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不说北京话
清代的康熙皇帝无疑是屏幕上最重要的角色。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却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是一个操东北口音的皇帝,估计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宾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这其中,“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二声的“出”。还有,比如“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这其中“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第二声的“凡”。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
曾国藩让人很郁闷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有时二人也无话不谈,或是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么重。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仅写奏折,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这是诚心不给皇帝面子嘛。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老曾太激动,语速有点快,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要不断叫停,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老曾脑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业很吃亏
民间有句话,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在调侃之余,也确实道出了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差的现实。清末有两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广东老乡普通话也都不咋的,可谓半斤八两,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都是珠三角地区,两地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两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徒,还是政治同盟,平时两人交流,用粤语酣畅淋漓。但二人走南闯北,传播先进思想,只能自学普通话,他们的“广味普通话”也是一大鲜明特色。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康有为到处讲,说光绪接见自己时,两人会谈了很久。这说法连《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过,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又另有说法。他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着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到底谈了什么,别人无从知道,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者还要用翻译。这情景,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
可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
(白子欢摘自《南都周刊》)
陈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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