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已有廉租房吗？

　　廉租房一般被认为是西欧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为工资收入最低的工人所租赁的住房。许多人未必知道中国宋代已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廉租房制度，即政府长期性、规模化向城市的中下层居民提供廉价的公租房。

　　说起廉租房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廉租房诞生于西欧国家的近代化过程，比如说英国早在1844年就成立了住房协会，为工资收入最低的工人租赁廉价住房。没错，廉租房的确是近代化的产物，因为近代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住房问题的严重性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迫切要求政府供应廉价租房。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中国宋代已被海外汉学家称为“现代的拂晓时辰”，而且，也恰恰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廉租房制度，即政府长期性、规模化向城市的中下层居民提供廉价的公租房。

　　宋朝廉租房便是宋政府“店宅务”辖下的公屋。店宅务，宋初又称“楼店务”，太平兴国初年改名“店宅务”。宋朝的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政府公屋的租赁、管理与维修。店宅务名下的公租房规模相当大，宋真宗天禧年间，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共有公租房23300间，宋仁宗天圣年间是26100间，宋神宗熙宁年间有平房14626间、宅子（别墅）164所。以汴京常住人口一百多万人、每口需住房一间计算，这批公租房至少可供1%～2%的汴京人口居住。

　　政府公屋月租金500文钱

　　天禧元年（1017年），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当年收到租金共140093贯，可以算出，平均每间房的年租金约6贯，月租金为500文钱。

　　每个月400～500文钱的房租，是汴京公租房月租金的平均值。实际上店宅务放租的房屋各个档次的都有，既有寻常平房，也有比较高档的宅子，还有一些简陋的破屋。向店宅务租房子的住户也是各个阶层的都有，既有政府高官（北宋前期，连宰相也是租房族），有做小生意的商人，当然也有生活于城市底层的贫民。

　　那么月均500文以下的租金水平，放在11世纪的开封府、国家首善之地，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们先跟当时开封府的私人房产租赁价格相比较。

　　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可见汴京的高档住宅月租金当在十几、二十贯上下。而一般的住宅赁价，每月少说也要几贯钱。皇祐年间，苏颂担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月俸共十七千，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17贯钱的三分之一即五六贯，当时养一匹马的费用大约每月2贯钱，扣除了养马成本，可知苏颂当时租住的房子月租金需要三四贯钱。而店宅务的月均租金才四五百文钱，可谓低廉。

　　开封下层市民日收入200文钱

　　对于汴京的中低收入市民来说，每个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又是否承受得起呢？这得参照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当时的生活消费成本。

　　一名生活在汴京的小市民，每天能赚到多少钱呢？据苏辙《论雇河夫不便札子》，“民间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即元祐年间，京师雇佣夫役的劳动力价格为每人每日230文；又据朱彧《萍洲可谈》，官员上任，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文），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崇宁年间，校书省雇请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每日工价约116文。

　　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也表明：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一名宋代城市中下层人的日收入约100～300文钱。我们按日均200文计算，月收入即有6贯钱。四五百文钱的房租额，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相当于今天一名月收入3000元的市民每月交300元房租。应当说，这个居住成本是可以承受的。

　　租住政府公屋可享优恤

　　店宅务公屋除了租金相对低廉之外，住户还可以享受到其他方面的优恤：

　　店宅务不得随意增加房租。景德年间，店宅务向朝廷报告说，京城市民租赁公屋，由于所纳租金低廉，导致店宅务收入过少。请求政府批准提高赁价，如果住户不同意增租，店宅务有权中止跟他们的租赁合约。这样，住户如果嫌搬家太麻烦，必会同意增加租金。

　　但宋真宗拒绝了店宅务的这一请求：“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大中祥符三年，朝廷干脆立下一条法令：“在京店宅，自今止以元额为定，不得辄增数剗夺。违者，罪在官吏。”

　　开封市民租住店宅务公屋，房租从签约生效的第六日起算，前五日免租金，作为给住户搬家、收拾物件的期限：“每人户赁屋，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这是很人性化的规定。

　　这些优恤举措表明，宋政府设立店宅务经营公租房，尽管也有图利的考虑，但向城市中下层市民提供基本住房，使“居者有其屋”，也应该是宋政府实行公租房制度的初衷。否则，店宅务便不可能将租金维持在低水平线上，政府也不可能禁止店宅务动辄增加房租。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