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民众的互动相依让我五味杂陈

　　在伦敦做新闻没有鸡汤味

　　我大学的专业叫「编辑出版学」，算是国内的冷门专业。班主任有英国留学经历，经常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去英国莱斯特或牛津布鲁克斯读研。我不怎么爱学习，对这两所大学无感，但有句话我一直记得：如果在伦敦，记得要去查令十字街84号瞻仰那家旧书店。

　　一家如今不复存在的书店，竟然成为我对一座城市的印象和寄托，感觉甚是神奇。不过，在新闻专业出身的黄姝伦同学眼中，伦敦或许没有我想象中的诗意：一个“外国人”说着英语，报道伦敦的本地新闻，收获的体验除了新鲜刺激，还有与国内截然不同的观念差异。

　　黄姝伦说，伦敦的新闻现场没有鸡汤味，而她描绘的英国公众与媒体间那种互动甚至相依，让我不自觉回想起《查令十字街84号》中，大洋两岸的男女主人公通过信件表达难以言明的情感。那种强烈的温暖和信任让人长情，念念不忘。

　　在伦敦学新闻是种怎样的体验

　　在伦敦学新闻的这三个月看似漫长，实际上过得飞快。周一到周五都要上课，周末则要出去完成老师布置的本地新闻采写。不许做和自己国籍有关的题材，只许就地取材；至于采访本身，必须要拿到面对面的一手资料。

　　全班同学呜呼哀哉：我泱泱大记者班，居然还要做如此基本的新闻训练？然而知易行难，两个月的生活充满焦虑，每天都在刷报纸、Twitter和脸书，和同学打招呼的方式从「How are you」变成了「Any news this weekend」。

　　为了找到选题，我天天渴盼地铁罢工、全城火警、打砸抢，这样的心理是多么不健康。此刻我就是一个做本地新闻的「老外」，看着嘈杂拥挤的伦敦城，人们间距亲密却吝啬相互沟通，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内向过。

　　有很多个周末，我暴走到精疲力尽，却一无所获。幸运的是，自打掌握了伦敦每周必有游行抗议的规律，以NHS（英国医疗系统）实习医生街头示威为突破口，我们成立了“伦敦报道游行小分队”，只要有游行，就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伦敦街头普通百姓的善言让我感到惊讶。面对采访，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我是谁，我为什么不满，我作为抗议者的意义。或许，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英国大大小小、无处不在的媒体，因此才会如此游刃有余。

　　顺着这些线索，我们跟拍了巴黎气候会议前的People‘s March for Climate Change and Justice。近5万人从海德公园一路高歌到威斯敏斯特桥集会，来自西北部蓝开夏郡的奶奶带领街坊领居早上5点向伦敦出发，抗议政府在当地大力开发fracking(压裂)。面对镜头，她从容地说：“很多人问游行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也许我们改变不了政府，但是我们改变了自己。”

　　而作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通过Facebook联系我们的麦先生决定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大楼下示威，要求编辑出面解释该报在环境问题报道方面的不作为。他邀请我一道前往，在邮报大楼下安营扎寨，摆放绿色植物，拉起横幅，拿起喇叭，开始公众讲演，最后邮报竟然愉快地请他进去喝了杯下午茶。

　　有一次我想采访DLR线罢工被官方拒绝，但他们依然给了外联处电话，并发送官方解释到我的邮箱，尽管我只是一名新闻系学生。有秩序地抗议和辩论，以及英国公众与媒体间的互动甚至相依让我五味杂陈，因为国内媒体经常要小心翼翼地接近“线人”，时时感到有所防备，即使文章磊落，过程却不轻松。相比之下，在伦敦的这几次采访想要找到组织者并非难事，我们曾经甚至拿着厄瓜多尔同学的记者证，装作西班牙裔直入后场，采访了几万人集会的组织者。

　　这也许是我们的运气，也许是受访者渴望造势，也许是公众对媒体的坦荡，但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大多数叙事观点都来自抗议者，官方的说法只能从别处引用。然而老师的火眼金睛不会由着你沾沾自喜，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文章观点片面，也不会对你尴尬的学生记者身份表示理解，因为不够专业就是不够专业。

　　这个城市有眼花缭乱的各种媒体，他们各司其职，各有所长，无论是天花乱坠的小报还是字正腔圆的政党喉舌，亦或精英们炫技的金融风向标，中产阶级摇摆不定的雅俗共赏，在地铁上无需准备任何读物，因为座位上自有赠人报章。有这般拥挤热闹的媒体市场，难怪与教授交谈时他提到，在伦敦从事新闻业需要像军队里的战士一样，保持警惕，随时思变（辩）。

　　而在“数据新闻”这门课上，我被《卫报》的可视化报道(http：//www.theguardian.com/data)惊呆了。竟有这么多闻所未闻的可视化工具，甚至学会编程才是硬道理，新闻越来越倚仗简洁的技术增强可读性早已成为趋势，用粗制滥造的多媒体填充网站不再是潮流。

　　除了有工具在手，新闻数据化同样离不开及时更新的数据库，你要知道从何处寻找数据，如何判断真伪，依靠详尽专业的解释吸引读者。英国有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等众多数据库，从2010年开始，data.gov.uk公开了超过20000个官方数据，如想做动态地图类新闻（mapping)，亦能找到制图相对应的地理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向政府提出公开政务数据的申请。

　　但是政府在对《信息自由法案》的评审中表示，某些数据公开对国家安全问题存在潜在威胁。“may also conside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eed to maintain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and the burden of theAct on public authorities， and whether change is needed to moderate that while maintaining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不光如此，大多数群众对查看乏味的数据并不关心：生活如此操心，事不关己的时候，我只想看看八卦新闻。“Data journalism is still accessed primarily by those ’quality audiences‘who are already engaged， rather than reaching people from all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Felle，2015)。

　　我在这里接触到的数据新闻的讨论超越了技术层面，回到了记者的本职，The more data that’s available in the world，the more essential it is for somebody to make sense of it.在事件现场，总能见到爬上爬下只为抢到最佳机位的记者，很多人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和一群抱着MAC噼里啪啦的年轻记者挤在一起，握着纸笔，行云流水。

　　伦敦的新闻现场没有浓浓的鸡汤味，而是复杂而骨感的现实，它赤裸裸地折射各方利益诉求。对我们这些旁观的异乡人来说，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权、参与和见证在此时此刻被记录下来。

　　我认为，暂且不用计较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乌合之众瞎起哄，还是民主的姿态式胜利，亦或媒体的报道是否足够公正，引发的公众讨论是否有效，政府对此是否有所回应等等，改变生活的愿望和能动性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在伦敦，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从未与一个鼓励质疑、观点相互竞逐的舆论场如此接近。

　　文/黄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