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化竞争力——专访云计算专家乔·韦曼

　　不转变就会被淘汰

　　中国经济报告：数字化技术已经发展了20年，在今天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它对经济中的哪个部门最重要？

　　乔·韦曼：有些人的观点是“信息技术不重要”。这种观点的逻辑基础是，信息技术已经实现了普适化，因此就成为了一种普通产品，而不再具有战略价值。我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这场数字化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打破现行的运行进程，每个公司都在积累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客户创造大量的收益。对于这些公司所在的国家来说，也能够从中得益。这方面的例子有Uber和滴滴打车，它们都打破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今天，信息技术是非常强大的。以移动设备上的GPS信息为基础，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乘客与司机的匹配，而这就足以完全瓦解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行业。这一瓦解的过程，就是基于各种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特征和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便捷性和可见性的提升、可预估的费用、自动支付车费，以及能与其他人拼车。

　　这个世界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但是就像鱼儿在海里，当你身处其中时，就很难认识到这一转变的程度。以Netflix和Blockbuster为例：Blockbuster从事的是录像带和DVD租赁业务，它在店面分布、片源、品牌、融资和客户关系方面都具有优势。而Netflix的优势是信息技术，可以在网上订购、评分、评论和推荐，这些都与一套全新的定价方式结合起来。最终Blockbuster就破产了。还有一个例子是Borders。它在店面分布、发行关系、品牌和客户基础方面也很出色，但它也出局，成为亚马逊公司的牺牲品。后者能以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来运用信息技术。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信息技术比什么都重要。但事实却是，市场竞争是很复杂的，消费者的选择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他们会按照习惯行事，但也会追求新鲜。要获得竞争优势，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而不仅仅是技术，更不仅仅是信息技术。

　　即便如此，当遭遇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时，很难有一个行业能免受冲击。在卫生健康行业，识别系统和图像处理被用以改善诊断；大数据和基因分析，还有基因表达和人类微生物群的相关数据，被用以提供更好的也更具针对性的临床治疗。在农业方面，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被联网到云端，这样就可以避免收割进程中的彼此重叠，在谷物运输上也能实现协调。还有在采矿业，可实现远程操作。在航空业，则对飞机的到达时间和引擎的效率实现优化。这样的例子在每个行业都有。

　　简而言之，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都最好想想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变。否则的话，就等着别人来转变和淘汰你了。

　　传统行业如何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中国经济报告：传统行业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以增强其竞争优势呢？

　　乔·韦曼：我对此提出过四种主要的基本策略，这一观点是从一个名叫“价值信条”的三策略模型中演化出来的。该模型的分析对象是如何实现卓越经营，而我则将之扩展到信息维度的卓越性。该模型描绘了产品的领导力问题，这又拓展成为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领导力。该模型还讨论了客户亲密度的问题，这又总能和我所提出的团体亲密度这一概念相联系。最后，我认为不断加速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并足以成为一项单独的策略。

　　简单来说，信息卓越是指这样一种竞争战略，即用信息技术来改进工作流程和资源利用。对于传统的卓越运营来说，可以通过一次性的设计来实现，比如说对生产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流程进行一次性的改进。但就今日而言，这一过程会要求在各种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时优化。产品领导力的要求涉及产品质量、产品的创新性，比如说一块带有精准性能的金质腕表。而在这个时代，解决方案领导力的要求则包括智能、数字化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连接。后者是指连接到云端，以及连接到一个协作化的生态系统。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它们可以连接到一个应用商店，里面有几百万个应用程序。还有些例子还不怎么被人注意到。比如说联网化的心脏起搏器，以及哮喘呼吸训练师，它们可以将病患与家人、医生联系在一起。还有飞机引擎也可以联网，这样就把飞机、航空公司、引擎和飞机制造厂商也联系在一起了。智能、数字化、联网的产品和服务方案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供应商会因此不仅专注于销售，还会关心客户体验，会关心转变和结果。产品和服务也能实现无限的扩展，网络效应和胜者通吃的方式也会确保用户粘性。

　　团体亲密度是从客户亲密度概念中发展出来的，是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发展，也是从人际协同向算法协同的发展。传统的客户亲密度的典型代表有裁缝、肉贩、理发师和私人医生。他们了解你的个人偏好，并将此体现在各自的服务中。现在，这样的关系也越来越能够在线上实现。不仅如此，现在还可以超越个体层面，而依靠算法来实现服务的个性化。当阿里巴巴对顾客进行推荐时，是基于用户之前的购买行为，以及他收藏的购买意愿清单。同样，梅奥诊所（世界著名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所建议的治疗方案也是个性化的，其依据是海量的基因和医疗信息的储存库。也许听上去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对于每个特定的链接而言，其质量并没有因为其他新链接而被削弱。相反，从其他链接中获得的新数据，以及由此形成的真知灼见，反而有助于这一链接本身。

　　最后，加速创新是我发明的一个新术语。它是指一种新的基于云端的创新活动。其典型形式包括了创新网络、众包、众筹、观念、市场、竞赛以及挑战等。中国网民数量过亿，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想出一个绝妙的创意。力争让每个人成为潜在的创新者或企业家，其收益将会是巨大的，也是具有震撼性的。这样的创新者可不仅仅是指大学教授，而可能是每一个普通人。

　　举个例子，在生物学领域，有一种梅森-菲舍猴病毒逆转录蛋白酶，它会导致猴子得类似于艾滋病一样的病症。但是其三维结构非常难以确定，科学家们尝试了15年都没有成功。

　　后来，研究者发明了一种名叫Foldit的在线游戏，玩家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来确定该病毒的蛋白质结构。结果不到三个星期，就有一个人成功了，而且是一个没有专门生物学背景的玩家。

　　就像在这个例子中，可以把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或因素，开放给成百万甚至是几十亿的人去解决，这一做法代表着新一代的创新。这种创新将不仅局限在大公司和政府的实验室中，甚至都不是基于固定的协作关系，而是一种专门的，实时态的创新，它通过云端来发布问题、链接数据并且找到潜在的回答者。此外，在经济支付方面，这种创新运用的是竞赛的方式，即不是人人都有回报，而仅有那些成功解决问题的胜利者才能获得酬劳。

　　中国经济报告：最近10年流行着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社交、移动以及物联网等新概念，但技术总是随时间推移而更新，有没有亘古不变的科技规律存在？

　　乔·韦曼：我在新书中积极提倡了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社交、移动以及物联网等，但这些都仅仅是表层事物，其背后才是当今时代五个大类的数字化战略。它们分别是运行、数据、网络、人以及物，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归到这五大战略中来。但是，现在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新兴技术。

　　比如说认知算法。IBM的超级计算机Watson就表明，无论是在“危险边缘”这样的问答游戏中，还是在医学和心理诊断方面，它都能够胜过人类。量子计算则能够解决非常复杂的难题。比如说关于“旅行售货员”，这一问题关乎在多个站点之间进行大量的配送和取货服务，要为此设计最佳的送货路线。对于这个难题，量子计算机表现得比人类思维更快，也更精确。量子纠缠技术使得数据传输方面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其速度可能超过光速。在新技术的实践层面，也有许多的进展。IPv6协定使得网络地址的数量能够达到万亿级，这样就可能让每个烤箱和冰箱都实现联网。5G网络则能提供更大的带宽，更快的传输时间。诸如此类，你还没算上无人机和3D打印呢。

　　这些技术可不是存在于科幻中，它们已经都实现了。有些运动鞋就用上了3D打印的鞋底，以增加牵引力。有些药片也是3D打印的，这样就更易于溶解，疗效也更佳。无人机则被应用于对矿山进行远程监控，不久以后就可以被用来送快递。对于每个行业来说，都形成了大量的数据和相关技术。一旦被应用起来，这些行业内的一些核心假设都可以被重构，进而带来极大的变化。

　　数字技术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数字化技术对于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乔·韦曼：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在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正在扩大，这一点也许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对这些分析也需要加以检视。最近，麦卡锡咨询出了一份报告，里面清楚地阐述了国家GDP增长和全球贸易以及其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跨境流动的产品、服务、资金、人员和信息都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当然，这一观点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大卫·李嘉图早在200年前就提出了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基于此，其逻辑就是很清楚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生产率，而生产率增长又会推动经济产出。还有一点，麦卡锡的报告还表明，国际贸易份额大的国家，其GDP增长率比其他国家要多出40%。

　　此外，基于知识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其增长率要快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这意味着，虽然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和服务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如此。但是，跨境流动增长最快的四个领域依次是外国直接投资、高科技产业即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商业通讯以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有趣的是，麦卡锡还发现，按照“流动强度”来测算，中国排在全球第二位。这一概念是指跨境流动和经济总量的比值。中国的流动强度值是62%，而排在第一名的是德国。因此，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具有全球第二高的跨境流动率。此外，还有速度空前的GDP增长。这一增长又和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

　　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总体影响力而言，电子商务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字化对服务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医学诊断设备、图像软件等与药品和起搏器联网，就可以对病人进行连续性的观察。这样，就有了安全系数更高、成本更低，同时效果更好的医疗服务。还有一个例子，通过更好的算法，可以实现对货车运输路线的改善，或者实现对铁路网和列车的绩效优化。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和损耗，同时还能减少污染。在生产领域，价值是凝聚在产品中的。比如说，记录轨迹的运动鞋，录下祝福的生日卡等，这些迟早还会与视频结合起来。还有就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恒温控制器。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提高了生活品质，改善了环境，也为个人创造了财富，提升了生产力。数字技术还在各个方面都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何谓“生产率悖论”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的《云经济学》第二章，提出了一个“生产率悖论”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但是，你是否觉得，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也存在一个边界和瓶颈？

　　乔·韦曼：这一章是讨论一个令人意外的困境。这个困境发生于信息时代的早期，其内容是关于测量信息技术的影响力。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有句名言，他在1987年曾说：“在这个时代，计算机的影响无处不在，却唯独不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数字化转型的人来说，后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与财务回报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关联。有趣的是，这一回报不主要体现在成本端，却主要体现在收益端。实际上，就投资回报而言，信息技术投资的表现要远高于研发与营销。

　　我们很难知晓，为何生产率会有一个边界。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到达极限，不会再有更多创新，也不会再有新的观点和新的改进。相反，好像总是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机会。在财富创造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Facebook。当他在宿舍里用笔记本时，就有了这个创意。如果全世界的70亿人都联网，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新创意。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可能发明下一个Facebook，并且提出下一个价值亿万的商业规划。

　　中国应如何增强数字竞争力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增强数字竞争力？

　　乔·韦曼：我认为有以下五点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对于数字化在当前以及未来所发挥的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要据此积极构建本国政策议程。

　　第二，要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正如麦卡锡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资本或者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并非经济增长的重点领域。相反，重点在于知识密集型的部门，也就是数字经济领域。因此，所谓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应该不仅仅包括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或者工厂和码头，还应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这其中包括高速宽带网，新兴的5G移动电话网，移动网络服务设施，以及数据中心等。

　　但是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虚拟领域的基础设施与实体领域内的一样重要。因此，这就不光有实体化的数据中心、电网和数据传输网络，还有云计算和软件定义网络，以及物联网的设施、平台和服务等。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企业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在初创企业还是在大公司，他们都要依赖以上这些东西来施展其魔力。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领域投入了数十亿人民币。对于政府来说，一边支持与云相关的创新，一边也将大量的工作移到云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在资本密集型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同样，如果缺乏“信息工厂”来将原始数据加工成信息，没有数据网络来传送信息，并将之链接到全球市场中，一个国家也很难在数字经济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

　　第三是技术、培训和教育。如果没有使用者，基础设施就没有价值。高速公路要有司机、机场要有飞行员、铁路则要有工程师。同样，数字基础设施也需要软件开发者，系统和企业应有设计者。还有许多相关的技术岗位，比如数据科学家、程序员社区经理以及用户体验设计人员。

　　第四个方面是适宜的环境。虽然可能听上去有些矛盾，但环境要既有利于竞争，又有利于合作。最好的创新通常来自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或者源于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激励、技术和行为方式。此外，也需要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

　　最后，数字化创新的速度可能会受制于各种源于文化、法律、监管、关税或非关税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壁垒。我觉得，硅谷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对风险的容忍度较大。失败并不会被视作一场灾难，而仅仅是通向成功的一个步骤。当然，人人都更喜欢成功而不是失败。但是对于今天的商业而言，不断涌现的观点和快速转变的市场条件，需要保持敏锐度和回应性，并且能跟上其节奏。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传统经济领域正步入衰败，而基于云端的新经济正处于繁荣期。比如说，人们不再去商场购物，而愿意在阿里巴巴上网购。那么这必然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吗？

　　乔·韦曼：我并不认为这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在我的新书《数字化信条》中，我研究了Burberry这家企业。这是一家实现“数字和实体融合”的典范企业。这是指在零售业方面，实现了在线和实体店的无缝对接。即便现在视频分辨率大有进步，还有360度的产品演示，以及消费者点评，这些仍然不能取代现场的触觉和体验，以及购买之前的现场验货。不要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取代传统经济，而应该将之视为一种补充、一种强化、一种有助于消除销售障碍的方式。我可以在线搜索一样产品，看在线点评，再到店里去试试，然后发现我需要的尺码已经脱销了，就在线订购一件，货物直接配送到我家里去。

　　如此的灵活性将会增加我对该产品的认识，也会增强我购买它的可能性。这样会促进购买，因此也会同时促进消费者以及生产者双方的利益。这样一种促进经济交易的方式，就会导致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政府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据称这将有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你觉得，这样一种国家动员、全民投入的方式能否加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乔·韦曼：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富裕且生活满意，那么相比忍饥挨饿的国家，其政府的支持率应该更高，也更加稳定。在一个全球竞争的世界里，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控制、生产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基础设施、技能培训与教育、鼓励创新和财富创造的政策等。创新与创业显然会形成财富创造，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克罗加提，波兰骑兵袭击了入侵的德国步兵团。波兰军队的这次袭击很成功，但后来在德军装甲车和机关枪的火力下就溃不成军。技术的力量战胜了生存、公平和正义等价值。要参与今天全球经济的新战场，如果缺乏数字化能力，那就会像当年用骑兵来对抗装甲车一样。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了，越来越多的人都联网在一起，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也将会成为一种必须。对于个人、公司和国家来说，财富创造的方式也越来越数字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关注会变得必不可缺。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李大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