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欲定新游戏规则

  曾经有不少中学校长对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孟芊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有几个孩子真的是很优秀,他们可以拿到国外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很可惜他们没考上清华。”当盂芊看到这一类学生在现有评价体系中无法胜出,选择浪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复读,他觉得十分可陪。

  北京大学招办副主任舒忠飞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怪异现象,“现在有的中学,学生比清华北大的提档线低几分,他们就劝说这个学生自愿落榜复读,来年再冲刺清华北大。有的竟会因此复读好几年。对于复读来到北大的学生,我们一视同仁,也佩服他的执着,但是我们不鼓励学生为了上北大而多次复读。”

  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新政策公布后,很多复读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新简章已经由往年的“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

  “复读多年取得高分的,要考量一下”

  舒忠飞告诉本刊,北大目前已派出了大队“招生组”,进驻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严阵以待”。而他本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2007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一篇日记曾被媒体披露,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还在省城与他们(清华招生组)握手的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已经深入到下面的县市,和那里的考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孟、舒都否认是清北两校的招生争夺手段加剧了高分复读现象。“如果说清华招的学生数是A,北大招的学生数是B,当年文理科状元数是c,那么基本上A+B=C就是两校每年招收顶尖学生的情况。”

  舒中飞认为北大不存在多么大的生源压力,以至于要鼓励高分考生以北大为目的复读。“对清华来说,从来不缺少高智商生源,我们更喜欢综合素质强的学生。”孟芊说。

  即便经历了高四高五,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比例也并不高。舒忠飞说,每年北大招收的学生中,复读生的比例应该会不会超过5%。

  就新简章中“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的提法,北大前任招办主任刘明利特别解释说:“其实北大并没有改变对于优秀学生的判断标准。之所以提法变化,也是表明了北大的态度,那就是不鼓励学生多次因为追求考取北大而复读,但学生一旦下定决心选择复读,则他们依然有权利选择任何一所理想的学校。”

  孟芊说,清华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的学生是因为第一年出现了明显失误或者在考试技巧上不太适应,我们认为他选择复读是理智的,但是也有一些复读生是通过多年反复强化机械训练取得了高分,要考量一下,如果他后劲有限,我们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舒忠飞认为,造成高分复读现象的最大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超过了高校能够提供的。”

  孟芊对此的看法是,选拔体制的落后,影响了学生的人生选择。

  招生体制是一个致命伤

  传统意义上对于优秀生源的“技术性争夺”,早已无法满足中国高校“第一集团军”跻身国际知名院校的需要,“在招生制度上我们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在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生源竞争中,未来我们可能会处于劣势。”孟芊说。

  “这就好比是踟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外企已经进入,而国企还没有做好准备。对中国高校来说,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孟芊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招生体制还是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但是学生的选择却是越来越市场化的。如果我们跟国外高校竞争,就跟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的状况差不多,他们有体制性的优越,而我们背着体制的包袱。”

  前两年,清华开始在香港招收免试生。一些拿了清华OFFER的香港学生,可能也拿到了别的大学的OFFER,“在香港招生,就要尊重这种机制。结果有的学生最后没有来清华,这在国外的大学来说很正常,哈佛每年的新生报道率也不到90%,但这在我们的体制下就成了问题。一个大学一年的教育容量有限,如果我把他的名额一直留到他人学这一天,那我预留多少合适?后面还有很多学生等着呢,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海外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收取“占位费”,因为怕被误认为“教育乱收费”,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最后又通过别的渠道,清华在香港的招生才能顺利进行。

  “清华是高校里的国家队,代表国家水平,我们致力于培养领军人物,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改善招生选拔的体制。”孟芊表示,“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给了我们一个有可能在高考制度上动土的时机,不过我们需要辗转腾挪地找到一条出路。”

  2000年以后,带着优良教育机制和高额奖学金的双重优势,香港的大学撬走了多名北大清华录取的高分考生。

  对此,舒忠飞很“达观”,“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只招几百人,且学费昂贵,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到。相对而言,北大等内地高校在历史积淀、学科、生源等各方面也有特色和优势,况且我们国家每年1000万考生,北大只招3000多个,完全有选择余地。”

  而孟芊对于外界对清华“抢状元”和“沦为二流大学”的说法表示无奈。“如果清华招的状元多了,就成了唯分数论;招的状元少了,就有人说清华成二流学校了。其实,我们对状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招生过程中,我们的老师会对考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如果综合素质存在明显缺陷,我们会想办法让他放弃填报清华的想法,即使是状元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这么做过。”

  不过总的说来,孟芊认为香港大学的参与对于清华生源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面对国外名校,他们却感到一种压力。“目前看来,国外的大学吸收国内优质生源数量还不多,但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这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问题。”更希望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

  清华把“五校联考”中的综合测试简称为AAA测试(AdvancedAssessmentforAdmission),这种类似于美国SAT考试的叫法,其实有一层更深的用意。

  “我们推出这个考试不仅仅是为了选人,更希望能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把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挑选出来。”孟芊说。

  清华联合复旦、南京大学等推出五校联考,北大随之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与其说是两个学校的PK,不如说是两种新规则的PK。

  舒忠飞说,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就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探索自主招生,北大也在试点高校名单之列。除了商考之外,北大还有一些自主招生,会根据各中学办学条件和生源质量综合考虑,下达一部分名额到中学。

  他介绍说,北大的自主招生报名没有限制,但门槛还是有的。经过专家组筛选,通过初步审核后,北大在每个省份都会组织一场笔试,笔试合格者到北大参加面试。层层选拔后,这些学生也要参加高考,但会根据他选拔考试的表现给予不同程度的分数优惠。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是自主招生的方式之一,不过高考还是主要的,自主招生是一个补充。”

  孟芊却认为,“自主招生”这个词不够合理;“加强大学自主权,最主要的就是招生自主,如果认可中国大学有招生自主权,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自主招生进来的。”

  而实际上,就连清华在招生的问题上也受制于人。据清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比如我们在一个省的招生计划是30个,但是只发现了29个符合我们要求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地方行政部门最强烈的抵抗,对大学来说,就连这么一点点自主权都没有。招生名额只能加不能减,大学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的问题多了,让清华北大“忍无可忍”,终于在教育改革的支持下尝试着“重新洗牌”。“但招生自主权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需要舆论支持和行业自律,否则肯定出问题。”孟芊说。

  谁是新一轮规则的制定者

  孟芊说,地方政府都希望当地多一些考生去清华,因为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招生考试部门的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这也是基础教育的尴尬,中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输送大学新生,还要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但现实是即使一个中学素质教育搞得再好,高考成绩不好,他就会面临招生、办学上的一系列麻烦,反之就会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经济政治利益双丰收。”

  他认为,目前现状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太合理,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把公平等同于一张考卷,同时又要求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出现。”

  孟芊说,如果可以真正推行高校招生自主,高校之间一定还有竞争,但是会是更高层面的竞争,是围绕对人才测评水平的竞争,而不仅仅是争几个高分考生。

  “在目前体制下,你不能指望通过一次高考进行测量,但也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自己进行考核,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清华制定选拔学生的标准,而是希望对特点相近的大学,我们设计的考试成绩都能够对他们有参考意义。”换句话说,清华希望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高校也可以受惠于这个规则。

  他透露,事实上已经有学校表达了和清华合作的意愿,“我们希望成为考试规则和选拔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的是我们认定的好学生,要符合我们的价值体系。”如此,清华也就可以脱离地方行政化和既有招生制度的束缚。

  “我们的社会有阶层之分,教育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阶梯。一个人的身份,可以通过上大学来改变,高考体制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它让人们可以稳定的从下层向上层流动。如果这种公平没有了,就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高校招生考试公平又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每条轨道上,我们都要有明确的标准程序,不按成绩招生是错的,关键是成绩怎么给。成绩既不能是非量化的,又不能简单求和”。盂芊强调,公平是高招新体制最重要的基石。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