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拿什么保护你

　　遗址不保护下来就没有展示可言

　　赵益被任命为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是在2015年的圣诞节。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他，此前的7年时间是“在现代城市里搞城市规划、市政建设”。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原以为“副职”就是“下乡开会，喝酒先醉”，可自打来到此地，“我觉得这个遗址很重要，要先把42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和周边的整体风貌保护下来。”

　　虽然对于以后如何展示利用，赵益还没有理清思路，但首先“不能让它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遗址不保护下来就没有展示可言。”

　　赵益走在通往石峁遗址东门址的栈道上，眉头始终难以舒展开来。

　　抵抗自然的侵蚀

　　石峁遗址东门址的城墙四周是光秃的土坡，此前为保护还未被详细勘探过的地下文物。2016年起，柠条、苜蓿等根深达0.5~1米的植物被逐步清除，裸露的黄土一刮风漫天黄沙，“啥也看不见了。”赵益说。

　　光是遗址上插着的石峁遗址考古队的旗子，1年至少两次被风撕裂。

　　在遗址区走过若干遍后，赵益发现了地椒草——蓝紫色小花成丛，长相委婉，花香浅淡，耐旱适种，最重要的是根系最深仅20厘米，既能护住地表，又不至于破坏更深层次的地下文物。

　　惊喜之余，却没有育苗，买不到种子。他便发动十来个老百姓，在遗址周围拉着牛车四处寻地椒草，花了十几天的工夫，终于从荒山野坡里挖回了近1000平方米，想通过这种方法找到当地适生的浅根植被。

　　这只是石峁遗址保护工作的小小一隅。

　　常年暴晒、极寒天气、暴雨、毛细水、各种化学性腐蚀，几年观测下来，石峁遗址土质悄然改变，尤其是冬天。

　　每年冬天，都要对石峁遗址采取临时保护——地膜覆盖后再加盖草帘子，生怕雪水渗入，因为第二年夏天冰雪冻融，黄土马上剥离。同时还面临暴雨冲刷的危险，一场暴雨冲出一条沟，东门址西面的沟壑便是如此形成。

　　如何保护让大家头疼得很。2012年，主管县长急三火四带队外出考察两次，走到内蒙古元上都遗址时，发现了“最新科技”气模大棚，用部分混凝土筑基，石方块搭起基子，其上钢索拉引成棚，抗风抗雨，使用寿命50年以上。

　　“都是用的高科技的东西，比秦始皇兵马俑好得多，解决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紫外线照射强对遗址本体破坏大的问题。”神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屈凤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神木县立刻准备方案，欲拨款4500万元“试试这个工程”。动工之际，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赴石峁遗址调研，“感觉遗址很震撼，然而我们把建设的工程一汇报，不行。”

　　立刻叫停的原因是，“东门址是制高点上的一个孤立的外城，气模大棚突然建在整个黄土高原上面，很现代，对整个石峁的整体风貌环境都是有影响的。”屈凤鸣说。

　　争执不下，于是大家决定出去看看。

　　2015年，石峁遗址考古队去过秘鲁的马丘比丘。马丘比丘遗址就裸展于山顶崖巅，“对于墙体的加固和修复很先进，比如留下的古墙只有三四十公分高，但通过修复可以盖到2米多高，甚至盖上屋顶，对于中国考古来说非常大胆，但也是启发。”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也是我们下定决心让外城东门裸展的原因。”

　　“我们以前老怕修复的尺度拿捏不好而被批评，但是你看石峁到现在已经非常保守了，大部分没有做过修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墙在一天天风化，雨水一天天强力渗入，墙一天天倾斜、坍塌。”邵晶说。

　　更让大家紧张的，是人

　　2015年，《平凡的世界》的开播，让作为取景拍摄地的高家堡古镇一夜成名。而高家堡为石峁遗址分流了至少三分之一游客。

　　屈凤鸣时任石峁文管所主任，在考古现场值班的他从简易办公室走出，向山下望去，陡然紧张起来，“游客上山必须坐车，3天下来五六万人，车从山顶排到山下。这把县委、县政府搞得太被动了。”

　　除了东门址本身的讲解员以外，县里又紧急抽调义务讲解员，共计10人。讲解员分流游客，引导其沿环形游览线路行进，不许回头走。

　　对于游客带来的影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摊了摊手，“石峁的陶片原来满地都可以捡到，我们现在已经捡不到了。”

　　正说着，城墙另一头有参观人员撇开栈道，踏着土石往城墙上走，邵晶立马慌了：“小心塌下来！”他忙不迭地冲过去制止，“4000年前走的路，踩着都心疼。”

　　“现在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孙周勇说，“一般公众可以在护栏外面看。兵马俑的发掘现场，现在除非国家重大接待才可以下到坑里头，我们这儿和那个是一回事儿。”

　　“我们积极和各方面协调，能不能真正搞成一个接近于欧美、日本的先进展示。”邵晶设想了很多方式，比如借鉴日本，穿着和服去参观古遗址可以免门票，通过各种活动宣传自己的文明；或网上答题，若能答对3道有关石峁的科普题，就会受到热情接待。

　　邵晶希望找到更有组织的方式，提升公众考古的兴趣，而不是“简简单单地门儿敞开了”。

　　“还没到热闹的时候，该热闹的时候再热闹。”孙周勇说。

　　修坟，盖房，栽树苗

　　“新闻满天飞，获了这么多奖，一会儿又说是黄帝都邑什么的。”孙周勇告诉本刊记者，当地老百姓一听这些新闻，比外来人更兴奋，可能才迁居此处两代，立刻纷纷回村“寻祖”。

　　“2012年一听说石峁遗址开发，要搬迁赔款，石峁村突然冒出来3000多人。”邵晶说。

　　为获高价征地款，回乡队伍热火朝天开始做3件事：修坟墓，盖新房，栽树苗。

　　赵益甚至对塬上的坟地有了清晰的归类总结：有在自家坟地打砖石结构墓穴的，或者直接堆起个土堆，也有在空地上栽一圈花岗岩柱子圈坟的，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是4个拐角撂下几块大石头，“这就是我家的坟地。”

　　车盘着山崖而上，山坡上目之所及的那些新窑洞，簇新的灰白和黄土青草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当然我们也理解，老百姓祖祖辈辈就在这儿生长、生活，老窑洞如果真是快塌了，让他继续住却不让他维修，哪天出了事情怎么办？命是他的，不让修，就跟你对命。”赵益说。

　　虽为考古工作人员，邵晶也满腔热血地投入和村民的沟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榆林市人大关于石峁遗址保护的各种文件、神木县关于石峁遗址的管理通告，讲道理，来来回回开了不下10次会议。”

　　然而，“仅靠文物法是管不住这些行动的。”邵晶说，“我们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管理处和考古队工作人员成了当地‘最坏’的十几个人，给老百姓带来的是限制、束缚。”赵益很无奈。

　　为了得到更多的征地款，黄土塬上的农民把树苗栽得很密。原本一亩地可栽四五十株杏树苗子，现在甚至栽到几十倍。“杏树的垂直根系非常发达，一年以后根系能钻到半米多深，对地下文物破坏非常严重。”赵益说。

　　此前，“这类问题找不到法律依据，面临很大压力。”为此，陕西省人大积极推进《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草案》，“有法律的保护才有底气。”邵晶说。

　　当然，大家都有各自的委屈。

　　2016年6月23日，省人大常委会一行前来调研石峁遗址保护现状，并征询意见建议。

　　“有些事根本说不通。”村书记作为群众代表坐在官员对面提意见，“污染太大，车辆流量太大，我们村原来总共才一二百人，现在人流量一天就过几百。”

　　“老百姓写了一条条‘声讨’我们。”石峁高家堡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副组长项世荣哭笑不得，“诸如尘土把他们的庄稼产量降低了，修路把他们的耕地占用了，不让他们种这种那，收入减少了。”

　　各方管理者研究再三，做出了《关于推进石峁遗址公园建设的一揽子实施方案》，其中有这样的设想：各个山头统一种植，既满足地下遗址保护，五颜六色的植被协调统一，又能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或美院师生。同时山上农民向山下高家堡转移，在石峁村等兴建服务点，老百姓能就近买卖农产品。

　　2014年，高家堡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机会大好，高家堡如愿“顺利推了出去”。

　　石峁征地有限制，最多控制在500亩左右，其余全部为临时征占。“高家堡除了古城不能动以外，古城周围可以作为大的服务基地服务山上的遗址。”项世荣对《瞭望东方周刊》算了一笔账：现在高家堡的游客量每年近30万，高峰期一天是两三万，需要各类服务人员500~700人。高家堡人不够，周边的农民手艺人可加入服务大局。

　　“只要石峁火起来，他们的生活出路没有任何问题。”他说。

　　抱着个金饭碗要饭

　　“要真正开展好遗址保护和宣传工作，必须转变思想。”邵晶清晰地记得，有一年神木县委召开的一次协调会上，讨论石峁遗址的保护，当时有一位官员说，“石峁考古发掘的事情，是省上专门的项目，让人家发掘去，咱们不用管，也管不了。”邵晶听了五味杂陈。

　　“要逐渐沟通，传达文物遗产保护的理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高江涛说。

　　他举了陶寺遗址内修路的例子。自中梁村牌坊一路向南至观象台，柏油路宽阔，可这并非一个科学的选择。“哪一个遗址区都不能铺柏油路的，多深的地基啊，修了路就不可逆了，等于把这儿破坏了。”高江涛说，“而且和周围的古环境不协调，带点土味儿的石子路更合适。”

　　如今，让他欣慰的是，“思想扭过来了就好弄了，相关部门主动修砂石路了。”

　　然而，自上而下让大家意识到超级古都保护的重要性，始终任重而道远。

　　高江涛积极投身陶寺遗址的考古公众化，以他的设想，让大众对古都有所认知要“先从孩子们抓起”。

　　在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和临汾五中，他参与的一个公益性活动请来了一众圈内顶级专家，从陶寺龙盘讲到中国人为何是龙的传人，再讲到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如何应用、全国中学考古社团的游学活动，孩子们在下面听得眼睛发亮，原定40分钟的活动最后延长至将近5个小时。

　　此前，在场的整个高一学生中，只有零星几人听过“陶寺”的名字。

　　“既然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那你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豪吧。”高江涛的一席话，赢得台下掌声一片。

　　“有一句话是‘没文化真可怕’，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你有文化但不自知。”高江涛说，“他们没反应过来，抱着个金饭碗要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山西临汾 陕西神木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