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的10年样本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杨剑昌
- 发布时间:2010-08-05 15:47
按照杨剑昌的设想，设立接访室是个探索，由此来辐射其他代表，结果却推展不开，很多人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愿做“花瓶代表”。
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都是杨剑昌与他的同事们最为忙碌的日子：这一天，杨剑昌开门接访。6月30日是星期三，上午，照旧有大批的访民涌来。
这是自5月21日杨剑昌以高票当选为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以来的第一次接访，场面与往日一样热闹：来访者多达五六十人，以排号方式逐一反映情况，由杨剑昌当场进行分析，并就解决方法予以指导。
争议也由此而起，“有人不理解，说我这个人大代表都成了接访员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妥协，就在这次接访中，杨剑昌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深圳全体市民，“从明天开始，只为罗湖区的人接访。”而原因是，“有人说我是罗湖区选出来的代表，只能管本区的事。”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只有40％
第一次定点、定时接访，杨剑昌记得是2005年8月3日，地点也是罗湖区工商分局消委会的办公室，一下子来了100多人，市人大还专门派人过来观摩。
“接访室”设立之初，杨剑昌每周两次接访：每月第一周与最后一周的周三，因“工作量太大”，2008年底改为每月一次。而之所以要设立这样的“接访室”，杨剑昌说，“平时很多市民来找我，我就想，不如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阳光、透明地面对市民。”
据统计，自“接访室”设立以来，杨剑昌共接了近3000个案子，涉及人群逾两万，遭际各种各样。36岁的武学仓是河南人，来深圳3年了，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司机，2009年6月发生车祸，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对他在车祸中造成的身体损伤不做任何赔偿。武学仓的伤势不轻，目前仍行动不便，不能工作，妻子从老家赶到深圳照顾他，由于没有收入，只能以捡垃圾为生。通过老乡介绍，武学仓知道了“杨代表是个为民力、事的好人”，6月30日，一大早就赶到罗湖区消委会，希望能得到杨剑昌的帮助，得到合理赔偿。
同来反映问题的还有赵小姐，她原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因为身兼其居住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就辞了原先的职务，一心一意为业委会服务。赵小姐的问题是，2010年的业主大会在6月份召开一次后即得到社区工作站的勒令停止通知，业委会对此表示不解，多次发函询问原由，都未能得到答复。
对于反映过来的这些问题，杨剑昌通常的工作方法是，“先把意见汇总，写好材料，交由市人大常委会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杨剑昌介绍，这其中，“能得到答复的有60％，真正得到解决的，只有40％。”
前一段时间，杨剑昌的“接访室”曾接到这样一个案件：盐田区某村出嫁外村的一个女儿，既不能在婆家所在村拿到村企业的分红，在娘家村也拿不到了。这个问题没能在当地解决。杨剑昌就此写了一个意见给市人大，市人大批转给盐田区人大常委会办理，结果盐田区人大给市人大回复说：杨剑昌不是盐田区选出来的代表，不受理。“如果每个代表每月解决一个问题”
设立“接访室”之前，杨剑昌曾算过一笔账：当时深圳有市级人大代表300多人，每个区有区级人大代表近200人，深圳共6个区，两级人大代表加起来约1500人，“再加上全国人大代表、各级党代表、政协委员”，这个群体有5020多人，“如果每人每月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每年就有6万件，社会就和谐了，就无须往省里、北京上访了。”
按照杨剑昌的设想，设立“接访室”是个探索，“通过我的探索，来辐射其他代表”，结果却“推展不开”，“很多人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愿做‘花瓶代表’。”
杨剑昌则不同，有时他会像一名记者那样去调查案件，甚至暗访。回忆起来，这些大都发生在“接访室”设立之前。2004年前后，一种被称作“分时度假”的骗局开始在深圳出现，杨剑昌及罗湖区消委会不断接到投诉，大致情节是：交一笔钱成为某公司“时光商务度假”会员后，按照公司的承诺，可免费人住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会员酒店，但是，会员到指定旅游点消费时，却发现不能免费住宿。
为了能查出真相，杨剑昌自己花几万块钱，买了偷拍设备，他是当地媒体报道的常客，被很多人认识，自己不便出面，就安排同事进到这家公司偷拍，接收信号的设备放在外面的车子上。
就是以这种调查与暗访的方式，在那几年里，一些黑屠宰场、黑水厂、赌博窝点等被连连打掉。这些场所大都设在关外，有的设在山上，杨剑昌说，他都是先取得证据，再向市里报告，之后协调公安、城管、工商、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联合打击处理。
2005年，深圳梧桐山上发现有公司在生产“黑水”，日生产量高达两万多桶，外卖时称为矿泉水，实则只是从蓄水池里直接灌装，并未经过严格处理。杨剑昌回忆，当时这家公司还跟深圳一些报社合作，“订报纸，每年送12桶水。”之前，省打假办也接到投诉，进行过处理，但由于“背后有一个利益团伙”，没能打掉。杨剑昌三次上山调查，之后组织了公安、工商、城管、卫生、国土、地质、法院等10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才将其取缔。
杨剑昌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几年，他的名字不能在当地报纸上出现。
从“鸭鹅毛走私”到“天价索赔案”
杨剑昌是在2000年4月当选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的，连任了两届，又在2010年连任为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杨剑昌告诉本刊记者，早在1999年，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罗天等就曾推荐他候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因有人反对，没能成功。
被推荐候选全国人大代表与当选深圳市人大代表的一个背景，是此前的“泰明案”，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中，杨剑昌曾被索赔1700多万元。
1997年，在罗湖区消委会工作的杨剑昌接到300多名消费者投诉，反映深圳泰明国贸商场发布虚假广告出租商铺，有欺诈行为，经调查发现该公司涉嫌诈骗1.2亿元，杨便写报告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令杨剑昌想不到的是，泰明公司未能被处理，他却被告上法庭，泰明公司要他赔付数额高达1700多万元的名誉损失费。长达三年的官司尽管以杨的胜利告终，但在巨压之下，杨剑昌三次住院治疗，头发尽白。
“泰明案”经历了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省高院发回重审、市中院再次驳回起诉的曲折过程，回忆起来，杨剑昌至今感慨其中的艰辛，此案也是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才得以峰回路转的：1999年7月29日，朱镕基总理在国家审计署呈报的《审计要情》上对彭氏兄弟骗贷案批示：必须彻查严惩。
53岁的杨剑昌是广东龙川县人，1981年，怀着“出来闯一闯”的念头来到还俨然是一块大工地的特区深圳，做过牙医，还做过水电工、木匠、仓库保管员，后来到罗湖区消委会，则跟他早期的几次“举报”相关。
刚到深圳，杨剑昌是在沙河一家医院做牙医，在此期间，他发现医院里有个怪现象：角落里放着用麻袋装着的鸭毛、鹅毛。后来，他才知道这些鸭毛、鹅毛是当地人进行走私的掩饰物：在附近农村收购金银与古董，塞进鸭毛鹅毛里，晚上送到深圳湾，走私到香港。初来乍到，杨剑昌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题为《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报告，向有关部门举报。
这是杨剑昌的第一次举报，结果是，他不得不离开这家医院，历经颠沛，终于在一家装饰公司稳定下来，但在目睹该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后，仍是按捺不住，选择了实名举报，结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得到查处，而他不得不再次走人。
也因为后一次举报，杨剑昌出了名。199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关于杨剑昌的报告上批示，要市工商局给杨剑昌安排工作，杨剑昌先是被安排在市工商局直属彩印厂当工人，一年后又到罗湖工商分局消委会，对于杨剑昌来说，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个岗位。
市领导认为他“不容易”
市人大代表之外，杨剑昌的另一个身份是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自1994年到消委会，他已在这个岗位上千了16年，先是普通科员，后是副主任科员，2009年又升为主任科员。
罗湖区工商分局现在的名称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杨剑昌的办公室在八楼，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墙上的几幅题词，其中一幅写着“正气”两个大字，另一幅则写着：扬正义利刃，维百姓福昌；数真心英雄，乃布衣青天。
6月21日下午，本刊记者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杨剑昌，他正忙着修改一份《解决我市消费维权体制问题的若干建议》，这是要送交市委书记与市长的。在杨剑昌看来，消委会应该从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中独立出来，应赋予更大的监督权，“不仅要监督消费市场中的企业、商家，还要监督消费市场的执法主体一诸多政府部门。”
“现在消费者的权益被侵害，很多部门都参与进去了。”杨剑昌说。
这些思考显然来自于他的现实工作。杨剑昌办理的案件数量非常之大，这是由于他兼具了消委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公众人物三种身份，而且深圳是移民城市，罗湖区又位于“金三角”地带，每年从口岸进出的人口多达9000万人，产生的消费者投诉就更密集。一个现实是，“深圳其他5区的消委会，加上市消委会，每年接到的投诉都不如一个罗湖区消委会多。”
2009年9月，在一家通信公司上班的叶美霞与同事通过深圳某旅游公司到泰国旅游，在印度洋里，乘坐的快艇突然翻船，他们一帮人全掉进了水里，几个小时后才被救出，惊吓之外，包括相机在内的财物也全部落水。回深圳后，他们找到旅游公司，得到的答复是“每人赔偿200元”，他们找到消委会，经杨剑昌调解，每人获赔8500元。
在此之前，叶美霞就听到过杨剑昌的事情，“他在深圳很有名，很为民解决问题”，而通过这个事件，她更为坚定，“杨代表确实是在帮我们争取权益。”
明确支持杨剑昌的是广东省的一些老干部，结识于处理“泰明案”过程中。杨剑昌说：2000年他之所以被推荐为罗湖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这些老领导的交待。”
2009年年中，杨剑昌接到投诉，由人大、政府、国土等部门规划的作为便民工程的位于罗湖区笋岗物流园区的一个多功能停车场，在2008年建成后被改变用途，成了出租摊位的旧货市场，以致周边企业停车问题不能解决，企业主们联名上告。这时，恰逢王荣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杨剑昌就写了一份材料，连同媒体对他的报道一并送到市政府秘书处。不久，王荣的秘书给杨剑昌打来电话，说王书记已认真看了材料，认为他“环容易”，“有什么事就找他”，并已就停车场问题做了批示。
差点未能连任人大代表
争议并未因此休止。6月底，由几名深圳市民自发组成的民间观察组经过对2008年至2010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提建议、议案和提案数量进行统计，发布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两次提到杨剑昌：今年407名人大代表共提出520件建议和11件议案，其中提建议最多者是杨剑昌，主提建议36件，而杨剑昌的“关于立项制定我市交通发展大计建议”却被评为“最具争议建议”，在这个建议中，杨剑昌提出宝安、龙岗、光明新区、坪山新区的车辆不得进入深圳市区。
刚刚卸任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对杨剑昌的评价很高，认为杨剑昌“急公好义，敢于与歪风邪气、不公平行为做斗争，说话不怕得罪人，是很好的代表”。邱玫介绍，杨剑昌是深圳市三届、四届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两届之后就不能再选了，当时区里也请示了市里，说杨剑昌都当了两届了，不让他当了，而市人大常委会则认为由市里出指令性意见不合适，还是由区人大代表来选择，结果杨剑昌再次高票当选。
邱玫说，在市人大，“一半以上的人支持杨剑昌”，“有人头疼他，嫌他提问题太多，我的理解是，政府部门也想解决问题，但有轻重缓急，人大代表提了，也不能说第二天就给你解决，要等以后才能解决，但杨剑昌就等不了这个，他会一直找你，很坚持，有些人就觉得头痛。”但是，在邱玫看来，“老百姓会说，选这样的代表有用啊”，“看人要看大节。”
在工作中与杨剑昌接触颇多的深圳市人大选联任工委主任科员刘德永是杨剑昌的坚定支持者，对杨的评价很高，而对于争议，刘德永的看法是，“他的出发点应该肯定，用意是反映老百姓的问题。”
但在刘德永看来，“代表收集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组织来传递。如果缺乏一个把关环节的话，就分不清楚这是代表身份的行为，还是私人行为。全市几百名代表，如果都以个人名义给党委、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的话，去找他们，跟踪督办，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
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都是杨剑昌与他的同事们最为忙碌的日子：这一天，杨剑昌开门接访。6月30日是星期三，上午，照旧有大批的访民涌来。
这是自5月21日杨剑昌以高票当选为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以来的第一次接访，场面与往日一样热闹：来访者多达五六十人，以排号方式逐一反映情况，由杨剑昌当场进行分析，并就解决方法予以指导。
争议也由此而起，“有人不理解，说我这个人大代表都成了接访员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妥协，就在这次接访中，杨剑昌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深圳全体市民，“从明天开始，只为罗湖区的人接访。”而原因是，“有人说我是罗湖区选出来的代表，只能管本区的事。”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只有40％
第一次定点、定时接访，杨剑昌记得是2005年8月3日，地点也是罗湖区工商分局消委会的办公室，一下子来了100多人，市人大还专门派人过来观摩。
“接访室”设立之初，杨剑昌每周两次接访：每月第一周与最后一周的周三，因“工作量太大”，2008年底改为每月一次。而之所以要设立这样的“接访室”，杨剑昌说，“平时很多市民来找我，我就想，不如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阳光、透明地面对市民。”
据统计，自“接访室”设立以来，杨剑昌共接了近3000个案子，涉及人群逾两万，遭际各种各样。36岁的武学仓是河南人，来深圳3年了，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司机，2009年6月发生车祸，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对他在车祸中造成的身体损伤不做任何赔偿。武学仓的伤势不轻，目前仍行动不便，不能工作，妻子从老家赶到深圳照顾他，由于没有收入，只能以捡垃圾为生。通过老乡介绍，武学仓知道了“杨代表是个为民力、事的好人”，6月30日，一大早就赶到罗湖区消委会，希望能得到杨剑昌的帮助，得到合理赔偿。
同来反映问题的还有赵小姐，她原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因为身兼其居住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就辞了原先的职务，一心一意为业委会服务。赵小姐的问题是，2010年的业主大会在6月份召开一次后即得到社区工作站的勒令停止通知，业委会对此表示不解，多次发函询问原由，都未能得到答复。
对于反映过来的这些问题，杨剑昌通常的工作方法是，“先把意见汇总，写好材料，交由市人大常委会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杨剑昌介绍，这其中，“能得到答复的有60％，真正得到解决的，只有40％。”
前一段时间，杨剑昌的“接访室”曾接到这样一个案件：盐田区某村出嫁外村的一个女儿，既不能在婆家所在村拿到村企业的分红，在娘家村也拿不到了。这个问题没能在当地解决。杨剑昌就此写了一个意见给市人大，市人大批转给盐田区人大常委会办理，结果盐田区人大给市人大回复说：杨剑昌不是盐田区选出来的代表，不受理。“如果每个代表每月解决一个问题”
设立“接访室”之前，杨剑昌曾算过一笔账：当时深圳有市级人大代表300多人，每个区有区级人大代表近200人，深圳共6个区，两级人大代表加起来约1500人，“再加上全国人大代表、各级党代表、政协委员”，这个群体有5020多人，“如果每人每月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每年就有6万件，社会就和谐了，就无须往省里、北京上访了。”
按照杨剑昌的设想，设立“接访室”是个探索，“通过我的探索，来辐射其他代表”，结果却“推展不开”，“很多人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愿做‘花瓶代表’。”
杨剑昌则不同，有时他会像一名记者那样去调查案件，甚至暗访。回忆起来，这些大都发生在“接访室”设立之前。2004年前后，一种被称作“分时度假”的骗局开始在深圳出现，杨剑昌及罗湖区消委会不断接到投诉，大致情节是：交一笔钱成为某公司“时光商务度假”会员后，按照公司的承诺，可免费人住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会员酒店，但是，会员到指定旅游点消费时，却发现不能免费住宿。
为了能查出真相，杨剑昌自己花几万块钱，买了偷拍设备，他是当地媒体报道的常客，被很多人认识，自己不便出面，就安排同事进到这家公司偷拍，接收信号的设备放在外面的车子上。
就是以这种调查与暗访的方式，在那几年里，一些黑屠宰场、黑水厂、赌博窝点等被连连打掉。这些场所大都设在关外，有的设在山上，杨剑昌说，他都是先取得证据，再向市里报告，之后协调公安、城管、工商、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联合打击处理。
2005年，深圳梧桐山上发现有公司在生产“黑水”，日生产量高达两万多桶，外卖时称为矿泉水，实则只是从蓄水池里直接灌装，并未经过严格处理。杨剑昌回忆，当时这家公司还跟深圳一些报社合作，“订报纸，每年送12桶水。”之前，省打假办也接到投诉，进行过处理，但由于“背后有一个利益团伙”，没能打掉。杨剑昌三次上山调查，之后组织了公安、工商、城管、卫生、国土、地质、法院等10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才将其取缔。
杨剑昌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几年，他的名字不能在当地报纸上出现。
从“鸭鹅毛走私”到“天价索赔案”
杨剑昌是在2000年4月当选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的，连任了两届，又在2010年连任为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杨剑昌告诉本刊记者，早在1999年，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罗天等就曾推荐他候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因有人反对，没能成功。
被推荐候选全国人大代表与当选深圳市人大代表的一个背景，是此前的“泰明案”，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中，杨剑昌曾被索赔1700多万元。
1997年，在罗湖区消委会工作的杨剑昌接到300多名消费者投诉，反映深圳泰明国贸商场发布虚假广告出租商铺，有欺诈行为，经调查发现该公司涉嫌诈骗1.2亿元，杨便写报告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令杨剑昌想不到的是，泰明公司未能被处理，他却被告上法庭，泰明公司要他赔付数额高达1700多万元的名誉损失费。长达三年的官司尽管以杨的胜利告终，但在巨压之下，杨剑昌三次住院治疗，头发尽白。
“泰明案”经历了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省高院发回重审、市中院再次驳回起诉的曲折过程，回忆起来，杨剑昌至今感慨其中的艰辛，此案也是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才得以峰回路转的：1999年7月29日，朱镕基总理在国家审计署呈报的《审计要情》上对彭氏兄弟骗贷案批示：必须彻查严惩。
53岁的杨剑昌是广东龙川县人，1981年，怀着“出来闯一闯”的念头来到还俨然是一块大工地的特区深圳，做过牙医，还做过水电工、木匠、仓库保管员，后来到罗湖区消委会，则跟他早期的几次“举报”相关。
刚到深圳，杨剑昌是在沙河一家医院做牙医，在此期间，他发现医院里有个怪现象：角落里放着用麻袋装着的鸭毛、鹅毛。后来，他才知道这些鸭毛、鹅毛是当地人进行走私的掩饰物：在附近农村收购金银与古董，塞进鸭毛鹅毛里，晚上送到深圳湾，走私到香港。初来乍到，杨剑昌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题为《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报告，向有关部门举报。
这是杨剑昌的第一次举报，结果是，他不得不离开这家医院，历经颠沛，终于在一家装饰公司稳定下来，但在目睹该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后，仍是按捺不住，选择了实名举报，结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得到查处，而他不得不再次走人。
也因为后一次举报，杨剑昌出了名。199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关于杨剑昌的报告上批示，要市工商局给杨剑昌安排工作，杨剑昌先是被安排在市工商局直属彩印厂当工人，一年后又到罗湖工商分局消委会，对于杨剑昌来说，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个岗位。
市领导认为他“不容易”
市人大代表之外，杨剑昌的另一个身份是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自1994年到消委会，他已在这个岗位上千了16年，先是普通科员，后是副主任科员，2009年又升为主任科员。
罗湖区工商分局现在的名称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杨剑昌的办公室在八楼，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墙上的几幅题词，其中一幅写着“正气”两个大字，另一幅则写着：扬正义利刃，维百姓福昌；数真心英雄，乃布衣青天。
6月21日下午，本刊记者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杨剑昌，他正忙着修改一份《解决我市消费维权体制问题的若干建议》，这是要送交市委书记与市长的。在杨剑昌看来，消委会应该从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中独立出来，应赋予更大的监督权，“不仅要监督消费市场中的企业、商家，还要监督消费市场的执法主体一诸多政府部门。”
“现在消费者的权益被侵害，很多部门都参与进去了。”杨剑昌说。
这些思考显然来自于他的现实工作。杨剑昌办理的案件数量非常之大，这是由于他兼具了消委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公众人物三种身份，而且深圳是移民城市，罗湖区又位于“金三角”地带，每年从口岸进出的人口多达9000万人，产生的消费者投诉就更密集。一个现实是，“深圳其他5区的消委会，加上市消委会，每年接到的投诉都不如一个罗湖区消委会多。”
2009年9月，在一家通信公司上班的叶美霞与同事通过深圳某旅游公司到泰国旅游，在印度洋里，乘坐的快艇突然翻船，他们一帮人全掉进了水里，几个小时后才被救出，惊吓之外，包括相机在内的财物也全部落水。回深圳后，他们找到旅游公司，得到的答复是“每人赔偿200元”，他们找到消委会，经杨剑昌调解，每人获赔8500元。
在此之前，叶美霞就听到过杨剑昌的事情，“他在深圳很有名，很为民解决问题”，而通过这个事件，她更为坚定，“杨代表确实是在帮我们争取权益。”
明确支持杨剑昌的是广东省的一些老干部，结识于处理“泰明案”过程中。杨剑昌说：2000年他之所以被推荐为罗湖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这些老领导的交待。”
2009年年中，杨剑昌接到投诉，由人大、政府、国土等部门规划的作为便民工程的位于罗湖区笋岗物流园区的一个多功能停车场，在2008年建成后被改变用途，成了出租摊位的旧货市场，以致周边企业停车问题不能解决，企业主们联名上告。这时，恰逢王荣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杨剑昌就写了一份材料，连同媒体对他的报道一并送到市政府秘书处。不久，王荣的秘书给杨剑昌打来电话，说王书记已认真看了材料，认为他“环容易”，“有什么事就找他”，并已就停车场问题做了批示。
差点未能连任人大代表
争议并未因此休止。6月底，由几名深圳市民自发组成的民间观察组经过对2008年至2010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提建议、议案和提案数量进行统计，发布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两次提到杨剑昌：今年407名人大代表共提出520件建议和11件议案，其中提建议最多者是杨剑昌，主提建议36件，而杨剑昌的“关于立项制定我市交通发展大计建议”却被评为“最具争议建议”，在这个建议中，杨剑昌提出宝安、龙岗、光明新区、坪山新区的车辆不得进入深圳市区。
刚刚卸任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对杨剑昌的评价很高，认为杨剑昌“急公好义，敢于与歪风邪气、不公平行为做斗争，说话不怕得罪人，是很好的代表”。邱玫介绍，杨剑昌是深圳市三届、四届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两届之后就不能再选了，当时区里也请示了市里，说杨剑昌都当了两届了，不让他当了，而市人大常委会则认为由市里出指令性意见不合适，还是由区人大代表来选择，结果杨剑昌再次高票当选。
邱玫说，在市人大，“一半以上的人支持杨剑昌”，“有人头疼他，嫌他提问题太多，我的理解是，政府部门也想解决问题，但有轻重缓急，人大代表提了，也不能说第二天就给你解决，要等以后才能解决，但杨剑昌就等不了这个，他会一直找你，很坚持，有些人就觉得头痛。”但是，在邱玫看来，“老百姓会说，选这样的代表有用啊”，“看人要看大节。”
在工作中与杨剑昌接触颇多的深圳市人大选联任工委主任科员刘德永是杨剑昌的坚定支持者，对杨的评价很高，而对于争议，刘德永的看法是，“他的出发点应该肯定，用意是反映老百姓的问题。”
但在刘德永看来，“代表收集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组织来传递。如果缺乏一个把关环节的话，就分不清楚这是代表身份的行为，还是私人行为。全市几百名代表，如果都以个人名义给党委、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的话，去找他们，跟踪督办，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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