一种社会病来解析的时候,当事人却有苦衷。

  几乎受访的复读生都将自己的复读归结为“赌博”:代价是一年或几年青春年华,赌赢了就是后半生的幸福。

  “在复读这场赌局里,有许多地方性的复杂情况”。日照高考补习学校一位老师告诉本刊,山东省历年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考大省和难省,10年前当全国高考还是同一张试卷的时候,山东就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省份之一,而日照市在山东省内又一直被列为‘省属线”(录取分数最高线)地区,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考生显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也就因此涌现出了更壮观的高分复读群体。

  比起以冲刺清北为目的张璐等一本线考生而言,王明伟等二本线上的复读生对高考的“不公”更有感触:去年山东省内(理科)一本线是各地区统一的,二本线却有3条,其中济南、青岛为534分,潍坊、临沂、德州等地区执行市属线544分,而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554分,比济南青岛线整整高出20分,文科的省属线和济南青岛线同样相差20分。

  去年,山东共有理工科考生34.6万余人,达到一本线的有5.48万人,比例仅为15.8%。而在545-550分之间的考生非常集中,达1.07万人,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如果生源地为青岛、济南或潍坊、临沂,都有可能被正规本科院校录取,而如果生源地为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的地区,则多半不得不接受复读的命运。

  日照高考补习学校隶属日照市东港区教委,去年共招收12个班,包括3个文科班,9个理科班,接近900名复读生。据王明伟介绍,他所在的班级共有65名复读生,像张璐这样去年分数过一本线的高分考生共有8人,占全班人数的12%,另有10人是多年复读生。

  该校一位班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如果省内二本线统一划定,他过去几年所带的复读生中至少能再多50个学生能被较理想高校录取。

  “一方面本地复读的压力特别大,另一方面高分复读生却越来越多。”该班主任说,他带的班级中有一个女生因为压力太大,甚至留下遗书准备自杀,“他们根本输不起。”

  “国外的学生,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即便是一定要考名牌大学,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导师推荐、平时成绩测评等方式。”曾经是江西的一名高分复读生,如今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博士的徐晓军告诉本刊。

  “我第一次高考在2000年,那时候没有任何自主招生政策,即使对我们这样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江西这种人口大省想进入一流大学,只有考试一条路可走,如果高考失利就只能复读,别无他选。这种制度让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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