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上市传统 谷歌小子清洗华尔街

　　“谷歌不是一家遵守常规的公司。我们也不打算做那样一家公司。”谷歌上市前，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在致投资人的公开信中这样说。

　　“这封信让华尔街不少人感到困惑。从华尔街的角度来看，这封信就像是伸出中指的无礼挑衅。”作家约翰·巴特尔这样评价。

　　“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把华尔街所在的纽约市，比作“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作者约翰·S·戈登这样描写：“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于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们都装模做样，非常无聊。”

　　不过，在硅谷的拉里和谢尔盖看来，纽约华尔街的游戏规则才无聊呢，而且腐朽，所以他们起初不想公开上市。他们说上市后将导致公司为短期利益着想，采用谨慎的战略。谢尔盖说：“对世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正享受这段时间，我们很自由，有尽可能大的冲劲。”

　　公司CEO施密特在听取他们的建议后，在2001年的一次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内部确实讨论过上市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很赚钱，我们没有必要公开发售股票。”

　　而且，谷歌利用其不上市的隐秘性作为竞争的有力武器。“私营公司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按照上市公司很难做到的方式行事”，施密特这样说。此后3年里，谷歌多次被媒体追问其上市计划，它给予了一系列躲躲闪闪的回答。在一次会议上，谢尔盖半开玩笑地说谷歌不会上市，因为填写那些财务报表太繁琐，令人头大。

　　拉里和谢尔盖对公司上市这件事持抵触情绪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来自他们内心深处对资本势力的恐惧，害怕资本左右公司的走向，使他们失去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掌控。“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就像防范鼠疫一样，尽量避免那些在他们看来可能影响公司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因素。”作家丹尼尔·伊克比亚这样写。

　　其次，许多公司没上市前，充满了激情与活力，上市后，员工因一夜暴富而迷失自我，失去了工作动力和创新欲望。时任甲骨文董事长杰夫·亨里称，谷歌一旦上市，很可能要面临变得“肥胖、聋哑、懒惰”的危险，“我不是说公司没有人努力工作，不过很可能不如从前那样进取了。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人也变得越来越软弱。最大的危险就是失去棱角，企业赚了很多钱，每个人都被养得肥肥的，凡事懒得过问，一副乐呵呵满足的样子。”拉里和谢尔盖担心的就是这一幕在谷歌上演。

　　最后，公司上市后，他们就成了公众人物。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因媒体曝光而改变，失去很多自由，家人也可能面临着被觊觎的危险。

　　但是有三股力量在推动谷歌走上IPO(首次公开招股)之路：

　　首先，谷歌已经接受了红杉和KPCB的风险投资，而风险资本需要通过上市来获利退出。施密特回忆，“在进入谷歌时，我就知道公司迟早都要上市，因为它有风险投资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且在谷歌创业早期，为了节省资金，拉里和谢尔盖给员工开出了两种薪酬模式，一种是股票期权加较低的薪酬，另外一种是高一些的薪酬，但没有股票期权。对于选择了股票期权的员工来说，他们有着强烈的上市要求。

　　其次，谷歌要想在微软、雅虎、美国在线等强敌环伺的环境里生存，不被对方吞并，它必须通过上市，借助资本的力量做大做强。

　　最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拥有500名以上股东和1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公司，必须在一个财年结束后的120天内提交年度报告。到2003年底，谷歌已经向大约1000名雇员提供股票期权作为奖励。就是说，无论上市与否，谷歌都面临着要公开财务报表的压力，不上市的私密性好处已经荡然无存。

　　谷歌开始就上市问题，与一些投资银行进行了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拉里和谢尔盖对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非常厌恶。华尔街大佬控制了IPO的全过程，“股票被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卖给银行家，在公司成功上市后的短时间内，他们会在交易的过程中将股票价格炒高。同时银行家们还要确保绝大多数的潜在投资者在先前没有办法得到股票。这样股票的需求量和投资者的购买意愿都会双双增长。”伯纳德·吉拉德在《谷歌之道》中这样点评了华尔街那套被人诟病的IPO模式。就是说，其间充斥了利益输送问题。

　　“拉里和谢尔盖知道这些丑闻，它们有的涉及触犯法律，有的违背道德，都是邪恶的……他们不希望成为这个腐败发臭的体系的一部分。”作家戴维？怀斯这样描写。

　　拉里和谢尔盖决定按照自己的规则来玩这场游戏。首先，他们认为高额的服务费是一种典型的华尔街专制行为，因此他们决定，谷歌只为华尔街支付比平时通行价格低一半多的服务费用，如果哪家经纪公司对此不满，他们可以选择不参与这笔交易。

　　“习惯就是习惯，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下楼。”作家马克·吐温这样说过。但谷歌小子们没有这份耐心。他们提出采用与主流上市模式不同的一种方法，而这在华尔街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美国媒体称之为“对华尔街的清洗”。

　　挑战潜规则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被看作了一个工具，而不是合作伙伴。”一位金融专业人士这样评价来到华尔街的谷歌小子。

　　谷歌召集了十多家投资银行，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签署保密协议。随后，谷歌给这些投资银行发了一份详尽问卷，像考官一样询问这些投资银行的承销历史，譬如会问到这些投行所承销股票的市场表现如何，以及它们是如何承销这些股票的。谷歌还向他们征求IPO时机和定价意见。

　　谷歌让这些投行回答了一堆问题，但自己却三缄其口，不肯提供任何财务数据。打个比方，谷歌搭起了比武招亲的台子，可是待嫁的“大小姐”却不肯露上一面。因此，投资银行只得依据从其他互联网公司身上推导出来的假设数据，以及他们自己对谷歌业务的估计，对其价值进行预测。一位参与这项工作的投资银行人士称，“那是一次难以置信的辩论。”

　　在华尔街看来，这是一次羞辱，是自以为奇货可居的谷歌小子的傲慢展示。后来，施密特的一段访谈证实了这种“傲慢”：“我们管理谷歌的方式很适合这家公司。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方式，那就别参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的，我们没有强迫你来，不是吗？”

　　但谷歌为IPO支付近1亿美元的融资服务费用，像一根吊在投资银行面前的胡萝卜。他们在牢骚中，填完了问卷，等候谷歌的“幸临”。谷歌根据问卷结果，筛选出一些有实力的投资银行面谈，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和雷曼兄弟，都是华尔街的大佬。谷歌的首席财务官和法律总顾问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事无巨细的盘问。与此同时，谷歌继续保持着密不透风和把持一切的态度，它提醒这些华尔街大佬不要等消息。一位投行人士恼怒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点交流都没有。”

　　华尔街大佬一番焦急等待后，谷歌终于选定摩根士丹利和另外一家投资银行担当其IPO的联系牵头行。其他辛苦一番而落选的华尔街大佬开始释放出对谷歌的怨言。谷歌充耳不闻，它随后推出的上市游戏规则，更是冲击了华尔街的利益底线，让他们恼怒万分。

　　谷歌决定采用了荷兰式鲜花拍卖法：一种在华尔街很少采用的模式。这种拍卖法的基本原则是出价最高者得标，全部得标者都用最低的得标价买进。

　　简而言之，采用荷兰式鲜花拍卖法，更多的小投资者就有机会购买该公司的股票。拉里和谢尔盖很喜欢这种方法，因为这样可以摆脱大机构的束缚，把长期以来低买高卖、从中渔利的投资银行贬成了从事机械劳动的点票机。他们偏爱这种由大众智慧定价的模式，青睐机构投资者之外的散户，也与其把控公司未来发展走向的心理有关。

　　大众参与的就一定好？这不一定。作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中写道：“你可以使一群乌合之众相信任何事情。”

　　时任甲骨文董事长的杰夫称赞谷歌这种方式开创了股票上市史上的一个先河，“我们也曾经想过很长时间：如果要上市的话，我们也要通过拍卖方式。不过这需要像谷歌这样具有强势品牌实力的企业才能做到。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试验案例了。”

　　“总体来讲，拉里和谢尔盖不像我那样重视传统智慧，”施密特说，“不管传统智慧是什么，他们都对之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股票要上市，那么应该采取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华尔街人士看来，原来通用的IPO方式在华尔街流行了上百年，那个才合理，且不说，那种方式给华尔街大佬带去了滚滚财源。从谷歌身上赚不着钱倒也罢了，可是，谷歌却要打碎他们习以为常的金饭碗，“是可忍，孰不可忍。”

　　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习惯这种锁链太轻了，直到它重得需要打破，人们才感觉得到。”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反对谷歌的风云在华尔街凝聚，响雷即将在谷歌头顶炸响。

　　从小红帽到狼外婆

　　“我们当了4个月的IPO足球，被各方踢来踢去。”施密特曾这样回忆谷歌辛酸的上市历程。

　　但华尔街人士认为这是谷歌自找的，一位退出谷歌上市业务的基金管理人士说，“谷歌起劲地抨击华尔街的广大成员，这显然伤害了他们。”

　　2004年4月，拉里的那封致投资人的公开信更让华尔街人士恼火，信中警告华尔街那些不认同他们公司理念的投资者“滚”到一边儿去。

　　这封信引用了股神巴菲特的一些观点，称“我们不会将某一年或某一季度的赢利状况粉饰得很漂亮，因为当公司内部的财务数据变得糟糕时，股东的实质利益会受到影响。”拉里表示，他们不会像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那样提供财务季度报表，称如果管理团队的注意力都放到一系列短期的目标上，就会像一个想减肥的人每半小时就称一次体重那样毫无意义。结果公开信发布后，谷歌遭到了华尔街潮涌般的批评。

　　第一美国科技基金的投资主管巴里·兰德尔称谷歌的言论“显得有些狂妄自大”。他说：“任何上市公司都得接受同样的管理，这种偏激的言论只会有损于谷歌的未来市场发展。”

　　分析师马丁·马汉尼表示：“任何一家私营公司上市后，它就得接受更多的监督管理，因此它也就必须改变自己以前的企业行为。”

　　美林公司提醒其个人及机构客户对股票股票持谨慎态度。这在华尔街形成了连锁反应。一家投资银行的金融顾问称，公司通知他去警告散户离谷歌远远的，因为整个事情是个大“烂摊子”。

　　“金融界在描述这次IPO的时候，都非常慷慨地使用了‘大混乱’这么一个词。”作家尼尔·泰勒这样描写。“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华尔街的愤怒，因为我们在按自己的方式运行，而不是他们的游戏规则。”谷歌回应。不过，诗人泰戈尔说过：“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谷歌的一位高管还嘴硬地说：“重要的是新闻界怎样看你，而不是华尔街怎样看你。”

　　可是令谷歌没有想到的是，媒体也迅速掉转枪口，将火力对准了了谷歌。“在上市之前数月，媒体对谷歌报道的转变之大是我从没见过的。”作家理查德·勃兰特这样称，“民意被过度多疑的新闻界灼伤了，它的帮凶还有醋意难消的华尔街。”

　　《买入谷歌股票要三思而行》、《谷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谢谢》、《谷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没感到幸运》、《谷歌这个股票：投资者需当心》等一系列这样醒目标题的文章刊发在纽约的报刊上，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对谷歌上市计划充斥着抨击的字眼，如“重返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虚假繁荣”、“过多的网络公司泡沫”、“更多地基于操作因素，而不是公司基本面。”就是说，谷歌迅速从媒体笔下清新的小红帽演化成“居心叵测的狼外婆”。

　　施密特回忆说：“在首次公司发行股票前的4个月里，我们得到了前所没有的最糟糕的新闻报道。”谷歌满心委屈，正所谓“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尚福尔在《格言与思想集》中写到：“流言飞语是一只缠扰不休的黄蜂，我们对它决不能轻举妄动，除非我们确信能打死它，否则它反击我们时会比从前更加凶猛。”

　　各种打击纷至沓来，谷歌内部曾探讨是否将上市计划推迟。“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衡量了推迟它的好处和坏处，”莫里茨回忆，“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假若我们推迟到10月，那时的形势是否会有所好转。我们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这个进程，迅速搞定它，然后集中精力进行重要的日常业务。我想这是个正确的选择。否则，我们还要进行3个月的死亡行军，而这是对公司的一个重大牵制。”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被上市一事折磨得快崩溃了的拉里和谢尔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一天也不想延迟。

　　为了提升人们对谷歌股票上市的信心，在莫里茨的建议下，谷歌将IPO的价格范围降低到85～95美元每股，这可以看做是向华尔街资本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样一来，人们在交易首日就可能会看到股票价格大幅上升，投资者们也会对谷歌很满意。

　　“能够识别风向的转变，及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避免沉船，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安迪·格罗夫这样说过。

　　大戏没有被导演好

　　“谷歌的上市过程是一场没有导演好的大戏。”《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

　　2004年8月19日，谷歌股票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谷歌挂牌交易后股价立刻高开15美元，以100.01美元开盘。最后以100.3美元收盘，较85美元的发行价高出15.3美元，涨幅18.04%。这个数字让华尔街和谷歌都松了一口气，这是双方期望值中间的一个价格，双方都保持了颜面。

　　走出交易大厅，侧身进了旅行车的拉里掏出手机，大喊：“我要给我妈妈打电话。”随同的几位谷歌高管拿出手机，也纷纷嚷着“我要给我妈妈打电话。”

　　谷歌为成功上市举办了庆祝会，经常以休闲装出现的拉里难得地穿上了正装和白衬衣。而谢尔盖拒绝出席，他坚持像往日一样在硅谷上班，而不肯飞赴纽约。他说不想向公众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因为他创建谷歌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市发财，是为了谷歌更好地发展。

　　庆祝会上，两位女服务员花枝乱颤地引发了一场慌乱，她们大呼小叫地找纸巾和清洁剂。原来红光满面的拉里坐在一块奶油蛋糕上，而且他还做得笔直。

　　“这种事经常会发生，”施密特对着《CQ》杂志的记者自我解嘲，“我们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呢！”

　　姜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