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菲尔德：我为什么要打德国总理一记耳光

　　“一开始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公开基辛格的部分历史资料，但是没有什么成效，后来我才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打破公众的沉默。所以我就找一个机会，在波恩议会期间打断了基辛格的发言，大声地呼喊“纳粹，纳粹，必须辞职”，并打了他一记耳光。但是我立马就被警察抓住，当然他们当天就将我释放了。”

　　1968年11月7日，在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记者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走上讲台，给时任西德总理基辛格（原纳粹党员）一记著名的耳光，成为德国反思二战和纳粹的里程碑式象征事件。

　　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1939年生于柏林。21岁时，她在法国作为交流学生，认识了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后者的父亲丧生于纳粹时期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其后二人致力于揭露和追捕未受惩罚的纳粹案犯，成为著名的“纳粹猎手”，并因此在2015年获得德国联邦十字勋章。2015年11月份，两人的传记《记忆》在德国出版。2012年德国大选中，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作为左翼候选人参与竞选总统，当时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选的高克指责前者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有接触，克拉斯菲尔德回应说，她并不知道她的联络人有斯塔西背景，且从未受过东德的委托从事过任何工作，她一直是独立进行调查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长期追查纳粹的行动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或者说疾恶如仇是否可以从你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得到解释？

　　克拉斯菲尔德：其实那时生活中接触到纳粹的机会非常多，因为纳粹在我的理解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参与了在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纳粹分子，另一类就是之前在纳粹工作任职的人。很多人其实在二战结束后，还继续担任各种职位，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有接触。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查那些纳粹头目，有的已经逃逸到南美等地，但仍被我们揪出来了。

　　这种行动和我的个人经历关联并不大，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我21岁的时候就到法国生活了，然后结婚生子，希望能为德法之间的谅解做些工作。我丈夫很关注这类问题：比如德国二战期间占领法国，有专门负责将法国犹太人抓送到德国集中营的一些纳粹分子，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受到审判，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当时盟军跟德国有一个协议，就是曾在法国工作的纳粹要在当地受审，但是这个审判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刑事判处，根据协议的规定，这些人回到德国之后，不得对其进行二次审判。在德国，有的原纳粹分子凭借工作业绩还得到了挺高的职位，生活也非常优越，等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1971年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之后，在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组织的积极斡旋下，德国政府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内容是让这些前纳粹分子为其在法国所犯下的罪行再次面对德国法律的审判，这个补充协议最终提交德国议会审批，并获得通过。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德国议会能尽快通过这一协议，向他们施压。为此我们公布了三个主要罪犯的名字，公开了他们的档案，然后分别到这三个人的办公室外面示威游行。我们甚至还尝试绑架他们，把他们押送到法国去接受再次受审，但没有成功。我们从1971年就成立一个组织展开活动，不过一直到1979年，针对这三个人的审判才正式开始。

　　在此期间，我们率领着来自法国的朋友们一起抗议，他们都是犹太人，有的父母死于集中营，有的失去了他们的孩子，通过不断的抗议，我们引发了媒体关注，以色列开始插手此事，法国政府也向德国施压。这时德国新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承诺，尽快通过这项补充法案，直到1980年，这三名前纳粹才受到正式审判，他们当时其实身居要职，有的在柏林做律师，有的甚至还当上了市长。通过我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才促使他们最终受审。

　　记者：关于纳粹为什么会在德国兴起，已经有了很多解释，对你来说，如何理解这一历史现象？

　　克拉斯菲尔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看法，我们观察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会看到，一旦出现政治危机，往往就会有集权政府上台，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想法再被煽动起来，最终就非常危险。但是普通民众要理解这一点非常困难，因而就需要在不同时期，有一些人及早发现这种危险，给公众以警告。当然，后者往往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甚至得不到公众的理解，比如在德国和法国的大选当中，大多数人往往都会在党派之间取舍，告诫的言论时常被遮蔽。

　　记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深刻地反思历史。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对法西斯和纳粹反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知道你对此如何评价？为什么会是1968年那一代人，他们对整个的世界、政治、社会有怎样的理解？

　　克拉斯菲尔德：的确如此。对于195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纳粹是父亲、邻居和老师。父母和老师不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因此我们不了解过去。希特勒时代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课程内容范围之内。但这种对青年的教育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这样才能实现道德和国家层面上的重新开始。只有在1960年，青年们才醒悟过来。这离不开很多因素：工会、宗教组织和信奉17和18世纪传统理念的老师们的耐心工作，老师们，还有一些反对宽恕纳粹的政客，还有像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样的德国作家，他们一直保持清醒的思维，意识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受害者所经受的无比痛苦。除此之外，还有所有可以称之为反法西斯力量的人们，他们为此也做出了贡献。二战时德国的抵抗运动和处于流亡中的抵抗人士，还有1944年7月20日试图谋杀希特勒的人们以及反希特勒组织“白玫瑰”里的师生们是他们的榜样。

　　1960年代中期诞生了一代洋溢激情的年轻人，令观察者和政治学家们大为震惊。这些活跃的青年为数不多。他们当中有马克思主义革命情怀的理想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和越战，也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压迫；还有志在改革的理性主义者，想把联邦德国引向人道主义的、自由的未来。这些年轻人一方面思考过去，试图理解过去，另一方面眺望未来，这个未来何去何从取决于他们的抉择。

　　大学生运动推动了战后反思思潮的出现。在1969年，我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我们希望自己党的维利·勃兰特能够赢得总理大选。他的竞选对手就是那个有纳粹背景的基辛格。两个人物的履历极其具有象征性，代表了联邦德国的1968年，一位是把智力和能力都献给纳粹意识形态的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一位是流亡挪威抵抗这种意识形态的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前者拒斥以德国国家之名承担战败的政治和道德后果，而后者则承诺，若当选则做到这一点。在有基辛格演讲的公开场合，我总是会率领很多大学生一起去喊口号：纳粹！纳粹！必须辞职！

　　在基辛格下台之后，维利·勃兰特担任了联邦德国总理，开始积极进行二战反思，对于前纳粹他也持排斥态度，导致政治局面有了很大改观。基辛格自己具有纳粹背景，所以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做出道歉或是对二战进行反思。而维利·勃兰特在二战时期曾是坚定的抵抗分子，反纳粹斗士，他的个人经历也促使他在政治表态上非常积极。担任了总理之后，他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历史性地下跪，等于说向世界政坛宣布了德国对二战的公开道歉。勃兰特的下跪——和给总理的那一记耳光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断裂，是解放、是挑战，是重新开始。

　　1968年这一代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一群年轻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经是纳粹，他们也看到当时政坛仍有前纳粹担任要职，活跃在德国政坛。正是这一切促使这些年轻人做出一些激进的举动，提出热切的想法，关键在于，他们希望能跟父辈所代表的德国历史做一个清算，重新思考这段历史。后来在学生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暴力行为，比如说在教堂里的流血事件。

　　这一代人随着时间变迁出现了一些分化，孵化了不同的政治诉求，产生了很多组织。

　　记者：当时你生活在西德，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多少言论控制。在给基辛格耳光之前，你有没有尝试过不带有暴力特质的表达方式？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是无效的？为什么最后要诉诸一个——你自己也称为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为，尽管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其暴力性质？

　　克拉斯菲尔德：给基辛格的这一记耳光，我是早有准备的。当时我在德法青年中心工作，该机构1963年在巴黎成立。而两年前，即臭名昭著的前纳粹艾希曼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宣判并判处死刑的那一年，我来到了法国。

　　1966年，报纸上登出联邦德国新任总理基辛格的消息，他曾是巴登州州长。我的丈夫是一位历史学家，他通过大量历史档案发现基辛格在二战期间负责纳粹政治宣传，主管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二战以后，有针对纳粹高官的官方审判，比如众所周知的纽伦堡审判，也包括以色列对于纳粹官员的审判，还包括后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审判等等。但是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没有在集中营里进行对犹太人的直接屠杀，他做的工作是政治宣传，可是这毕竟也是纳粹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当时就对基辛格当选德国总理一事发出了严正抗议。作为在法国生活的德国人，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一员，希望能够做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承担起历史责任。

　　我和我丈夫详细研究了很多历史档案，也包括朋友从美国华盛顿获得的很多资料，以及来自柏林方面的很多历史档案，后来我将抗议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的一家报纸上，一家倾向于左派自由主义的报纸。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我被当时所就职的工作机构辞退了，当时记者也把我的这篇文章发给德国的很多议员，但是这些政客没有任何反应。德国国内当时公开抗议基辛格当选总理的只有两位作家：一位是君特·格拉斯，一位是海因里希·伯尔，除此之外，公众对于我们的抗议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我们当时非常想公开地表达我们的意愿，希望这个曾经的纳粹总理能够辞职。

　　一开始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公开基辛格的部分历史资料，但是没有什么成效，后来我才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打破公众的沉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加大宣传，当时媒体非常关注丑闻，所以我就找一个机会，在波恩议会期间打断了基辛格的发言，大声地呼喊“纳粹，纳粹，必须辞职”，并打了他一记耳光。但是我立马就被警察抓住，当然他们当天就将我释放了。之后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点名道姓地说我在基辛格讲话的时候打断了他，同时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基辛格的历史，他过去做了什么。这对于我们，就等于取得了一场胜利。

　　记者：你的儿子在给《记忆》写的前言中谈到，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对受害者以个人化的方式来缅怀，尊重每一个人的名字和每一个人的容颜，我想知道，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克拉斯菲尔德：前面提到，我们的努力最终使得三个战后未受惩罚的纳粹官员在科隆受审，就其中包括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他负责将在法国逮捕的很多犹太人儿童运送到集中营，包括后来下令对这些孩子实施恶刑。当时我和丈夫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官方档案。我们全部收集整理好资料以后，就找到他们家，因为家庭地址是公开的，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资料，追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可说的”。这些人就为自己辩解说，我现在是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当时只是迫不得已执行了上面的指令，只是尽工作职责而已。在他们为自己辩解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词提到受害者，提到良心的不安，甚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司法机构要咬住他们不放。在科隆审判中，有个法官很年轻，他在宣读判决的时候表示出他的深刻洞见，他说：你们这些人从年龄上来讲，可能是我的父亲，可能是我的叔叔、舅舅。你们在战争后成了一个好人，过着非常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们依旧必须为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行动都是为在战争中被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伸张正义，刚才提到的在科隆被审的这三人，他们其实获刑并不重：一个判了8年，一个判了10年，一个判了12年。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说，却是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正义终于得到伸张，这些朋友在二战中可能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孩子，这些人在战后并没有自己到德国去找这些人，实施私刑、暗杀等来报仇，他们等的是德国的司法机构替他们伸张正义。这个判决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毕竟还是伸张了正义。

　　我们也把搜集到的资料编撰成书在法国发表。我们一开始所做的工作是，希望写一本书，表现当时在法国被德国纳粹关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特别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从法国被抓去的18岁以下的人共有一万一千名，还有一些是两三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很多资料，我们希望能够确认这些人的身份，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曾经在哪个城市生活过。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比较生动地向读者展示这些被害者，不要让他们被遗忘在一个数字下面，而是呼吁人们端详这些被害人的面孔，以此让读者怀念他们。我们在书中收集了五千多张照片，这本书已经在法国出版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还原受害者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让人们以一种个体化的方式纪念他们。

　　记者：现在的德国年轻人对二战、“纳粹”这个话题或这段历史还有多大兴趣？

　　克拉斯菲尔德：现在德国仍然有很多大学生会去讨论这段历史，在德国有很多纪念碑、博物馆，特别是像柏林这样的城市，市中心就有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碑，在博物馆里也有长期展览。此外，很多历史书籍在谈论这个问题，在近20年来还出现了大量博士论文以及数千本专题书籍，谈到相关历史问题。有一个德法合作的电视台叫ARTE，它会播放很多关于二战时期的纪录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整个二战和纳粹的大屠杀都不是秘密。

　　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积极地投身于一些新的运动当中，比如说德国现在面临大量的难民涌入，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教人士，也出现了排外的极右派的端倪，但更多的年轻人是反对这种苗头的。还有一些年轻人成立新党，已经争取到了一定的选票，他们希望能够反对、扼杀这种新纳粹的偏激。

　　一些德国地区（比如原东德地区），偏激的右派分子可能会去焚烧难民营，针对难民进行一些暴力行动，就有很多年轻人自发行动起来，反对这些排外的行动。非常幸运的是，德国通过多党执政和民主社会思想的培育，年轻人反对极端分子对外国人的仇恨。从历史上我们知道，针对外国人的仇恨是特别危险的，现在的年轻人在非常努力地维护现代民主，如同当年1968年的大学生运动一样。

　　文/李礼 责任编辑/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