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怎能否认

　　七月初，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的评论，引起各方争议。茅于轼认为，现在贫富差别比改革开放前要小。因为“30年前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今天则是吃什么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冻的差距，今天则是穿什么的差距。”此外，“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针对茅于轼的观点，财经作家苏小和与大学教授肖雪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他们思辨的浪花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文|肖雪慧

　　茅于轼新作《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主旨从标题可知，是否认我国收入差距在拉大。茅于轼的文章颠覆了人们根据世行发布的数据和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而收入差距在不长时间内迅速扩大以至贫富悬殊，既是民众的切身感受，也是学界不多的共识之一。

　　判断收入差距不大的根据不足

　　茅文这样开头：“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对治安问题的表述似是而非，用“历史经验”迂回表示“没有引发严重治安问题”。而有限承认的“治安问题上升趋势”，原因则归于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然而，流动性增加和家庭分离，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90年代已相当普遍了。

　　茅于轼没有否认社会群体事件高发，而是指出民众无处讲理，政府拒绝沟通而导致官民冲突是很多群体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在该文，这是文章亮点。但民众诉求渠道被堵塞而引发冲突，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能以此证明收入差距不大或差距不足以大到引发治安问题。无论治安问题严重与否，据我看，都不能直接作为判断收入差距状况的根据。

　　将“公平”主观化

　　何为公平，怎样才公平，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公平与否，纵有主观感受一面，但作为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有若干指标，种种指标依据的是客观事实。无论怎么界定，无论有怎样的政治、文化差异，都难以否认某些现象为不公。如，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特别是这一过程始终有权力的参与乃至操控--贪腐、权力分肥和自肥、行政垄断和无处不在的准入门槛，等等，莫不如此；央企高管自定天价年薪，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垄断企业职工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的巨大差距；在工人与资方关系上，政府以保护投资环境的借口压制工人，工人被卸掉议价能力而作为孤立的个体面对资方，工资水平全球垫底；个税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担而有劫贫济富性质，中等收入者被挤压，随时有落入底层的危险；公共服务的极端不平衡既在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之间，更在官民之间……

　　但茅于轼将其彻底主观化，从价值根基上消解掉这个问题。

　　二重标准谈贫富 黄金宴跟糊口饭的差别

　　核心论点即，现在的贫富差距“小于”30年。证据之一，是过去只有局级干部家里能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用手机。证据之二，过去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穿暖和受冻的差距，现在是吃什么和穿什么的差距。

　　首先，茅先生使用的贫穷标准是静态的，富裕标准却在挪移，以静态的贫穷标准和因时而异的富裕标准淡化差距和当下贫困阶层的困境。

　　谈及贫穷，他完全无视时代变迁对“贫穷”标准的改变，忽视不同条件下基本必需品在变化。以手机为例，新技术发展使这种通讯工具价格低廉而普及，此其一。现今社会条件下，手机对很多人来说已是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而绝非可有可无，对背井离乡、家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农民工更是如此。是否用手机，说明不了经济境况；普遍用手机，也不能证明贫富差距小了。

　　第二个证据是吃穿。这里，一个绝不该忽视的背景事实：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快速发展，贫、富标准都在变化。避开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小部分人身上的事实，把这部分人跟低收入的差别极力淡化成在吃穿享受上“好一点”--如此谈差别，我很想知道他怎样看待诸如黄金宴跟勉强糊口或某些希望小学孩子的食物之间的差别。

　　用“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淡化、消解贫富悬殊的事实

　　去年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作大会发言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赖明提供的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财富分布差距在全面扩大。世行最新报告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茅先生避而不谈财富分布差距，却拿消费上“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来消弭这一事实，说：“一个普通的手包，和一个LV包，在功能上并没有差别，但富人却喜欢拥有它的那么一点意义。”

　　如此看来，人似乎只有吃穿住几项需要，贫富差距只在这几方面，至于我国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天壤之别，享受、占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上的天壤之别，完全不在考量之中。

　　然而，至于财富过度集中致使极少数人挥霍无度、大部分国民却购买力低下，文中没有涉及。

　　再下来，“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

　　“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如果一定要给以合理性解释，我想，应该指奢侈品征税。但是，虽然中国新富正在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最大消费群体，但中国自身没有世界品牌，购买奢侈品，钱主要流向欧美国家了。有报道指出，中国游客正取代阿拉伯王室和俄罗斯富豪，成为英国品牌和奢侈品的最大外国游客消费群。暴富阶层这种消费动向使“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成为一个笑话。此外，即使对进口奢侈品征税，“给穷人用”之说要成立，须得有公正、透明的财政转移制度。

　　这条红线有没有？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0.4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30年前为0.28；10年前超过警戒线0.4；2009年升至0.47，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0.5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0.5，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

　　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属无效论证。

　　茅于轼说，“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0.3和0.4之间。

　　可是，凭一个“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实在不妥。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否认，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

　　然而，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很多迹象表明，始终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作者为大学教授，文章略有删减）

　　很多迹象表明，始终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