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硝烟里的中国军工传奇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世界。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同期,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

  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

  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了。

  消息传到武汉,时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不敢相信,专门为此跑到重庆视察。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第二十一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还致力于研发和改进。

  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捷克式轻机枪1.5万挺,82迫击炮7000多门,60迫击炮2000多门,各种步枪32万支,各种炮弹477万发——抗战期间,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

  第二十一兵工厂也留下了李承干的身影。终生未婚的李承干,后来离开第二十一兵工厂之时,只带走了一箱自己的日用品,还有一箱书。

  小老板建兵工厂

  在遥远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工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子。

  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

  这时的茶坊兵工厂还主要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

  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但实际上,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

  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找到沈鸿。沈鸿一口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等,要做成功没那么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张草图,沈鸿拿着草图再去研究。

  用了两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筹建成功了。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

  当时人们研制的一种“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当地人还记得,曾经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

  刘贵福之子、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国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度,窑洞里放着满满的缴获的机枪步枪,没人修理,刘贵福等人去了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100多挺机枪。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曾两次对延安进行轰炸,刘贵福受命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

  他们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六天六夜,改装出两挺高射机枪,架设到山头上。

  有了高射机枪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为什么不可以研制步枪呢?

  经过3个月不断钻研,他们真的自主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干脆就叫它“无名式”马步枪。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特别吸引眼球。最后,它荣获甲等产品奖。

  黄崖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1939年6月,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黄崖洞山高、路窄,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一人把守百人难入。”

  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

  一度,黄崖洞兵工厂拥有40多部机器设备,最高年产武器量可装备16个团。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刘伯承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

  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在《刘鼎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的了解中,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围着武器端详,都夸这武器。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

  彭德怀特意弄了4个菜,招待刘鼎。

  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

  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

  后悔多打了子弹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雪上加霜的是,敌后兵工厂在“扫荡”和“清乡”中,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

  敌后军工事业一夜间又退回到原点。

  与枪械不足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子弹。

  92岁的新四军兵工厂老战士陈光中记得,自己一直背着15发子弹,有一次,一场战斗下来,“我打了3发子弹,回来挺后悔,我说我多打了子弹”。

  如同歌里所唱的,那时候人们被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很多电影中没有表现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捡回弹壳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装填进火药,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

  当时的军事工业普遍使用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常被称之为“黄火药”。生产“黄火药”,正规的化工设备和原料必不可少,但敌后的兵工厂一穷二白。

  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军区惊讶地发现,早在1940年,这里就靠土办法做出了高品质的黄火药。

  87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四川核工业局综合处原处长李士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做火药要用硫酸,衣服因此被腐蚀得厉害,“比叫花子还难看”。

  新中国建立后,当年黄崖洞兵工厂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原来的金陵兵工厂旧址上,再次矗立起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

  当年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由他们生产。

  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生产为主业,新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都在这里诞生。

  那些在战火中成长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 特约撰稿许丁心 李金铎/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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