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电视台

　　随着制播分离的演进，制作主体多元化，引领内容领域持续繁荣的，将不只是大型卫视平台、跨产业的大公司，而是专攻细分领域的中小型公司

　　“离开体制创业累吗？当然累。”

　　电视制作人易骅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手里的咖啡已经喝了大半。这是她当天上午的第二个媒体访问，她说：“留在电视台工作，我之后20年的生活都会很舒服，但那是个被剧透的结局。”

　　到2014年，易骅已经在电视台工作了21年。这一年，易骅自深圳卫视离职，创办日月星光传媒，彻底告别体制内生活。

　　易骅先是作为湖南卫视大型活动中心副主任，担任过《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和湖南卫视各种大型晚会制作团队的负责人；后来空降深圳卫视担任节目总监，又打造出《年代秀》等节目。

　　易骅的出走不是个案。2013至今，在制播分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推动下，包括东方卫视原副总监苏晓、湖南卫视原制作人谢涤葵等在内的体制内精英，纷纷走向市场，创办自己的内容制作公司。

　　同样从湖南电视台离职的正杨映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出走后的电视人要经历创业适应期里的“九死一生”：“第一步是要面临市场考验和自我调整，那很残酷，走过不去就沉寂了。”

　　“制播分离的情况下，行业内人选择辞职创业，大家觉得遍地都是机会。”易骅对本刊记者说，“但最后你会发现，做好内容才是唯一的机会。”

　　改革中的个人命运，也是观察改革效果的窗口。

　　瓶颈与选择

　　易骅时常想起自己住在长沙金鹰小区的日子。作为宿舍区，那是湖南广电系统精英人才的聚居地。

　　然而，在湖南卫视奠定了江湖地位之后，金鹰小区舒服安稳的日子令她有些不安。她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寻找下一个目标。

　　电视精英的跳槽和逃离体制，往往是为寻找事业的突破口和更大的创作空间。否则，作为内容生产者，有人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下降，最终被市场淘汰。

　　“做大型节目时，台下领导为你把关，最好的资源协助你，在大平台的依托下，你不知道自己能力是真还是假。”易骅回忆。

　　易骅对于自己的第一次验证，仍是在体制内。2014年，应深圳广电集团时任总裁王茂亮的邀请，她前往深圳。那之后，她的下属们也纷纷前往，一起重新打拼一个天地。

　　2016年2月从浙江卫视离职的制片人岑俊义，选择了独自创业。作为《奔跑吧！兄弟》原总导演，在他创业之初就得到了资本方亿元规模的战略投资。

　　杨力对《瞭望东方周刊》坦言，很多走出电视台的制作人，是“裸奔”出走，背后没有资本方、手上也没有项目，他们或面临升职与薪资的天花板，或在业务上有更大野心，于是选择了离开。

　　1999年到2003年，中国的电视行业曾迎来第一次制播分离浪潮。彼时通过电视剧制播分离的初步实现，出现了最早的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

　　2009年后，以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为代表，传统电视台开始新一轮制播分离试验。这为制作公司的兴起敞开了大门。

　　由此，全行业人员流动开始频繁。聚焦至个体，每个电视人的离职都有各自原因。但从大背景来看，这与制播分离密切相关。

　　所谓“制播分离”，诞生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

　　内容制作与播出渠道，是电视台的两大传统业务。将内容制作剥离而出，其目的是在观众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用竞争来鼓励精品内容的产出。

　　同时，行业市场化趋势下，传统体制对人才吸引力减弱。有些人在电视台工作10年，职位也不会发生改变，要求高、薪资低和发挥空间小，使体制内的电视精英开始重新审视职业的未来。

　　说到底，制播分离，给内容生产者提供了新的空间。

　　“人才流动已经在业界成为常态，只有流动才有活力。”浙江卫视总监王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手艺与效益

　　曾就职于多家电视台，米未传媒创始人兼CEO马东马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牌理出牌，把输赢交给命运。”

　　创业电视人手中的底牌，就是在广电系统中工作多年所磨练的内容制作的手艺。

　　岑俊义此前就对媒体表示，自己几乎担当过节目制作的所有岗位，这为创业带来的好处就是他对内容的把握更扎实。

　　杨力概括电视台工作经验为团队带来的优势：“第一，你对所有的工种都有涉猎。第二，团队对整个流程非常清楚。第三，对收视率和观众的心理架构较为了解。”

　　不过，体制外市场上的牌理，他们要重新学习。市场化背景之下，面临着机遇、风险与诱惑，如何完成身份转换与心态调整，对每个出走的电视人来说都是挑战。

　　以往在电视台工作时，大平台的资源与资金成为内容制作者背后的加持。背靠大树，他们可以专心钻研创作。“单做节目的人其实很笨，不懂经营，也不懂商业，脑袋里只有做节目。”杨力对本刊记者说。

　　杨力带领团队第一次担当节目承制方时，她和甲方讨论得“一塌糊涂”。杨力纠结着节目质量，但甲方目的非常明确——成本必须控制。

　　易骅坦言，自己常为内容不计成本，她和纯粹的生意人在目标和专长上都不一样：“我对好内容的敏感度足够，跟客户的沟通足够，经常会做出生意人不会做的选择和判断。我的规则是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内容做最好，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较快适应新身份的电视人很可能面对资本的追逐。杨力表示，这种诱惑会影响出走后电视人的心态，导致迷失方向，她将那种状态概括为“飘”：“适应是第一关，保持初心是第二关。”

　　有些创业者为了快速冲击业绩，将手中的一些项目委托给外包制作团队，甚至彻底解散了自己的内容制作队伍，只关心商业经营。

　　2015年，制作过《冲上云霄》的正杨映像已经开始在市场上确立自己的位置。资本方找到杨力，为公司估值，并表达了投资意愿。

　　“（制作公司）很容易跟着资本方思路走，但他们不会管你创作，这本身无可厚非，资本方都会要求利益最大化。”杨力对本刊记者说，“内容制作者不能忘了自己是手艺人，手上的活儿生了，你就不值钱了。我们一开始都会迷惑，吃过一点亏就会明白自己真正的价值何在，回到本质去。”

　　试错的勇气

　　2016年4月，易骅团队制作的户外竞技明星真人秀《非凡搭档》在江苏卫视开播。她一直在欧洲录制现场和发烫的机房之间奔波。

　　对电视制作人来说，收视率就是最基本的考核，爆款节目都有高收视。在易骅看来，节目成为爆款，内容质量占40%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占60%。竞争时段、竞争对手和社会热点都会影响那60%，内容制作团队的任务就是将内容做到极致，为那60%创造更多条件。

　　当初，易骅在深圳卫视做的第一档节目并未取得很好效果，领导说“下一次再来”。“在创业公司不一样，有时候就会觉得没有下一次。”

　　激烈竞争中，为了向投资方和平台提交一张合格的收视成绩单，内容制作公司难免失去了试错的勇气，而请明星、做娱乐效果往往能为收视保底——这也是同质化的明星真人秀泛滥的原因。

　　杨力对本刊记者说：“这就如同出了一款好看的衣服，马上就有模仿的同款，拼命地减价格，本来值200元的衣服，同款一出值99元，肯定是越来越难做。”

　　虽然如今国内真人秀如火如荼，但无论是《奔跑吧！兄弟》还是易骅此前制作的《极速前进》，都是引进国外现有电视节目版权的模式，并向外方支付版权费用。易骅认为，观众终究会倦怠，内容制作公司必须有做原创内容的勇气。

　　在戛纳电视节上，国内的内容制作公司和卫视平台往往都会进行引进版权的选择。像易骅日月星光传媒这样的新公司，通常并不具备争夺版权的优势，因为版权方会希望提前知晓播出平台，否则，制作公司就要提供更高的价格。

　　这也逼迫易骅们在原创内容上做出更多努力。

　　易骅希望未来的环境和创作者都能够容忍一定的失败率，“抱着试着玩一下的状态，思想解放开来，或许会更容易出好的内容”。

　　跨界整合的考验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活跃的电视内容制作公司中，90%以上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精英创业而成，或由从电视台离职的高管担任CEO。

　　例如，湖南卫视节目中心原副主任杨晖辞职后创立唯众传媒，东方卫视原总监田明加盟了星空华文传媒，江苏卫视原副总监龚立波创建了大道行知文化传媒。

　　这些电视精英往往会从大平台资源整合和管理经验中汲取养分。苏晓离开东方卫视和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后，成立了柠萌影业，也带出在SMG有过高管经历的周元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

　　周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拥有大平台管理经验可以让团队更有格局意识，包括对行业纵深的理解和资源整合能力，优秀内容都是在优秀管理与整合的基础上诞生的。”

　　随着制播分离的演进，制作主体多元化，引领内容领域持续繁荣的，将不只是大型卫视平台、跨产业的大公司，而是专攻细分领域的中小型公司。

　　大型集团与中小型公司之间会构成彼此竞争合作的关系，这样的生态链中，依靠资源整合能力，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团队进行联合作战将是常态。

　　背后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对制作方还是赞助商，依靠内容进行广告推广的商业模式，都显得过于单一。

　　对制作公司来说，整合资源打造内容衍生子产品，营造更多元的盈利渠道是更好的选择。2015年《冲上云霄》播出后，节目赞助商推出了节目同款的一日飞行体验项目。杨力透露说，这款旅游产品的线下收益甚至超过了线上收益。

　　在播出渠道上，多元化也已成趋势。高互动的网络视频平台与直播秀场兴起，互联网成为制作公司新的进军方向。

　　易骅表示，高互动是网络直播吸引制作公司的创新点，不过她也认为：“在传统媒体里做太久，有时会有一些固定思维和套路，会陷入经验主义的危险。”

　　杨力认为，“一日三千里”的行业变化，要求内容生产者除了考虑节目的内容、环节和主题之外，也要迅速了解网络视频制作流程、适应新技术的嫁接方式。同时，互联网元素与热点也要融入进来。

　　更根本的问题是，电视节目注重大众文化的输出，网络则是多元文化的秀场。内容生产者要从电视思维中转变过来，找准受众群体，对观众需求进行精确的洞察、快速的反应。

　　周元对本刊记者说，无论观众是在手机屏幕前，还是电视屏幕前，最终都在要求高质内容。“这是一个草原赛马的状态，各种团队和资金在逐鹿。同时，也会是一个制作业心态再平衡的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刘佳璇/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