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同记忆：一幢楼与一个人

　　“武康大楼第一代是外国人，都走掉了，第二代人基本都过世了，我们是第三代”

　　“看，那不是熨斗大厦吗！”第一次看到武康大楼时，美国人亚当不禁脱口而出。

　　熨斗大厦位于纽约曼哈顿岛第五大道175号，坐落在23街、百老汇大道和第五大道交叉的一个三角形的街区上。武康大楼，却是位于上海武康路和淮海中路相交的三角地带。两者都呈三角形，外观很相似。

　　武康大楼始建于1924年，由万国储蓄会斥资兴建、旅居上海的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这座建筑外形独特，远远望去宛如一艘大轮船。

　　大楼属万国储蓄会时名为I.S.S公寓；抗战胜利后改称诺曼底公寓；1949年解放后更名为武康大楼。

　　2007年，亚当和妻子张霞搬进了武康大楼。他们，也见证了近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迎来送往的一瞬。

　　2015年6月，著名作家陈丹燕及原文新报业集团社长陈保平领衔的专家团队，正式开始了武康大楼口述历史的工作。

　　一年后，武康大楼的居民口述史纪录片完成。

　　不仅仅是简单苍白的保护

　　为什么会想到做社区居民口述史？

　　陈保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初是基于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历史保护”概念的认识，“如果只有保护区的物理空间，或者挂几块名人居住的牌子，就算‘保护历史’，是不是过于简单苍白？”

　　在他看来，那些长期居住在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居民，才是历史的见证人。这些居民的历史与凝固的建筑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

　　基于这一认识，作为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驻会委员的陈保平，在2015年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在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记录街区居民口述史的建议》。不久后，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代表政府部门作了书面答复，并就此作了部署。

　　武康大楼所在的上海徐汇区湖南路街道，地处徐汇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

　　南起淮海中路、北至华山路的武康路，全长仅一公里多，两旁却有不少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唐绍仪、黄兴、陈果夫、陈立夫、巴金、郑振铎、李石曾、周璇等名人都在此居住过。

　　武康路40弄内是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群，其中1号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昭仪的住宅。

　　99号是一幢独立的英国乡村别墅，主人曾是正广和洋行老板马格利格。

　　113号曾是苏联驻上海商务代表处，解放后巴金居住于此。

　　390号原为意大利人建造的领事府邸，临近的393号是黄兴府邸。

　　武康大楼昔日的住户们，也是名人荟萃，赵丹、秦怡、吴茵、孙道临、郑君里、王文娟等文艺界人士都曾在这里居住。

　　吴明轩是1950年搬进武康大楼的住户，他还记得，当时的武康大楼是周围为数不多的高楼，又是从机场到市区的必经之地。每逢有外宾来访，居委会都会提前通知他们，居民会站到窗前，打开窗户欢迎客人。

　　后来，因为在欢迎时发生过高空坠物，遂被禁止开窗。再后来，欢迎仪式也取消了。

　　在原湖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侃眼中，作为一个百年社区，并且是一个以生活居住为主的稳定社区，湖南路街道可以折射中国近百年来的政治、历史，包括经济的变迁，“我们理当留存这个百年社区的记忆”。

　　陈丹燕选择湖南路街道作为居民口述史的尝试，不仅因为它是历史风貌区，也是因为她长期居住在这里，对这里熟悉并怀有感情。

　　2015年3月，湖南路街道围绕“一幢建筑（武康大楼）、一所单位（上海交响乐团）、一条马路（安福路）、一条弄堂（复兴西路44弄玫瑰别墅）、一个家族（张乐平）、一位名人（施平）、”等六个“一”的“口述历史”项目正式立项。

　　历经三代居民，身份多种多样

　　武康大楼，现有139户居民。

　　这些居民中，既有一解放就入住的，也有刚搬进来不久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如今，大楼里的居民身份多样，房屋性质也不尽相同。

　　80多年前，武康大楼竣工后的第一代住户基本上是外国人。

　　根据1937年字林洋行出版的《中国行名录》中上海街道指南栏目里的记录，当时居住于此的，有嘉第火油物业公司的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西门子上海公司经理等一大批洋行、外商的高级职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居住在上海的英、美、法侨民要么被日军关入集中营，要么被遣送出境。至1945年前，武康大楼的入住率只剩下三分之一。

　　解放后，武康大楼收为国有，房屋由单位进行分配。

　　陈保平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后住在武康大楼里面的人，既有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也有在革命年代有贡献的军人，还有一些企业家。

　　1950年搬进武康大楼的吴明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是随父母一起搬进武康大楼的，最初还可以见到一些外国邻居，慢慢地这些人就都走光了。

　　“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武康大楼的住户是最稳定的，基本没有什么变动。”陈保平说。

　　改革开放后，房屋可以自由买卖，武康大楼的流动性开始变大。房屋的产权性质也从解放后单一的单位分配的租赁房，变成有租赁房也有产权房。外国人也开始重新回到武康大楼。

　　亚当说，住在老公寓里，会对生活怀有浪漫的想法。“如果不住在有上海特色的地方，那我们就用不着住在上海了。”

　　据陈保平介绍，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分为主楼、副楼、汽车间。现在，居住性质、居民身份多种多样。为了保证口述史的完整性，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团队下了一番功夫。

　　经过与武康居委会商量，他们确定了12人为口述史采访对象，基本涵盖了以上不同的特点。

　　武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柏祖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初对于口述史到底应该怎么做，他们一头雾水，居民对此也不是很清楚。

　　2015年6月，武康居委会召开了一场座谈会，项目组的专家对口述史的意义、操作办法进行解释后，参会的秦忠明成为第一位参与口述的居民。

　　1967年搬入武康大楼的秦忠明回忆说，“武康大楼第一代是外国人，都走掉了，第二代人基本都过世了，我们是第三代。”

　　寻找共同记忆

　　在口述史前期筹备时，专家组一直在思考，居民口述史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如果每个人的口述没有主旨，无轨电车乱开，那就容易碎片化。”陈保平说。

　　为了找到有共同记忆的契入点，最终武康大楼口述史确定为一幢楼与一个人的关系，不同时代许多人对这幢楼的回忆，这就是口述史的“轨”。

　　陈保平说，口述史看重个人诉说中属于集体共同的记忆，武康大楼口述要点主要有两条：一是口述者与这幢楼以及与其作为保护建筑的关系；二是生活在这幢楼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以及哪些是不变的东西。

　　口述者大都谈到，武康大楼作为保护建筑在管理方面的成绩和问题。

　　几次大的改动和修整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比如，解放后室内暖气装置的拆除，世博会期间外墙面的洗刷以及空调架的统一装配等。

　　武康大楼在交付使用时，统一采用集中供暖。1954年搬入武康大楼的林江鸿还记得，当时每家每户都有暖气片，甚至走廊里也有。吴明轩也回忆，在搬进来的最初两三年，每到冬天，是有暖气的。

　　解放初期，中国既面临着工业生产能源紧张的问题，又存在人们住房困难的实际情况，武康大楼的统一供暖被认为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于是，集中供暖便取消了，暖气片也在后来的大修中统一被拆除。

　　除了暖气片，还有很多细节存留在老居民的共同记忆里。林江鸿提到，当时窗框上全有一层毛毡，关窗时候没有声音。有的户型厨房比较大，会配备烫衣板，“每家都有百叶窗”。

　　吴明轩也记得，卫生间的门把手，里外不同，里面是玻璃的，外面是铜的。每家都配有烤箱。电梯需要专人操作。家里的实木地板，每隔两三个月房管局都会派人上门打蜡，一般是三个人一组，先打磨，后打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再后来取消了上门服务，改成每户自己领蜡。

　　无论是暖气片，还是窗框上的毛毡，或是烫衣板，这些东西有的在武康大楼三次大修中消失，有的在各家的装修中逝去。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对武康大楼特殊的感情始终未变。

　　刘瑞璐是2006年搬进武康大楼的。令她感到遗憾的，是一根铁栏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武康大楼的副楼须全部新装统一的铝合金门窗。当时每户人家都有一根铁栏杆，且是实心的。刘瑞璐开始并不愿意拆掉铁栏杆，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当时没有把铁栏杆保存下来装到其他地方，对此她很是遗憾。现在的武康路上，有幢房子还有跟她家原来一样的栏杆，每每经过那里，她都会想到自己的遗憾。

　　留住“老样子”

　　1994年，武康大楼入选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柏祖芳说，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完成之后，他们要在大楼的大厅放置一台电视，专门播放纪录片，但有居民提醒说，“绝对不能打洞，不能破坏原有的建筑”。

　　住在这里的居民，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在提升。

　　给陈保平、柏祖芳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56年搬入武康大楼的周炳揆。

　　周家是陈保平他们看到的“老样子”保留得相当好的一户。陈保平透露，周的父亲是搞规划的，受其影响，周炳揆在历史保护方面很早就有这个意识。

　　2000年，周炳揆要将家里重新装修，当时请了好几个装修队提供方案。其中有一个装修队跟周炳揆说，要把墙全部敲掉，把房子重新组合分割。周炳揆告诉装修队，“你什么都不要动，按原来的装。”

　　在周炳揆看来，武康大楼虽然是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房子，但在观念上一点都不落后。它其实已经把现代生活中需要的一些问题考虑进去了，房屋中不仅有保姆间，还有两小间储藏室。

　　现在的武康大楼里，很多人家为了安装中央空调牺牲层高进行吊顶，但周炳揆对此坚决反对。他是武康大楼仅有的仍在使用窗式空调的人，“我坚持不拆这个窗式空调，它的结构简单，不会破坏房屋结构。”

　　周炳揆还在使用原有的百叶窗。他甚至还将别人家丢弃的百叶窗捡回几根，以便自家的百叶坏掉时更换。

　　武康大楼物业经理杨寄强说，武康大楼的保护力度在逐年加强，但是有些老东西损坏之后就没有办法恢复了。

　　前几年，武康大楼底楼报箱下面的水管爆裂，为了修理水管，只能把磨石子敲掉，但是磨石子要配以前的颜色很困难。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样，这里的住户、画家秦忠明用画笔描色，进行了修补。

　　真实与虚构交织

　　“孔二小姐出现在武康大楼时身穿皮夹克，腰挎手枪，很是威风。”

　　陈保平说，有两位口述者都提到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曾住过武康大楼，老一辈的居民甚至看到她来过。

　　武康大楼对面的淮海路1843号，是宋庆龄故居。多位口述者提到，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看到宋庆龄和他们一样，也在花园养鸡，并且每天有人去收鸡蛋。

　　在做口述史时，陈保平的主要困惑之一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怎么能证明口述者说的都是真的呢？有些内容是口述者听已逝者所言，并非亲眼所见。如果要证明这个事实，还需要再去翻查资料，进一步采访证实。

　　“人总是带着情感回忆过去的，记忆也会筛选、粉饰，有时可能夸大了某些事情，有时也可能隐去了某些东西，如何甄别？”陈保平说。

　　武康大楼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出来后，有居民对其中某些内容有异议，找到项目组。有的居民说，他搬进武康大楼的缘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对于居民提出的不同版本，陈保平认为，口述者的矛盾述说，也是口述史的一个特点。矛盾述说要如实告诉公众，让公众自己去判断。

　　武康大楼虽然只是上海城市中的微小一点，但在陈保平看来，它和上海曾作为半殖民地、反殖民地的历史，特别是上海融入世界、步入现代化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武康大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百年变迁。而如今，正如陈丹燕所写的那样，“珍视自己街区的风景渐渐成为上海许多人的共同感情。”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明轩为化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卓琦/上海报道