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籍管理如何避免变成“生意”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要求，提出全省中小学家长必须安装一款“全国教育技术服务平台（IME）”的手机APP，用于上传填好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基础信息确认表”。

　　尽管教育部已经两次回应，但家长仍有疑虑：开发这款APP的商业公司会否打着教育部的名义收集信息，谋取商业利益呢？

　　谨防下游沟渠有“老鼠洞”导致泄密

　　姜伯静（电子商务、通信行业分析人士）

　　第一，数据在由全国教育技术服务平台传送至各省级教育数据中心的过程中，真的安全吗？不同设备之间的安全过滤措施不够，有可能会导致数据转移过程中泄密。打个比方：我们农村引水浇田，这条沟渠很牢固，但另一条沟渠有老鼠洞，安全的沟渠中水不会大量流失，但有老鼠洞的沟渠就不一定了。

　　第二，开发全国教育技术服务平台的商业公司，真的会对海量大数据的诱惑无动于衷吗？全国教育技术服务平台不保存任何确认表照片信息，但那些海量大数据信息肯定会在平台上留下痕迹，是不是被暂时储存在云端我们也不清楚。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么我们这些家长和学生的个人信息岂不是又要成为黑市的商品？

　　第三，在学生受教育这段时间内，我们暂且认为这些大数据的安全是有保证的。一旦学生成年、学业结束，那这些大数据将来怎么处理？由谁处理？由谁监督？这是很大的问题。海量数据是呈滚雪球态势不断膨胀的。未来，一旦过期大数据处理不当，那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多。

　　这并非杞人忧天。前不久，社保系统不是差点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吗？而现在，我确实有理由为全国学籍注册产生的大数据捏把汗。毕竟，201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中小学生总人数约为2.08亿，再算上他们家长的基本情况在内的72项信息汇总在一起，这是多么庞大的数据！

　　教育和即时通讯两大自由竞争市场被重塑

　　林华（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网”法务总监）

　　相信教育部推广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和教育即时通讯系统的计划是出于好意，但再好的意愿也要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实现，以保障用户权利。

　　互联网产品最大的难题就是获取用户，用户基数、黏性和用户价值是互联网产品估值的基础。IME作为一款拥有1.9亿用户的软件，其估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惊人的。从所处行业来看，IME是教育行业和即时通讯行业的黄金交叉，这两个细分领域都是证券市场热烈追捧的。可以认为IME估值拥有非常高的起点。

　　以在线教育为例，作为2015年中国股市最大的神话之一，全通教育一度市盈率超2000倍、市值逾500亿元人民币，但截至2014年末仅有100万学生用户，1.4万教师用户和320万家长用户。

　　再以即时通讯平台估值为参照，未分拆上市的微信估值超过300亿美元，全球用户7亿的WhatsApp身价为190亿美元，全球用户4亿的日本即时通讯软件Line的IPO估值为80亿美元。

　　中小学生人口每年都会在滚动中稳定增加，如果IME在全国推广，所有家庭都会逐步成为这款软件的用户。按1名学生+至少1名家长+老师计算，IME超过陌陌和紧跟微信这种势头至少在数学模型上完全成立。可以认为目前IME已经是平台级应用工具。

　　在线教育和即时通讯应用都是市场发育充分、同业竞争者云集的自由市场。行政部门在没有公开论证也没有听取家长、学生和行业专家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指定并在全国推广IME，不仅对1.9亿学生和家长以及中小学校产生重大影响，也重塑了教育和即时通讯两大市场的自由竞争。

　　公益性服务平台不该变异为牟利工具

　　熊丙奇（21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

　　建立学籍信息管理平台，跟踪每个学生的学籍很有必要。比如由于人口流动等复杂原因，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辍学很难管理，甚至是一片空白。

　　如果有学籍信息跟踪，在适龄儿童未及时入学、未办转学手续便离校、办了转学手续却不到转入学校注册等情况发生时，当地政府部门（或转入地政府部门）和学校就可立即依法联系监护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辍学，令义务教育更好地实现。

　　再比如，杜绝以“学籍空挂”为手段的高考移民，促进教育公平，也需要地方教育部门转变以前以户籍审核为主的管理方式，重视学籍登记、审核，建立基于学籍的学生管理、升学服务新体系。

　　所以教育部推动建设全国教育技术服务平台，可确定其初衷是为学生提供公益服务，但操作模式却出现了问题，不按《政府采购法》对项目进行公开招投标，这会让这一教育基础性工作走偏方向。

　　从根本上说，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在教育和学校管理中引入民主管理、决策，应该由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对是否使用这一平台进行选择，而不是为达到推广目的，通过行政指令，把一些工作强行与该平台捆绑起来。

　　一句话，公益性的服务平台不该变异为牟利工具，且把学生变成“唐僧肉”。

　　政府当以全新立法保护信任感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作者）

　　中国在大数据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规模，因为中国可以轻易收集到几亿人的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大”是非常重要的，这很难被超越。

　　但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近几年发展得过快，因而来不及完善IT业的基础设施。这就意味着无法有效、安全地收集和处理所有的数据。

　　此外，建立用户、数据收集方和利用方三者之间的信任感非常关键。可以说，没有信任就没有大数据。很多人认为大数据只利于企业营销，但如果让他们知道大数据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以及解决城市交通、居住等问题，他们就会慢慢发现大数据的好处。

　　如何保护有价值的数据就将成为关键。目前数据并不作为一项知识产权而受到保护，因此，版权和知识产权法将不足以应对可能的盗窃和挪用。在用户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认为，政府需要承担相应的职能，包括制定数据使用的法规、明确数据使用的场合和目的等。政府还应当在数据垄断的问题中担当起重要角色，以此来实现更加公平、合理地使用大数据技术。

　　目前，世界上现有的数据保护法和隐私保护法，都已不再适应大数据发展的现状，我们要抓紧研究针对大数据运用的立法，以全新的机制来保护个人隐私。

　　新的机制不该再是去询问用户愿不愿意分享这一数据，因为很多用户没有看条款就点击“同意”了。大数据时代需要法律法规来规定，基于怎样目的的数据可以被利用，哪些又不能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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